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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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中国广播之父——刘瀚传》第二次修订稿竣事了。自己感觉写得很辛苦，如果从1981年搜集刘瀚先生相关材料算起，哩哩啦啦，断断续续，到现在已届二十五个年头了。时间的确太漫长了，除了备尝个中滋味以外，就是自叹脑太笨，手太拙了。
中国广播之父——刘瀚先生开中国广播事业之先河，是划分我国广播事业有与无界限的人，是创建一种化肇端纪元的人，是发扬一种奋起自强优良作风的人，是铸就一代辉煌伟绩的人。把他的人生足迹勾画出来，对于了解中国广播的历史，了解中国广播化的发展，了解中国广播人造福国家、民族、社会的情怀，显然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刘瀚先生创建中国广播，与世界广播发展同步，与发达国家广播发展齐肩，使全新的声音化惠临国人，他的事迹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应为国人记住，为后人记住，为广播人记住。
撰写刘瀚先生传，对我来说很艰难。
第一，刘瀚先生一生业绩丰厚，其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事实。
他生于1889年，故于1941年，享年52岁，很充实地生活了半个世纪。
这一时段，正值清末和民国时期。而民国时期里面，他经历了三个阶段——北洋政府阶段、国民党表面统一阶段和抗日战争的艰苦阶段，正值时局动荡，民族危机。刘瀚先生生活地域广阔，华北、东北、华东、西北，大半个中国都有他的足迹。在这个山河破碎，外敌入侵的时空里，刘瀚从事过电信、教育、广播、新闻各种职业，创造过勋绩，受到过表彰，获得过奖励，经历过人生的辉煌。时局、社会、职业、家庭诸般错综复杂的因素构成了刘瀚先生许多绚丽的生命图景，对此领略、把握、描画就是难题。
第二，史料珍稀。刘瀚先生1941年去世，况且生前很长时间一人独处，这就让人无从得到他本人直接口述的史料、史事，也无法进行补偿。关于他的口述史料主要来自刘瀚先生的亲弟弟刘准先生和他的长子刘宗唐先生。刘准先生与刘宗唐先生都天赐高寿，记忆清楚，提供了相当的史料。此外还有刘瀚先生的三子媳吕振家女士从婆婆冯慕勤转述中，传留下来一些史料。刘瀚的同仁陈宝珊、李淑玲、塔玛拉、韩庆昌(亦称韩迭声、韩铁声)在世时，接受采访，留下了不少口述史料。间接的口述史料是哈尔滨工业大学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也是刘宗唐先生的同学高诚儒、于开泉、任震英、秦亚雄(秦患病语言有障碍)等，他们接受采访，提供了一定的口述史料。还有20年代的听众、97岁的方末艾先生，已故的边永禄先生也接受采访，留下若干口述史料。字史料主要来自档案史料、报刊史料、书籍专著史料。照片史料，除广泛搜集相关历史照片外，主要来自陈宝珊先生珍藏的相册，十分珍贵。史料珍稀，用后所余无多，让人担心会有尚未发掘的史料深藏。
第三，面临辨别和触角四伸。采访获得的口述材料，由于它们是储存在口述记忆中的史料，可能有两面性：一面是具体、生动、形象、容易再现历史的某些场面和侧面；另一面是由于种种外因作用而出现记忆移位、移时等不准确的现象。这就需要多人口述材料，互相印证或与相关字、实物材料互证。还有一种情形是被采访者写的一些回忆材料，作者同时声明“仅供参考”，或者先写了材料，随后又写来“更正”材料。对于这种情况就更需要辨别，需要多种材料印证。这类材料，后经许多字材料参证，才确定下来。在采访、搜集的材料中，牵涉到许多时代的、事件的、知识的、人物的问题，是我不熟悉的、不懂的、不知的。这就使我的触角伸向这些相关方面。比如，材料说刘瀚先生毕业于交通传习所，而我对交通传习所全然不知，于是得把这所学校弄清楚。材料说刘瀚先生改革双用机为广播发射机，我对这机器的来龙去脉不清楚，于是得把中国早期无线电话机的情形弄清楚。材料说刘瀚先生得到朱庆澜将军的支持创建了第一座广播电台，于是得把朱庆澜将军在哈尔滨时期的情况弄清楚。材料说秦素投入抗日洪流，对于刘瀚先生去投“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去找吉鸿昌将军准备投身抗日影响很大，于是就得把相应的情况都搞清楚。而相应情况材料的获得和审视，也不是顺手拈来的，同样也得一点一滴地去寻找，去积累，去辨识。
第四，刘瀚先生的某些重要经历，关系重大，需要特别考察清楚。比如，刘瀚先生是与**人合作创建“哈尔滨通信社”的第一位广播人；“哈尔滨通信社”也是中国**通过合作利用无线电通信的第一个新闻通信社，事件是很重要的。牵涉此事件的主要当事人是韩铁声先生。现有资料包括他在不同场合的发言记录，他自己写的章，根据他提供的资料整理撰写的章，以及**中央献、档案材料、报刊资料、
专著记载等20余种。为此我曾两次采访韩先生。韩铁声先生告诉我他与刘瀚是老乡，1922年就常打交道。他说1925年元旦去会刘瀚，刘瀚正去转角楼张罗开播，韩虽然见过广播的机器，但不懂广播的装置，也不知道内部详情。当问及办通信社时，韩先生让我看他写过的章，不愿接受我的刨根问底的采访，有些情况欲言又止，最后说：“我没有说刘瀚的许多好话，我也不能说刘瀚的坏话。”再问，他就闭口不讲了。后来，我把搜集来的各种材料对比考辨，发现韩先生自己的章(含发言)彼此歧异，不合事理的地方很多。于是感到应以《**中央件选集》中的相关资料以及1925年报纸上的刊载为依据，辨析韩先生的材料。从中发现韩先生回避他被《哈尔滨晨光》报社“赶”出来的原因，他不讲与哈尔滨商会签有合同，更不讲与哈尔滨电台签有合同的事实。韩先生不讲自己违背合同，不讲由于陈为人、李震瀛离哈，已无翻译无线电外电稿的能力和采访供应哈尔滨本埠新闻的能力，造成了合作不了了之的实情。这样，就使人看清了刘瀚先生与**人合作的原貌了。再如，刘瀚离开哈尔滨广播电台，是刘瀚先生人生道路的一个重大转折。而口述史料对此有“东北人排挤关里人”之说，有原因不清的“无任命”说等一些说法。这些说法一时无从考核。从事理上说，刘瀚开创了中国广播事业，他依然钟情于广播事业，心系广播事业，广播有他的人生辉煌，他不会愿意离开广播，然而，离开哈尔滨是事实。如果以辽宁电政人员大变换为参照，哈尔滨这里并没有所谓“排挤关里人”的“关外人”。如果说辽宁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被裁撤，是因张宣等人“把持贪污”，而哈尔滨这里并没有多少类似的相关的材料。假如从照片《哈尔滨无线电台全体同人欢送刘台长、宋主任及离台同人摄影纪念》看，“解职”被“欢送”，岂不是莫大的讽刺，而被解职的人还接受这种欢送，在事理逻辑上似乎说不通，个中情形似乎是个谜。后来我决心大撒网，遍查当时的报纸，终于弄清这是东北电政当局在张学良执掌大权后实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人员大换血政策的结果。“刘瀚、宋主任及离台同人”等一批人是此政策的牺牲品，具体的情形是以“哈尔滨东北无线电台台长刘瀚辞职”的名义，不得已而离开哈尔滨广播电台的。此外，口述史料中，秦素说中**人洗刷不抵抗日寇侵略耻辱而打响抗战第一枪的是苑崇谷，说马占山是出卖抗日战士鲜血，出卖民族祖国的“降将军”等情形，都是刺激刘瀚思想发生振荡的重要情节。为此，我查了关于嫩江桥抗战的许多史著、史料，查了关于哈尔滨保卫战的许多资料。其中一些材料，只讲马占山表白的曾经抵抗日本人和伪军的一面，而不讲马占山口是心非，先给自己留后路，谋“自存”之道，勾结汉奸，诓世盗名，投降日寇的阴暗面。还有许多史料，重点讲自己在这一历史时段的作为，不涉及他人，包括对抗战最坚决、功勋最卓著、牺牲最大的江桥前线总指挥苑崇谷也不涉及，苑崇谷没来得及或没机会形成相关的史料就被投入不被观照的暗区。如果遍查嫩江桥抗战前后一个多月当时的新闻报道，苑崇谷是江桥抗战中心人物的情形与秦素所讲的大体上一致。这些情形使刘瀚动情，思想深处发生变化是必然的。
第五，研究历史，以史料为根据。“子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本书所勾画出的刘瀚先生的人生足迹，仅仅是有限史料所“征”的有限部分。我不是“科班”搞历史的，撰写刘瀚先生传不过是在我所能接触的资料领域“大拉网”，再把各个相关问题以时间为序列出各种不同的“史事编年”、“要事罗列”等，形成一个“同期史事平台”，最后梳理整合汇通，把关于刘瀚先生的口述材料加以“献之征”，写成现在的样子。比如，请档案馆提供相关的档案遍查，《交通史》、《交通史略》、《交通》、《交通史学概论》、《交通史》(王倬)遍查，期刊《东方杂志》、《东省经济月刊》遍查，报纸《民国日报》、《国际协报》、《滨江时报》、《大北新报》遍查，《史资料选辑》(政协)、《黑龙江史资料》、《哈尔滨史资料》遍查，《滨江尘嚣录》遍查。当然，有的遍查也没有查到多少需要的材料，有的报纸遍查却是一天挨一天，查上十几年的。材料有了再列出如《刘瀚生平史事编年》、《中国早期学校广播专业教育编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前后史事记》、《朱庆澜在哈尔滨行踪纪要》、《韩铁声在哈尔滨活动编列》、《哈尔滨电政维权纪要》、《东北电政沿革大事记》、《秦素活动记事》、《江桥抗战活动编列》、《淞沪抗战报道日历》、《吉鸿昌1954年行踪》等等。最后把刘瀚先生的生活事迹勾勒出来，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地方就只好从简了。
刘瀚先生作为中国广播之父，他的一生，尽管诸般广播史著、年鉴、丛书、词典，常有几十字到上百字的简介，但比较全面、比较细致地讲述这位先辈的勋绩、为人以及在中国广播史上的崇高地位，这里大约还是第一次。对此我作为撰述人，作为一名广播电视工作者，觉得表达了我对前人的尊敬，感到欣慰；同时又感到能力、条件所限，说不定前人的多少光辉事迹没有得到表述，成为无可弥补的遗憾，这又使人十分不安。但是，愿有此志的人，大家共同使此传更趋完善，是乃广播史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