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节：第二章 中国农民文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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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二章 中国农民文化(11)
第三个原因，只能说西方经典的基督教不能帮助中国农民摆脱生活的困境，在那种条件下，农民需要的是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从纯农民思维出发，既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反对满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更反对儒教政治产生的阶级压迫，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农民的乡土性和平均主义特点，对满清灭亡后，中国向何处去，有比较直接的关系。毛泽东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的口号，与之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说毛泽东把马列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使农民思想有承接性的革命纲领就显著地说明问题了。
但是，尽管太平天国提出了全新的社会主张，但洪秀全仍然把位传给了自己的宗族子弟，各位大臣争相劳命伤财，大兴土木，娶妻纳妾，说明他们砸孔庙还很不彻底，儒学的东西不仅仅是儒士们的家产，更成了社会生活的无所不及的组份。
例如宗族观，从原始社会的黄帝，到奴隶社会的周姬旦，再到封建社会晚清，已成为中国的一大特色，即使是毛泽东发动行为极端的**，也没有彻底消灭宗族观和山头主义。到中国的乡村去走一走，看一看裙带关系，宗族观依然构成了当今农民的文化生活和经济互助形式的基础。
太平天国受理论界批评最切中的东西，就是其理想的社会是饱暖社会。
是的，中国农民是最易知足的勤劳的农民，即使是劳筋累骨，只要能养家活口，也要以为快乐，并在大年里放上串喜炮。对偷工览闲，感到耻辱，因而对提高生产力和技术并不特别渴望。
出现资本主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到太平天国为止应该结束，剩下的应该是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势力斗争。但是，儒学中的民族自尊意识，还导演了一场农民对抗外来侵略者的农民战争。公元1900年，在京津地区瀑发了一场专门反对帝国主义的农民战争，即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又是利用宗教为宣传手段组织起来的，以坛口为单位，各坛口信奉不同的神仙，既没有系统的政治组织，又没有系统的军事组织，更无变革的社会主张，只反洋鬼子，不反清朝统治。确切地说，更象一群散兵游勇，在对敌斗争中，处于被清朝统治者利用的地位。
但是，义和团在和帝国主义军队的战争中，其被集体屠杀式的流血，在中国青年人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记，客观上推动了二十世纪初叶中国人学习西方技术，奋发图强的浪潮。
2/11 小结与评论：大同文化是中国农民文化的根本
从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到186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共2073年历史，中国爆发了十次大农民战争（隋末农民起义不算，因为其太零散，没有形成完整的农民起义规模），除陈胜吴广起义是农民求生存的本能反抗以外，其他都在王朝政治腐败，民生凋蔽，剥削苛重，并夹杂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爆发。尤其在后来几次起义中，基本上先做宣扬鼓动工作，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起义，均以宗教为主要手段，其追求的目标以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为最高成就，农民盼望大同社会，农民的社会组织能力确实达到较高水平，不再是乌合之众。
正是通过农民的十次大起义，农民们将古思维中的三大家系进行融合提炼和再生，形成了满清灭亡后来的中国农民思想基础。
在政治上，陈胜吴广不知儒学为何物，但是王匡王凤和樊崇则是农民们全盘接受儒学的时期。到张角的黄巾大起义时，老子的甘服美食，安居乐俗开始占一定的地位，普通民众开始向往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到王仙芝发动唐末农民战争后，大一统和平均主义思想开始形成中国农民的思想主流，儒家的宗族观念，忠孝观念也还有一定普遍性。王小波、李顺敢于自己做皇帝，标明儒学开始庸俗化，皇帝是龙种的最初学说被推翻，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观念和儒学的三纲五常相杂合，并使儒学在农民文化中退居二位，太平观念向前发展。宋江起义是一个特例，它是维护儒学政治的，当然遭到其他将领的反对，而且最早到梁山泊的晁盖也不主张如此，只能说起义军的政治要求与宋江个人的成份关系太大，不能代表民众要求。与宋江同时代的方腊起义则大不同，其宣扬的思想接受外来佛教的主张似乎比较多，即人生轮回观，另外提出平等的主张，反对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和夫权。到钟相杨幺起义时，农民又开始接受法家系的思想，要求以法治国，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至此，古思维中的三大家系均在农民文化中生根，但是三大家系都改头换面了。道德家系的太平观成为农民向往的大同理想，并成为民众政治思想的主流，但是抛弃了其消极无为的主张，而且社会财产向公有制方向发展。儒家系的定名份受到怀疑和嘲弄，但是三纲五常，忠孝观，家庭观仍然维持着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成为民众痛苦的来源，农民生活于其中，但是已经知道它是达到太平理想的最大阻力。法治的观念也加深了印象，韩非主张的“法不阿贵”，受到民众欢迎，民众并不指望依靠法来解决一切问题，“法”只相当于今天的刑法，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红巾军起义是民族压迫激化的产物。李自成起义的政治要求将前面所有起义的政治要求都归纳起来，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时，农民的政治思想水平达到反封建的高峰，这就是反对孔孟之道，反对儒学，赞美公有制，赞美人人皆兄弟，人人平等的政治观，赞美饱暖社会。
在经济上，农民最早期的思想是平均财富，反对贫富不均，即反对人压迫人。到李自成时期，问题开始切中要害，即涉及到平均土地的问题，这是封建社会得以生存的经济本质。太平军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更把平均土地当作工作的重点，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愈来愈强烈，已不满足分封制和大地主兼并土地。
这样，在清朝末期，在政治上，农民们彻底怀疑儒学，否认儒学，向往以平均为标准的大同社会。大同成为农民文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