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节：第三章 国君王文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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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第三章 国君王文化(6)

王莽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但是他并没有沉迷到儒学的教条中淹死。他自己废除封建儿皇帝，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受到天下儒士的反对。他从以礼治人的政治观摆脱，针对汉末土地高度集中、赋役苛重、奴婢与牛马同栏的悲惨现实，提出发展经济和管理经济的系列创新思想。

首先，王莽规定土地王有，换句话说叫做土地国有，私人无权买卖，今天我们公有制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地政策也是如此。男丁八口以下的农户，占用地不得超过900亩，超过了的，要将多余的拿出来交给宗族、邻里、乡党，变相地无偿没收。没有土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土地，一对夫妇原则上要达到100亩，不满100亩的，由政府补足。

其次，禁止在市场上买卖奴婢，规定奴婢由主人私有，进行买卖则违法，缓解奴婢的践踏程度，以限制奴婢的范围和数额的方法，阻止这个阶层的扩大，使之最后自然取消。

第三，实行“五均”“六管”政策。五均，指在各大城市设立五均官员，管理市场物价，征收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女子家庭手工业十分之一的所得税。五均官还有权办理借贷款，人们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借无息贷款，若为经营农商业而贷款，政府则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六管指政府专卖酒、专卖盐、专卖铁器、管理货币发行、征收山林川泽税等。

王莽的三大政策，为后来的农民起义军提出土地问题写了序曲，为土地国有开了先例。但是，王莽的改革，超出了当时社会大地主、儒生和农民的思想接受能力，他面对的社会又是经儒家教化了的私有名份社会，因此王莽改革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君王文化中政治和文化相脱离的一个典型例子。

公元23年，王莽42万大军被绿林赤眉军消灭，王莽失败。这次失败，中国又一次选择了非法治社会，又一次选择了非经济发展为主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不是一般的失望。因为王莽失败后，他就被儒生们以不忠不孝的罪名作为反面教材来宣讲，中国更成为注重人与人之间政治斗争的社会，生产力被儒生们遗忘，更谈不上会取得革命。外国人评论中国乡村的农民，具备天生的组织能力和政治眼光，是中国儒家系提倡社会斗争的自然产物。

王莽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突出的一个进行土地国有和平均地权的君王，他的失败和汉武帝的成功，清晰地表现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待征，即中国儒学社会基本上为精神社会和政治社会，表现为灵活的格式，任何深谙权谋术，不落窠臼，认准最终目标讲究策略而不择手段的人，均可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一幕大剧，并非只有人们和历史所期望的明君和才华横溢者才可当政。

中国儒学社会不是物质社会和经济社会，给一部分人以物质利益，必定给另一部分人以物质损害，产生的后果是形成矛盾，往往因得不到控制而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中国的改革要想成功，首先要保证该政治社会的精神充实，即不产生意识危机。其次，才可谈论制度的改革和经济利益的调整。1989年中国的学潮典型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次学潮表面上是因为官僚主义和党风不正、官倒腐败而产生，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青年人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危机导致的。这与江泽民在1995年讲的一部分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出了问题是相应的。而走在学潮前头的，是平反了的右派知识分子和在改革开放中富裕了的个体户，这些人是改革的受益者，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受益者，没有理由在东欧社会主义解体时摇起中国风。

从经济上看，当时更没有爆发的理由，经济在十年改革中取得长足发展，国家处在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不论是新型的富裕阶层还是普通人民，生活都比过去更富足，因为实质上人们的生活提高了，物价上涨只是心理作用，应该不足以爆发这场学潮。

唯一的解释，中国仍然是一个精神社会和政治社会，在前途迷惘，理想淡化时，危机也就产生了，这是不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