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节：第三章 国君王文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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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第三章 国君王文化(4)

三公九卿构成的大中央政府则因大权受削弱，成为宗族集团的工具。这个权谋在历史上用得很多，典型的有后来的太监弄权。太监本来不属于朝官，但是因为小圈子的作用，权力竟在皇帝之后，百官之前。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期间，一度成立侍从室，侍从室处长的权力比其他同级官员的权力要大得多，因为它属于蒋家私人权力的小圈子的缘故。

汉高祖刘邦封了九个诸侯王，汉武帝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但他运用了阴谋术。为了削弱这些封国地域广阔，力量强盛的状况，采取分权牵制的办法削弱其实力。他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均在王国内受封为侯，这些小侯再娶成堆的妻妾生孩子，孩子们再分，最后把封国变得越来越小，丧失其统一的时候的力量，不再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这个办法也成为后来封建君王使用的通法。

为选拔官吏，汉武帝改革了人事制度，推行由郡国推举贤良方正的政策。其实质是量才录用，打破豪门垄断官场的状况，从贫民中选拔官员。为此，汉武帝在长安设立太学，将各郡的优秀青年选来学习，再通过考试发现人才和任用官吏，使政府出现重才轻财的倾向，为科举制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贫民能够做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现象，较之西欧封建社会的爵位制，贫民做官更具有社会合理性，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事物的处理，具备特别的变通力和灵活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欧洲各国的发展，都出现僵死和教条的严重错误，但是在中国则出现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略和改革方略。在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马列主义得到合理的灵活的应用，出现中国特色。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潮流中，中国也是以求实的灵活的态度坚持发展自己认为真理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艰难的变通和融合，不是仅仅几名领袖的才能所能完成的，而是由中国社会的这种灵活应变的人群特征完成的。而这种特征，经历了自汉武帝以来数千年的陶冶。

中华民族作为民族的总称，汉武帝刘彻有一份功劳。在他为皇帝的54年里，他平定闽越和南越的叛乱，稳定了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开拓东北和西北边疆，将新疆、甘肃及东北三省大部并入中国版图。疆域扩大的事实促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

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汉武帝坚持统一，反对分裂，打击各种民族的割据势力，主张各民族之间和平交往，使社会稳定而较平衡地发展。对少数民族首领，汉武帝坚持录用为管理少数民族的官吏。这一民族政策对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大融合起推动作用，成为一条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西藏问题的解决，就比较典型地依循了这条历史经验，因为中华民族相互依存的利益，始终是最高的。

作为英明的君王，汉武帝也面临着无法突破的时代局限，他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汉武帝死前两年，针对社会现实，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做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史称“轮台之诏”。轮台诏是一份悔过诏书，主要是向农民忏悔，是一个空前的君王举动，成为收买民心的阳谋术，也成为组织好社会的阳谋术。在政党政治时代，中国共产党通过走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取历史之精华，形成中国共产党组织社会的一个特点。

与秦始皇一样，汉武帝背后也站着一个可以与君王媲美的人物，他的特点在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做了许多创见性的工作，他就是桑弘羊。他生于公元前153年，死于公元前79年，一生当了26年侍中和19年财政部长，尤其在当财政部长（大农令）期间，为汉武帝的南征北战筹集大量资金，功勋卓著。

桑弘羊的财政经济政策，概括为盐铁、平准、均输六字方针。

盐铁，指盐铁官营，实际上是国家统一管理经济和建立国有财产的偿试。

桑弘羊在全国设盐官36处，铁官48处。盐的生产，由政府招募一批自备资金的民工，国家提供工具和粮食，在盐官的监督下生产，产品全部售给国家，再由国家出售老百姓，个人不准私售。铁的生产，在有铁矿的地方，同盐的生产方法相似，由铁官负责生产，铁的销售也由国家经营，不准私营。还有酒类的生产，也是私人有生产权，但是没有销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