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上营长 两不相见，两不相欠 从心不怂 幸孕婚宠：隐婚boss追逃妻 神圣巨龙魔法师 迷途花 领主纪事 不要嘲笑我们的青春 同一屋檐下:丫头,哪儿跑! 大唐贞观第一纨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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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小黄的爸爸是总工程师，妈妈是总会计师，运动初期也受了点冲击。可他外公是上海一家大厂的老板，他的舅舅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台湾。那时造反派和红卫兵到处乱抄家，外公家被抄是免不了的。有一天，我在他家里看到了好几个大樟木箱，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宝贝。
几天后，它们就被送到了他爸爸青浦的朋友那里。造反派上门盘查时扑了个空，他们恼羞成怒，就把小黄妈收藏的世界名著统统撕毁，把他爸爸几张心爱的唱片全部砸烂。幸亏小黄机灵，顺手将一张夹在了废报纸里，那张有“星星嗦” 的唱片才幸免于难，被保存了下来。
那时候，读书没什么用，上面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有时他们也提“又红又专”，但他们要的是“红”，你一专，就会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后来又出了个考试交“白卷”的。在这种形势下，他也就随起了大流。
他书读得不好，但对机械是越来越着迷，这是他的一大爱好。他不但会开“两用车”(比摩托车简单一点，那时候，两用车的拥有率远远要低于现在宝马和奔驰)，而且还能修。放暑假去他爸厂里玩，最感兴趣的就是机器，摆弄起来十分顺手和专业。厂里的老师傅都喜欢他，说他将来肯定是个八级技工。就是这一爱好，改变了他在农场和今后的命运。
不久，他阿哥分进了上海工厂，再过几年，就该轮到他姐姐去农村了。按这样推算，他就可以留在上海。可事不凑巧，他姐姐临分配时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需要休养一年，农村没去成。小黄爸找朋友，通路子，开证明，费尽周折，终于将她分在了街道工厂。这样一来，他就是硬档农村了，真是命运捉弄人。
轮到我们分配时，政策有了改变，已不强求中学毕业生去农村插队，但市属农场还是要去的。小黄爸只好再托人，想办法，给他联系到了奉贤的一个农场。他分在了大田班，就是种地的。
去农场前，德明要请一顿，为他饯行。钱怎么能叫德明一人出呢，我们都工作了(我分在一所技校读书，有生活津贴，每月十三块钱)，于是我们三人凑了三十块。太平桥的大新春饭店我们是不去的，嫌它档次不够，当然，高级饭店也没必要。经打听，我们找到了淮海路上的成都饭店，这是一家中档饭店。听人介绍，它的菜味道好，实惠而又不失档次。
我们慕名前往，它果然名不虚传。它的菜是又便宜又好，而且店堂也气派。像饭店的特色菜鱼香肉丝，中盆只要一块，而且是肉多和头少，我们叫了两盆。我们叫的家常菜有：糖醋小排一块两角，辣子鸡一块四角，清炒鱼块一元五角，炒虾仁一块八角。除此之外，我们还点了些川菜，十五块钱没用完，就上了满满的一桌。德明又要了一瓶高级绍兴花雕，一瓶白酒(我一直没明白，那时我们为什么不点啤酒)。这些菜我们怎么吃得完，当时又不兴打包。服务员告诉我们，饭店十点钟打烊，我们可以吃四个钟头。
从记事开始，一直到中学毕业，我们四个人在一起有十七个年头了，照上海人的**，我们几个就是“赤屁股朋友”(发小)。虽然有时也免不了要磕磕碰碰(主要在六六年后)，但我们一直是最好的朋友。大家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情同手足，视为知己。现在小黄要去农村，我们都有点依依不舍。
一喝酒，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我们三个替他出主意，想办法尽快地调回上海(当时农场青年职工表现好，就能被抽调回上海工作)。我实在为他惋惜，他的手艺种地怎么用派得上用场。大铭说：“大田班好，只要苦干两、三年，就能上调，跳出苦海”。而德明却不这样认为：“叫你爸想想办法，通通路子，弄张证明，早点退回上海算了。”
接着我们又谈起了她们四个。说着说着，德明的眼泪下来了，我也不知道这眼泪是真还是假。借着酒劲，他吐露了我们共同的苦恼，也就是酒后吐真言：“照我讲，我们四个人福气一点也不好。” 我忙叫他不要讲触霉头的话。
“阿魏，要相信命。海伦我们就不说她了。你看，我好不容易赖在了上海，丽华却偏要去崇明。大铭和林媛都是硬档上海工矿，可林媛爱出风头，捞党票，去了黑龙江，走她的阳关道去了。小黄本应在上海，被他阿姐这么一搞，还不是去了农场。”
听了他的这番话，大家是长叹短吁，心里实在不知是什么滋味。还是大铭想得开：“来来，大家来干杯，祝小黄早日调回上海。再说我们走的也不是独木桥。”
席间，德明又要了一瓶绍兴花雕，是一杯又一杯，他把黄酒当碧绿春喝了。就这样，我们是吃吃讲讲，讲讲再吃吃，吃了三个多钟头，才把这一桌酒菜吃完。这时，饭店里只省下我们一桌了。最后，酒足饭饱的我们都因为酒而改变了脸的颜色。小黄的脸成了紫酱红，德明的脸像雪一样白。我的脸是什么颜色我不得而知，但肯定好看不到什么地方去。而大铭的脸色最好看，红光满面。
回家路上德明已是满口胡言乱语、奇谈怪论，分不清东西南北，幸亏有我和大铭架着。他虽已酩酊大醉，但表现出来的却是满腔热血，心潮澎湃，万丈豪情。小黄舌头发硬，两腿发飘，东歪西倒，步子踉跄，好在还能自己走路。我虽然很清醒，却第一次体会到了头晕眼花、头重脚轻，就是有点腾云驾雾的感觉，而且肚子里翻江倒海，海伦讲我是个酒鬼有点过了。本来我自恃有外公的遗传，就是所谓的内因，但本人缺乏实践，也就是外因不足。酒鬼对我来说只是徒有虚名，其实我是不胜酒力，毫无海量可言。而大铭却像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士，这点小酒无奈于他，他早就跟吴妈学出师了。
在农场，小黄什么活都卖力干，班长对他十分满意。
他在等待，坚信自己总有出人头地的那一天。没多久，机会来了。那是在农忙“三抢”的时候，农场的几辆大型拖拉机不知是连日的超负荷运转，还是操作不当，都先后罢起了工。那正应了这句话，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农场机修队的那些人，只会做做保养，充其量也只能小修小补而已，碰到大问题，都是请上海拖拉机厂的老师傅来解决的。现在是农忙，维修量特别大。上海厂里传来了话，最快也要一星期后才能派人来。这星期正好轮到小黄的连队使用拖拉机，连长急得双脚跳，误了农时，就是误了他的政治前途。小黄找到了连长，问能不能让他看看这拖拉机。连长望着眼前这位来农场不到两个月的新职工，心里直打问号：这小子不会在瞎吹吧。不过，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把他带到了场部。
机耕队长打量着这位毛小伙子，对连长说：“你是不是在开玩笑啊，给我送来个白面书生(小黄人还没晒黑)？”
“让他试一试，死马当活马医，又不花你一分钱。”
小黄一上手，很快就找到了机械和电路故障的原因，另件坏了，他自己修(那些师傅也只会换换另件)，自己加工。他又是车工，又是电焊，把那些机修师傅都看傻了眼。他们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这位新来的竟有如此的能耐。
只半天的功夫，那三、四台瘫痪了的拖拉机都动了起来。机耕队长把话扔给了他的连长：“拖拉机你可以开走，这个小青年得留下！”
从那以后，小黄就再也没有种过地。除了做机修，他还开起了大卡车，跑运输。后来凡是场办工厂要引进新机器，场部都是派他去培训，学习操作和维修。这样，他也能经常到上海走走，比上海的小青工还实惠(工作称心)。不过，这多少也拖了他上调的后腿。
就这样，他在农场一直干到他母亲退休，才顶替进了上海工厂。由于他技术好，加上他父母的关系，在厂里是如鱼得水，很快得到了重用。
周末他也经常跟他爸去青浦做“星期天”工程师，实际上就是凭自己的手艺外出兼职。后来，人家把他们介绍到了当时私人经济发源地的温州。在温州，他们的价值才得到了合理的体现。对他们的技术来说，那里才是广阔的天地。在那里，私人经济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他萌发了自己开公司，给自己打工，做老板的念头。
下海后，他开始做机械产品，他既做老板又跑外销，身兼数职。不久，他的产品打进了上海，后来又进入了香港，并进军欧洲市场。他常年在上海、温州和香港三地来回穿梭，忙的是不亦乐乎。当然，这年头忙就是好事。
他八五年结婚，次年有了一子。稍后又去香港定居。几年后，他太太又给他添了一个女儿。儿子中学还没毕业，就去了澳大利亚留学。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儿子学成后，回来帮他管理自己辛辛苦苦创立起来的公司。
(八)
那该死的运动一开始，我们的生活就统统被打乱了。
我阿娘看到外面造反派、红卫兵冲冲杀杀，到处乱抄家，她说这是犯上作乱，要翻天了。阿娘身体本来就不好，加上这么一惊吓，便提早离开了人世。
本来，阿婆每月有生活费六十块。运动一来，香港的钱就断了。儿子是资本家，没有逃脱抄家和扫地出门的命运，被迫将她生活费一下子减到了每月十块(那时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八块)。阿婆大手大脚惯了，再说房钱和水电费每月就要五块，这十块钱她怎么够用。我父母商量后，决定给阿婆的每月十五块钱照旧，水电费全免，算是给她的生活费。我则和阿哥、阿妹到食堂吃饭。从那以后，阿婆就开始为了生计而带孩子。
我工作后，阿婆就不再带孩子了。我父母就以我的名义每月给阿婆二十五元生活费。在阿婆眼里，就是我和海伦在养她老了。逢年过节，阿婆带过的孩子都会带上他们的礼物来看望阿婆，看到这些成长起来的孩子，她有说不出的欢喜，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满足。
六六年暑假前，新学年的课本刚发下没几天，就统统被学校收了回去，说里面有封、资、修的东西。等新学年我们再拿到书的时候，发现一些课文被贴掉了。
运动初期学校搞起了什么“停课闹革命”，因为上面说老师们在教室里放毒。放毒，放什么毒？我们怎么一个也没被毒倒。
那一天，周老师刚进教室，两个高年级的学生就跟了进来，手臂上还缠着红袖章，一副趾高气扬，得意忘形的丑样。他们在黑板前神气活现地指手划脚，周老师还没来得及阻止他们，其中的一个在黑板上写了几个很大的字：“停课闹革命”，后面还有三个感叹号。那字很蹩脚(差劲)，我敢说，我的蟹爬字也比他的强。写好字后，他拍了拍手上的粉笔灰，根本无视周老师的存在，扬长而去。周老师想在黑板上写什么，但她又不敢擦去那几个革命的字，稍微迟疑了一下，默不作声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一下子热闹起来，“停课了！” 也不知谁先叫了起来，接着一些人就跟着瞎起哄。一些同学跳上了登子，有的站在到桌子上，欢欣鼓舞，欢呼雀跃，上蹿下跳，手舞足蹈。他们终于不要读书了，开心啊，天亮了，解放了。徐敏睁大了眼睛看着我：“我不会留级了，是吗？” 我不知可否地点了点头。这时，我发现她的眼泪又要出来了。
书是不要读了，但学还是要上的，那是去干革命。升旗时，雄壮的国歌不奏了，用“东方红” 代替，还要连放三段，要一动不动站那么长时间真要有点内功。我们每天到校就是听听广播、读读报纸，再就是背背“老三篇”(
、
和
)。那天发
，当时称为请红宝书，学校里是锣鼓震天，可发到手里一看，那封面不是红的，是白皮简装本，大概工厂来不及印。过了几天，又发了个红套子，把宝书包起来。
我们除了读读那些东西外，还有就是写大字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是头等大事。我们不懂什么是修正主义、三家村，怎么批。不懂没关系，报纸广播里怎么批，我们就照葫芦画样。大字报不会写，可以抄啊。我们到淮海路，那里大字报铺天盖地。贴了揭，揭了再贴，墙壁是上是厚厚的一层。我们还到光明和比乐中学去抄，中学生的大字报对我们更有用些。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抄大字报，我的字就是那个时候写坏了。
回到学校，我们就去领毛笔、墨汁和纸张。这样，一篇篇超水平的大字报便纷纷出笼。墙上帖满了，我们在教室里拉满绳子，大字报像衣服一样凉着，把教室打扮得玲琅满目，有点像现在的圣诞晚会的装饰。我们还比赛，看谁的大字报写的长，字写得大，反正那些东西现在随便领，以前领两支粉笔都费劲。那是六六年的冬天，上海碰上了特大寒流，冷得像黑龙江，但停课闹革命却被我们闹得是热火朝天。
那时候，也不知是谁的规定，少先队员都成了“红小兵”，人人一杆红樱枪。学校也学起了部队编制，学校是团级，年级称连，班级就是一个排了。
那时中学生都搞起了“大串联”，免费游遍祖国大好河山。德明大哥六六年大串联到北京，八月十八号那天在**广场接受*主席的检阅。我们小学生人太小，不敢出远门。但我们不甘寂寞，就到公交车上去宣传毛泽*思想：背几段语录，再唱几首语录歌，我吹吹笛子，吹得最多的是
。有段时间，在公园门前排队候车的小学生比乘客还多。说白了，就是乘车不买票。
一天德明告诉我们，他大哥、二哥学校的学生都打过校长和老师。我们三个立刻警告他，不许他胡来，我们知道他的心思。虽然那时批评师道尊严甚嚣尘上，但书上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啊，打老师就像打自己的父母，你怎么下得了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
等古代小人书看多了，尊敬师长已根深蒂固。
运动最乱的时候，我们学校也斗过老师。不过斗归斗，我们学校从来没有对老师动过手，那全靠王校长治校有方。那天，有两个老师站到了台上，王校长首当其冲，另一个是后来教我们英语的陆老师。
以前我们不知道她是教什么的，大字报揭露她里通外国。原来她是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还是什么校花，洋气十足。毕业时不肯去外地，赖在上海吃闲饭(是资产家庭)。她人长得漂亮不说，个子比一般的男人高半个头，她还嫌不够高，再加一双高跟鞋，穿得是花枝招展，整天在学校里走猫步。现在那些时装模特儿都是经过加工和化了妆的，比起我们那时先天美的陆老师真是差得太远了，她生不逢时啊。
王校长和陆老师都低着头认罪呢。批斗会开到**时，几个高年级的捣蛋鬼冲到台上，想揍几下陆老师，趁机楷楷她的油(调戏她)。只见王校长眼皮微微抬起，那几只刚刚伸出的拳头就像触了电似地缩了回去，他们从心底里惧怕王校长的目光。王校长那神奇而严厉的目光给了我们难以磨灭的印象。
这样折腾了一年有余，上面来了个精神，要“复课闹革命”了，就是要我们一边读书，一边闹革命。
又要上课了，可闹了那么一阵子，有几个人还想好好读书呢？读书苦啊。课是复了，文化课的份量却大大地减轻了，作业也少多了，再也不敢提什么课堂纪律，那是“智育第一”，压制革命学生。
那些不想读书的家伙都抢着坐最后一排，那里讲废话，玩东西，看小人书老师根本不管。还想读读书的同学都坐在到了前排，林媛更是一马当先，从最后一排坐到了第一排。在她的影响下，海伦和丽华都坐到了第一排，我和大铭也被拉了进去。
还有一点我不明白，就是复课后不久，学校里开设了英语课(以前只有中学才教外语)。外语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吗？为什么要在最革命的时候学呢？这是不是革命的需要？果然，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
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对外语课都比较感兴趣，大概觉得它好玩。再就是陆老师人长得漂亮，她在讲台上一站，很吸引人的。当然，在班里要数我对英语最有热情。这要归功于我哥装的带有短波的半导体，我收到了北京电台的英语广播，还有就是北朝鲜的英语广播，里面女人的英语讲得非常动听。
后来，从小黄家的那架四波段半导体中，我们收到了**的“英语九百句”和bbc的英语课程。这样，我学英语的热情更大了。
在那个年代里，全校要数我们班读书最卖力。是周老师有办法，连骗带哄，想尽办法让我们多读书，她说知识总是有用的。那个时候，说这种话是要有点魄力的，现在才知道那全是金玉良言。在培养我们读书热情上，老师们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下了很大的功夫，可谓是呕心沥血了。但总的来说，我们读书的劲头大不如前了。
就这样，大家希里糊涂混到了小学毕业。我们原来小学的同班同学都进了同一个中学，不久又编回到了同一个班。我们读中学的时候，正好碰上七一年和七二年所谓的“回潮”时期，就是学校开始抓教育质量了。特别是七二年小平复出，大力整顿教育系统。后来，这被称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 。
在中学，我们又碰到了最好的老师，我们班在全年级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我记得班主任丁老师变着法子让我们多读书，他说今后就是工农兵选送上大学也要文化考核。那时学数学，班里不少同学都自己先预习，我还专门去向教数学的张老师和朱老师请教后几章节的问题。这在今天看来跟本算不了什么，但在那时，这样做确实是要有一种动力的，而德明却认为我用功是为了逃避上山下乡，拿成绩当敲门砖，为今后上大学搭桥铺路。
七二年初，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恢复业余英语广播讲座。一时间，上海掀起了学外语的热潮，我也被卷了进去。
从那时开始，我就一直跟电台学英语。台里都是一些优秀的老师，其中就有我后来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的甘仪凤老师。我读完了初级班和中级班的课程，有了相当的英语基础之后，我开始寻觅更深的教材。我在教室下面的上海旧书店(淮海路、思南路)买到了整套的
，这在当时应该是大学课程了。
后来，学校老师告诉我，据他们所知，那时的学生中有两人在自学大学课程，一个是我，自学英语。另一个是林媛，自学微积分和其它大学课程。
那时候我们的前途迷茫，但大多数同学学习认真，因为我们坚信知识就是力量。我们学生还勇敢地走上讲台，交流自己学习方法和体会。小芬同学给大家讲了“工基” 中的磁力切割原理，我也羞羞答答到其它班级散播自己所谓的英语学习巧门。记得一次“农基”(农业基础知识。运动其间中学课本，覆盖生物、动物和植物学)考试，老师要求同学自己培养“九二零”赤霉菌(一种植物生长激素)，碰巧实验室的恒温箱坏了，大家就土法上马，把试管放在腋窝下保温，硬是培养出了菌种。一道“工基”题考试要求讲出高炭钢和低炭钢的区别，一个同学别出心裁地将低炭钢比作为条头糕，而把高炭钢则形容为脆麻花。当时我不明白他这么比喻的动机是什么，有什么高明之处，以为充其量也就是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生搬硬套。十年以后，我在大学教一篇英语课文时才恍然大悟。它讲的是一个外国的中学生，他举出许多例子，阐述了种种用气压仪测量教学楼高度的方法，偏偏不用老师教的标准答案，相当幽默。
虽然那时我们并没学到更多的文化课知识(和现在比)，但我们积极走出校门，广泛接触社会，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学校组织开门办学，参加社会实践，文化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在中学，我们既学工又学农还学军，毕业前夕我们参加了学商活动，去站柜台。亲身的经历，深刻的体会，使我们受益非浅，学到了许多课堂里根本学不到的东西，为我们今后走出校门踏上社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七三年姬鹏飞外长出访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将其制成记录片：
，在全国放映，其热门程度远远超过当时罗马尼亚的进口电影，票子相当紧张。我和德明在红旗新闻电影院门口从吃中饭一直站到吃夜饭像讨饭一样等退票(五分一张，原价，那时没有黄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开场前五分钟，等到了两张票子。只记得进入红旗电影院，要经过一条很长的走廊才到达放映厅。
这是文割后，也可以说是解放后第一次让老百姓直观地了解西方社会。英国和法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多少知道一点，上海就曾被赞誉为东方的巴黎。但伊朗和巴基斯坦原本是贫穷国家，就这么短短的几年，他们的城市就建设得如此的美丽和现代化(和当时的大上海比)，真是触目惊心，让观众目瞪口呆，我们确实是大大的落后了。这影片给我触动很大，印象很深，有了一种冲动，萌发了以后一定要出去看一看的念头。
临近毕业，我们这一届迎来了征兵。那时的口号是：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上前线打仗不好说，但复员后回上海分个好工作是肯定的，也就是说可以逃避上山下乡。所以大家兴奋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纷纷表决心，献忠心，决心书铺天盖地，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我和德明更是亢奋，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热血沸腾，磨拳擦掌，尽忠报国的机会终于来了，就差一点咬手指写血书了。
但无情的现实给了我们当头一棒，粉碎了我们强烈美好的愿望，我一头栽倒在体检第一关(眼睛有点近视)。德明虽然过关斩将，但全班一个名额怎么轮得到他。丽华说他文化关没过，德明不服气，说凭他肚子里这点墨水，到部队里当个团参谋、文化干事绰绰有余。最后，福民戴上了大红花，把大家羡慕得要命，而他也激动得半死(他是硬挡插队)。福民根正苗红觉悟高，身体又棒，深得老师喜爱。
中学毕业时，按我的条件，我被分到了崇明农场。一开始，谁去农村插队，学校还上门敲敲锣鼓家生(什)，在门上贴一张大红喜报。可那不是什么喜事啊，在北火车站，每天都有哭得死去活来的人。所以到我们分配时，锣鼓不敲了，红喜报自己带回去，贴不贴随你的便。发下来的这张红喜报我就一直珍藏着。
阿婆知道后，就到学校去吵，说她是孤老太一个，她从小把我带大，相依为命，将来要靠我生活。
这样，我被留在了上海。分配在一所半工半读技校读书，学做女式服装。毕业后分在徐家汇的一家大型百货公司上班。
工作后不久，我在徐汇四中取得了所谓的高中补发文凭。两年后，我参加了全国高考，报考英语专业。当年就进入了上海师范学院外语系，成了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个学生。
大学毕业，我分到了一所上海大学的外语系任教。系领导十分重视培养我们年轻教师，送我到复旦旁听，并先后两次外出脱产进修，使自己的业务水平不断地提高，**年我晋升为讲师。
九三年我成了家，不久就有了儿子。九七年，为了实现自己的宿愿，举家技术移民英语国家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