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四章 缅甸悲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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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四章 缅甸悲歌(九)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俄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同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的拖延，中国就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中**队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的继续抗战，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也耗尽了国家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因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在武汉会战之后，中日两国的作战，陷进了战略僵持的局势，双方既然无法在战场上分出输赢，那么两国最后决定性胜负的关键，就转移到战略资源运输通路的争夺上了。谁要是能先截断对方供应战略资源的通路，谁就是战争最后的赢家。因此日本决定要尽一切的力量，来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只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因此日本的战略目标，一是深入中南半岛与印度洋，切断中国西南方的对外通路；二是与苏俄（日本原来的世仇）完成了一个利益交换的协定，让斯大林（所谓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一员）自动配合日本切断中国经新疆通中亚的西北通路。
在抗日战争的时期，中国仍是一个全方位落后的弱国，特别是在中国西南的抗战后方基地，根本没有作战所必需的完整的工业结构与能源供应。因此，中国需要从外国输入维持作战的必要资源，最主要的是石油、军火原料与各种零件的进口，这是支撑中国继续武力抗日的基本条件。若这个供应线一旦被完全的切断，中国就无法继续抵抗日本了。
同样的，日本本国的战争资源也非常有限，其作战成败关键，亦在于维持物资供应路线的通畅，以输送石油、钢铁、橡胶，与各种金属等战略物资回到本土。根据史料的分析，当西方国家终于在一九四一年，决定停止对日出售这些原料之后，日本除了冒险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外，已别无选择。后来以中国为基地的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开始有效的威胁到日本从南洋到本土间战略资源的海上通路之后，日本只有再孤注一掷地发动“一号作战计划”，企图消灭中国华南的空军基地，以确保日本通往南洋航道的安全。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岂只中、日如此，德国、英国、苏俄，也全都一样：作战国若无法维持战争资源进口路线的畅通，战争就不可能持续下去了，当德国被迫放弃所占领的东欧油田之后，纳粹武力的失败，就是必然之结果。英国与苏俄全是靠美国提供的作战资源才能打下去，因此盟国维护大西洋与北冰洋航运畅通的防潜作战，实际上是同盟国在欧洲作战胜负的关键所在。
日军陷广州之后，就等于切断了中国最后一条主要对外的交通联络动脉，因此造成了国际社会相当的震惊。各国普遍的认为，广东一失守，中国已经失去进口的直接通路，因此未来很难得到其所需的作战资源了，又因为中国大后方西南地区的工业非常落后，虽然国民政府在战前开始了在西南的工业建设，但是由于西南地区的复杂政治情况以及时间过于短暂，根本无法生产足够的作战资源来支持对日作战，因此中国将会很快的对日屈服。
广东的失陷，对于中国抗日的社会人心，以及国际社会的观点影响也很大，甚至影响到美国考虑暂停协商对华的桐油贷款。这时候，德国与意大利因为与日本结盟**的关系，已经先后停止出售军事装备给中国，并且承认了满洲国、撤回军事顾问与终止外交关系。因此中国只能从国际军火市场中，设法弄到一些武器与作战、民生必须的医药产品，从越南的河内或是缅甸的仰光，经云南进口到大西南。日本眼见攻占广东之后，中国还能从海南岛、越南等地，以分散作业方式，进口支持其作战的必要物资，因此日决心攻占海南岛，甚至威胁越南。于是日军频繁出现在南中国海，而开始直接威胁到美国在菲律宾、法国在中南半岛及英国在马来西亚的利益了。此时这些国家才开始认真考虑，日本侵华战争的扩散已经严重破坏了亚洲的战略结构，以及影响各国在亚洲之利益，所以这些国家开始考虑是否要停止出售战略物资给日本。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军完成武汉攻略与广东攻略之后，中日的全面战争的态势，就从中国采取战略防御的初期，演变成为中、日战略僵持的局面。大体上双方的战线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没有重大的变动，这种对峙的僵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时才被打破。
一九三八年年底，日本全国共有三十四个师团，其中只有近卫师团留守日本本土，一个师团驻守朝鲜半岛，其余的部队，全都在中国战场，其中有（3一九四〇年，日军利用法国在欧战的惨败，乘机进军越南，切断了中国经越南北部的对外通路，这就成为后来美、日两国交涉的重点所在。）八个师团属于关东军，战略任务是防苏，其余的二十四个师团，则在中国的关内进行作战任务，这种兵力极端不平衡的配置，严重消耗了日本的国力与战力。日本将自己陷在泥沼之中，迟迟无法结束中国事变，但又要面对美、苏的压力，这自然迫使日本迟早会设法作出更大的军事冒险。
日本动员了所有可用的兵力，深入中国进行武汉作战，仅勉强地达到了下列的结果：日本封锁了中国的海岸线，同时也控制了中国主要的大都会与工业地带，但是日军在广大的中国领土之中，只能控制点与线，以及少数的带状地区，日军在补给路沿线必须配置之部队（以维持运输线之安全）的总数，甚至接近日军在前线作战兵力的数目。华军最为特别的战略，是在中、日的战线之后，仍然留置了大量的兵力，对日军的补给线以及汉奸政府，都造成重大的威胁。在日军战线后方的游击战，中国gcd部队的发展，比国民政府更为灵活且有弹性，日军为了清剿这些中国游击队的活动，经常是劳师动众、颇有伤亡，但是收效却非常的有限。由于中国的海岸线此时已被日本完全封锁，于是打开后方国际通路的努力，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后期的成败关键所在。日本固然是要设法全力切断中国的对外通路，以逼迫中国屈服，但是令人感到寒心的是，英、苏两个盟国一刻也没有放过中国，在打通中国对外通路的计划上，大玩其政略阴谋，使得援助中国的通路，迟迟不通，中国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作战资源，最后甚至连保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实力都不存在了。
虽然，在中日战争初期，国际社会中曾经比较公开支持中国抗日的是苏俄，它甚至多次传出将与中国并肩作战的讯息，而在中国整个抗日战争中，苏俄在前后三年内，总共提供中国两亿五千万美元的军火信用贷款（当然是中国要连本金带利息来偿还的）、售与中国可以装备三十个陆军师的武器装备以及一千架的战机，都是从新疆经甘肃进口；另外，苏俄派有军事顾问与飞机志愿大队，到达中国参战，目的是收集日军作战的战术与装备的情报。而当时中国最为希望的，是苏俄能够与日本正式作战，以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但是苏俄则设法不断拖延与欺哄中国，所谓俄国将对日作战的计划，从头到尾都是空话。
因为斯大林支持中国抗日的战略目标，是绝对不希望全力武装中国以致于打败日本的侵略，苏联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拖住日本，让中、日的国力都受到大量的消耗，这样苏联才能轻易地从中日战争中，获得最高的利益，一方面日本的战力被中国严重的消耗，而无力威胁苏联，一方面中国受到日军严重的打击，使得中国民穷财尽、再起内战，苏联可以轻易地继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要知道几百年来，对中国最有侵略野心与部署的就是俄国，继承帝俄的苏联怎会让中国发展强大，又怎能放过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斯大林先利用中国抗日以消耗日军的战略，然后再回手介入分裂与弱化中国的手法，真可以算是及历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策略精华之大成，更是标准的一石二鸟的谋略。对于俄国人一直以来对中国保持的不良企图，其实是主张联合苏俄的孙中山先生也早已察觉，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在病榻之上仍然对跟随自己在北京的身边工作人员直白的说苏俄是红色帝国主义，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保持应有的警惕。
精明强悍的丘吉尔，他认为自己对英国的历史使命，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要全力使不列颠仍维持一个“日不落帝国”的规模，特别是必须保留它在亚洲的殖民地，并且要继续操控英方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基于这个大政略的前提，实力已大不如前的英国，不但要设法阻止中国在战后的复兴与强大，更要加速中国内部的政治分裂与内战，以防止中国将来成为亚洲各民族国家抗拒西方殖民主义的领袖。邱吉尔当然非常注意苏俄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因此他很快地就活学到了斯大林侵略中国的诀窍，并以青出于蓝的手法，加以翻新应用。英国在战争期间一再对美国的罗斯福政府施加压力，要求美国只能给与中国战区最低限度的支持与援助，目标就是让中国还能有力量抵抗日本的侵略，以将日军陷在中国的战略泥沼之中，但却绝对不能给与中国充裕的援助，以免中国能击败日本的主力而于战后得到复兴；在美援华的同时，还要设法制造中国内部的矛盾，并培养中国内部的分裂势力，这样纵使中国可以战胜日本，但是分裂的中国仍然无法成为亚洲的强国。一九四二年初，英国先是轻率地放弃了对其缅甸殖民地的防守，中国的西南对外信道因而被切断。随后这个中国的“盟友”，又想尽所有千奇百怪、反复无常的借口，在盟国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行动计划中一再的玩弄策略，以离间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英国的亚洲战略，就是设法让中国在精疲力竭的边缘中挣扎，而不肯真正出力帮助中国（但却要求中国尽力帮助它来防守缅甸），早日打通滇缅公路。因而中国在抗战最艰苦的关键时段里，一直无法从对外通路中，获得充裕的作战资源供应，中国的国力因而加倍的消耗殆尽，自然就“确定”了战后的中国不可能强大复兴起来，于是英国就可以放心，继续在亚洲维持其殖民主义的利益。因此苏俄与英国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立场，一直是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战略手法，当中国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会给中国一点最低的援助，以防止中国放弃抗日的意志；但是一旦中国要有所振作，他们就会立刻卡住中国的命脉。故此中国当时真正要面对的历史挑战，不只是日本正面的侵略而已，同时在背后，还要面对英苏这两个各怀鬼胎、继续进行侵略中国阴谋的“盟友”。
美国的立场则是处在“夹缝”之中，一方面美国是希望每个受到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侵略的国家，都能在国际社会正义的支持下，有力反抗侵略者的迫害。不过另一方面，美国政府也极看重其在亚洲的商业与战略利益。在中国艰苦抗战的初期，美国仍然依照美日通商条约，大量的供应日本生产军备与弹药的原料，以及提供日军飞机、坦克在中国战场上所不可或缺的燃料与石油。结果使得日本的战争机器，能够在中国领土全速运作，当然日本的军国主义最后也把美国当成其攻击的目标。
中国抗日战争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就是以中国人民与国土的损失，换取等待国际社会加入并肩对日作战的时间。这个战略的着眼点，是中国一旦获得世界其它国家参与共同对抗法西斯的战争之后，她就可以结束孤军抗日的不利状况，并可获得盟国的作战资源协助，而将中**队战力彻底地提升，以有效地全面打击日军，成为盟国当中的主力部队。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简单。由于中国对外的通路，被日本与苏俄所分别切断，盟国又一再地玩弄打通国际通路的策略，迟迟没有将作战资源，运到中**队的手上，结果虽然是中国与盟国共同参加反法西斯作战，但是她一直没有办法得到盟国所应许要供应的援助，因此中**队也就无法展现应有的作战能力。
日本虽然切断了中国通往海岸的所有通路，但是由苏俄经中国西北进入关中与四川的通路，仍足以输入中国抗日所需的物资，但是此时斯大林已经看出中国民族的坚忍毅力，因此他已知道中国绝对会不屈不挠地与日本奋战到底。一九四○年德国在欧洲发动闪电作战成功之后，斯大林估计纳粹德国随时可能会对苏发动攻击，所以开始担心日本是否会利用机会，与德国合作，联手东西夹攻苏俄。斯大林于是与日本进行交涉，愿意以停止援助中国抗日为条件，换取日本与苏俄签订中立友好条约。一九四一年六月，日、苏两国就以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完全切断了中国西北经苏的外援通路。于是中国能够获得外来石油与军火原料支持的唯一孔道，就只剩下由云南通缅甸的公路而已了。
当然站在苏俄自己的国家利益而言，它为了避免遭到德国与日本的两面夹攻，以停止援助中国来换取减轻日本的军事威胁，是可以勉强理解的做法。但是到了一九四一年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事实已经没有多余的战力可以对苏俄进行作战。中国战区可以说是面临了弹尽援绝的生死关头。此时的苏俄，实际已经没有日本威胁的后顾之忧，但是这个“盟国”，却坐视中国面临作战力量全面耗竭之危机，不但自己不肯援助中国，更不准盟国借道苏俄援华，来支持六百万抗日部队的需要，苏俄存心要置中国于死地的企图就非常明显了。斯大林的作法很简单，只要中国失去力量，那么就非常方便苏俄在战争以后对华的继续侵略。日本有了苏俄这个红色帝国主义的侵略帮凶，当然就可以说是得到的帮助太大了。
苏俄切断盟国援助中国的主要交通路线，对于中国整个作战能力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日军对华军在所有会战中之打击。因为就算是中国遭到原子弹的轰炸，其历史的结局，也不会比苏俄切断中国对外交通路线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更为深远。
而多达六百万的中**队，就在近乎弹尽援绝的情况下，不但没有足够的作战装备、没有医疗后勤，甚至连基本的衣食供应都常有问题。
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的责任，就是同盟国在作战上相互支持与共同进退，中国在极端的劣势下为整个盟国挡住了日军的兵锋，尤其苏俄因此不必双线作战，而蒙受了极大的利益（如果国民政府决定与日和谈或向日屈服，让日本能及早结束中国事变，日军早就会进一步攻击与威胁苏俄在西伯利亚东线的战略要地了）。制造战争的理由原本就是日本（或任何侵略者）的专长，若不是日军被中国的侵略泥沼陷住而无力分身，一纸日苏中立条约只不过是张废纸罢了！就是这样恶劣，但她仍然继续苦撑了四年，坚决不肯向日本屈服，反把日本拖垮，最后赢得了胜利。
整个中日战争中，一个胜负关键所在，就是中国是否能及早打通遭到日本以及盟国苏俄切断的国际通路。由于盟国反攻缅甸、打通西南对外通路的计划，一再遭到英国反复地拖延，中国始终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以装备中**队成为可以在战场上主动攻击日军的劲旅。即使如此，中国仍选择苦撑到底、牺牲一切也不屈服地继续抗战，可是在得到最后胜利的同时，中国也耗尽了国家几乎一切的元气。中国在战后没有足够的实力争取到战胜国应有的权利与光荣，反而遭到最可怕的出卖，都与她在战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有着直接而且重要的关系。
虽然中国处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危机状况之中，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以团结共抗法西斯的战略为重，中国不但在山穷水尽的情形下坚忍到底，拖住了日军百万以上军力，而且还设法冒着自己后方基地遭到日军攻击的危险，将从驼峰空运所得到物资的百分之八十，都用来支持在华的盟国空军，以空中轰炸来重创日本的运输船队，形同截断了日本通南洋的战略物资航路，造成日本总体战力濒临崩溃，但却也为中国惹来了日军最后孤注一掷反扑的沉重打击。中国为世界的反法西斯作战，用尽了超过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所能付出的一切力量，但盟国却几乎没有实质地帮助中国建立起反攻日军的军力，也丝毫没有放过对中国的暗算，这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如何残酷对待中国的历史真相。但是，中国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严格的遵守同盟国之间的协定，从来没有单独与日本进行停战的谈判，可是英、苏、美在出卖中国的阴谋上却表现的非常理所当然，事后连一丝的懊悔都没有。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参加反法西斯轴心国阵营的同盟国家里坚持战争时间最长，牺牲最大，损失最惨重的国家，理应在战后得到与这一切相对应的国际地位和荣誉，但是，中国却什么实际战果也没有得到。相反的，在战争期间，中国还被自己的盟友多次无情的出卖和背叛，唐努乌梁海，科布多被苏俄强行并入自己的版图，外蒙古沦为苏俄的势力范围，东北的大连和旅顺被苏俄强行租借，原本早已被苏俄卖给日本的中东铁路，理应在战后被中国收回，却再一次被苏俄强占。苏俄还以所谓的驻军费用为由将日本留在东北的工矿企业里面的主要机械设备几乎全部拆运回国。就是在苏俄的操纵下，中国的版图从一片美丽的海棠叶，变成了一只雄鸡。
虽然导致这一切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当时的国际交通线被切断了。中国无法得到足够的来自外界的援助物资，以维持和提升自己军队的战斗能力。
作为从后来回到过去的人，刘建业对这一切的记忆尤其深刻，所以，他才义无反顾的全力投入到以保护当时的唯一国际交通线滇缅公路为目的的入缅作战。可是，无情的现实让他感到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在被迫放弃了同古城北的克永冈机场以后，刘建业总算被“刻薄的乔”抓住了机会。美国老头多次对重庆的最高统帅宣称刘建业不但不支持他的作战构想，相反还直接丢失了有着重要战略地位的克永冈机场，他是绝对不能胜任目前的职务的。
为了安抚这位掌握着美国援华物资分配权，名义上还掌管着所有在华美**人的老头的情绪，最高统帅下达了公开的命令免除了刘建业担任的远征军副参谋长职务，转任中国方面驻滇参谋团的副主任参谋（主任参谋是萧中将，就是那个在芷江代表中国政府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萧将军）。但是，与正式的命令一同送到刘建业手里的还有一封陈长官的信。陈长官在信里对刘建业说明最高统帅子所以免除他的副参谋长职务只是为了安抚那个固执的美国老头，刘建业此后在缅甸的主要任务就是联络缅甸的地方势力，为国民政府保卫缅北，经营缅甸北部，进而在战后和英国人角逐东南亚做好准备。
刘建业接到信以后，心里反而安心了。至少自己可以撇开那个刻薄的老头，不用再看他的脸色了。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发现，最高统帅调集到云南边境的另外三个军的部队，一直没有接到动员命令，相反却不断地在云南边境和云南的实际统治者龙主席的滇军部队发生各种摩擦，惹得龙主席命令他手下的部队对于进入云南的中央军部队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看来，最高统帅还是不忘记在抗战的同时，寻找各种机会削弱地方实力派的力量。这三个军的部队看来是不到最后危急关头，不会轻易离开云南进入缅甸了。
一九四二年三月的一天，史迪威一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抗战的首都——重庆。
当史迪威还是一名年青英俊的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时候，他就偕新婚妻子威妮一道游历过中国。中国古老而神秘的文化传统和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曾给他们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二十年代，史迪威上校的命运似乎同中国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他三次受命来华担任军职，还帮助中国政府在山西和陕西设计过两条短命的碎石公路。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会唱京戏，对中国各省地方风情了如指掌。他们的女儿有两个出生在中国，史迪威给他们各取了一个中国小名，女儿叫“李娜娜”，儿子叫“杨京京”。
然而，曾在史迪威心中留下美好印象的重庆山城，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野蛮轰炸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城市的模样。
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民众的觉悟，但是中国当时政治制度的弊病恰恰扼杀了这种觉悟。从这个意义上讲，抗战是没有多少希望的。作为西方军人的史迪威不可能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的这种本质的特点，他最先注意到的却是中国丰富而廉价的人力资源。
史迪威兴奋地给他的老朋友，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写报告，说中国到处可见大批吃苦耐劳，生命力强盛的民众。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加以严格训练，再发给他们最好的武器，吃营养丰富的食品，那么他们将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
史迪威将军不是哲学家，他的军人的局限性在于他只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中国人固然因为贫穷而勤劳，因为吃苦而顽强，同样也会因为富裕而懒惰，因为愚昧而贪婪。
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化的民众很难产生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来。
一周后，史迪威在黄山别墅正式拜会从缅甸归来的最高统帅夫妇。陪同史迪威前往的有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先生、史迪威的副手托马斯。赫恩少将和弗兰克。多恩准将，还有大名鼎鼎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司令克莱尔。陈纳德上校。
黄山别墅位于重庆南岸，距市区十英里。这是一座向阳的山坡，视野开阔，草木葱茏，站在观景台上可以乌瞰重庆市区和两条夹峙在山谷里的大江。
最高统帅夫妇亲往别墅大门迎接美国客人。
最高统帅亲着青布长衫，面带笑容，显得轻松自然。最高统帅夫人依然美丽大方，一左一右挽住中将和大使的胳膊，用婉转动听的英语向他们翻译最高统帅的问候。
一大群制服笔挺的中**政官员被介绍给美国客人。许多经过特许的记者跑前跑后抢镜头，镁光灯耀眼地闪动。沸沸扬扬的进行了大约一刻钟，人们才簇拥着最高统帅和贵宾走向会客厅。
会见纯粹是礼节性的。
晚上主人举行盛大宴会招待美国贵宾。最高统帅的厨师向客人们奉献一道道精美的宫廷菜肴，让西方客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经过反复磋商，史迪威带着最高统帅的任命信心百倍地登上飞机，开始了他一生中不平凡的缅甸之行。他受命全权指挥正向缅甸南部开进的中国远征军。最高统帅交待给这位美国参谋长的任务有二：第一，挡住日本人进攻，伺机收复仰光。第二，监视狡猾的英国人，不要让他们出卖了中国人的利益。
可惜史迪威只用心理解了前一项任务而忽略了后者。加上他并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国情，这就使他在缅甸盟军的勾心斗角中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和困境。
缅甸眉苗。
英国总督府临时迁至眉苗。
在史迪威到达的前一天，另一位英国将军亚历山大爵士刚刚飞抵小城。他是来接替因被认为无能和对华态度过于软弱无能而被撤职的胡敦中将担任英缅军总司令的。
当美国人史迪威初次对这位英军总司令作了礼节性拜访后，就挑剔地评论亚历山大“充其量是个能干的撤退专家”。
自然，傲慢自负的亚历山大爵士同样有理由蔑视这位不带一个美国兵的美国将军。
会晤不欢而散。
史迪威电告中国最高统帅，称英国人是“难以合作和不可靠的伙伴”。
无独有偶，中国人同史迪威的合作关系很快也显露出棘手的苗头。
杜光亭，中国第五军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史迪威名义上的副手和下级。其实他才是这支中国大军真正的司令官和决策人物。他的军部设有一架电台直接同重庆保持联系，并把史迪威的动静和各种情报随时汇报给最高统帅。
同古战役前夕，史迪威赶到眉苗指挥部走马上任。初识杜光亭，他对这位中国副手评价颇高：“……兢兢业业，对战术懂行，随时准备进攻，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而最初他以为所有的中**官都具有相同的品质：“……吃苦耐劳，服从命令，从不讨价还价和自高自大”。
事实很快证明这是一种美国式的错觉。
一次应亚历山大邀请，史迪威和杜光亭前往英军防区进行礼节性视察。在一处阵地上，一名英军上尉看见中国将军抽的是美国“骆驼牌”香烟，于是便直截了当地质问道：“请问杜将军，为什么你们中**官抽高级香烟，而你们的士兵却只能穿草鞋打仗？”
杜大窘，继而恼羞成怒，险些拔出枪来要枪毙那个白人上尉。对西方人来说，任何坦率的谈话都是正常的，不管对上级还是下级。但是中国人却不容易做到这一点。从那天以后，史迪威一连好几天都从杜将军眼睛里看出一种受了伤害的深深的敌意，起初他并不在意，认为这不过是杜将军器量狭小所致，但是过了许久以后，他终于认识到造成这种对立和冲突的原因远非个人品质使然。
同古战役开始后，史迪威同杜光亭在作战方针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按照史迪威的设想，第二百师的任务应当是“阻击和牵制敌人”，另外“以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快速跟进，对日军第五十五师团实行分割包围，确保全歼或大部消灭敌人。”
但是这个计划遭到反对。
在杜光亭看来，史迪威处处都有滥用职权和居心不良的意味。美国佬野心勃勃，好大喜功，一心指望打大仗出风头。远征军是最高统帅的精锐部队，也是杜光亭的本钱，拿人家的本钱下赌注当然不会心疼。
杜光亭一面将敌情电告最高统帅，一面制造种种借口搪塞史迪威，抵制美国人的进攻命令。
同古大战在前方打了十二天，史迪威和杜光亭在后方吵了十二天，直吵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
其实史迪威同杜光亭的矛盾只是他同最高统帅冲突的前奏。这段冲突的历史，不仅表现了个人不同的性格和气质，更代表了两种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在利益原则上的冲突。
同古战役一结束，史迪威就怀着不可遏止的愤怒飞往重庆。他要把缅甸前线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当面向最高统帅讲清楚。
在重庆一下飞机，他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商上将。商上将向他透露说，第200师从同古撤退是最高统帅亲自批准的。那天是4月1日，恰好是“愚人节”，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被最高统帅愚弄了的“傻瓜”，心里的怒火全都集中到了最高统帅的头上。“我们失去了一个在东吁打退日本人的绝好机会，根本原因就在于最高统帅的插手。”
当天中午，他会见了最高统帅，毫不客气地向他“摊了牌”。“我名义上是总指挥，但军长和师长们都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我又没有足够的权力强迫他们服从。我不能撤他们的职，更不能枪毙他们，仅仅同他们讲道理是毫无用处的。其最终结果，我成了个毫无权利的傀儡，受苦受累地工作，还要为别人的失利承担责任。鉴于这种状况，我必须提出辞职。”
最高统帅摆出一副十分惊讶和关心的样子，问道：“他们为什么不服从？娘希匹，我要调查，哪个师长不服从命令，我就枪毙他。杜光亭和刘仲良是我的学生，我会教训他们的。我一定告诉他们，必须服从你的命令。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我会解决好的。”
史迪威也并非真想辞职，他主要是想通过对最高统帅施加压力，以便真正掌握远征军的指挥权。他向最高统帅表示，如果要继续让他指挥远征军，那就必须授予他指挥这支军队的全权，并要求最高统帅增派云南境内的第66军开赴缅甸。同时，他甩出了一只具有一定威慑力的“杀手铜”：“如果指挥官不服从我的命令，我就不能让美国空军支援这支部队。”
第二天，最高统帅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告诉史迪威，已决定让罗上将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担任史迪威的执行官。史迪威的命令可以由罗上将下达给各部队，并监督执行。罗上将，原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其资历和职务均远在杜光亭之上。史迪威同意了最高统帅的安排，他认为“罗是个强硬的家伙，能够对付杜光亭”。
就在盟军内部的几个方面力量互相争斗内耗的时候，缅甸方向的日军并没有停下他们的进攻脚步。日军攻占同古后，第55、第18师团沿同古至曼德勒轴线继续向彬文那进攻，第56师团从右翼沿同古至腊戍公路向垒固进攻，第33师团从左翼沿伊洛瓦底江两岸向仁安羌进攻。
根据战情的发展，缅甸盟军统帅部决定，以曼德勒为依托，集中中国方面三个整军（第五、第六和第六十六军）英国方面五个整师，共计二十五万人的优势兵力与日军决战。
曼德勒会战的宏大构想首先出自重庆最高统帅对时局的判断。最高统帅并非不愿意打仗，而是必须在保存实力和有把握的前提下与敌决战。中国有条著名的军事原则，叫做“避实就虚，与逸待劳”。现已查明，侵缅日军共有四个师团，近十万人，从东西两路**。如果以盟军优势兵力猛攻其中一路，大获全胜是有把握的。
曼德勒地势居高临下，背靠滇缅公路，进可以出击，退可以就地防御。最高统帅选择曼德勒作为会战的理想战场，确实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也不怕英国佬捣什么鬼。
曼德勒大会战的计划同样迅速得到英国盟军的认可。在英国人看来，缅甸迟早要丢给日本人，只要中国人肯打仗，愿意把日本人的注意力吸引开去，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战略、计划、方案、方针他们统统都赞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部队安全地从容不迫地撤退到印度去。
同盟国之间这种不牢靠的战斗友谊无疑将断送这场匆匆拼凑起来得的大会战。美国人史迪威由于担任了名义上的总指挥，因此注定要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扮演一个名声扫地的耻辱角色。
四月三日，日机首次空袭曼德勒，炸死数百平民。许多天后，街道上还能看见许多无人掩埋的尸体和烧毁的车辆。大火同时还烧毁了一处油库和内河码头，致使水陆交通瘫痪了一个星期。因为日军的空袭，曼德勒城内的居民纷纷外出逃难，短短时间，这座缅甸最后一个王朝的古都，就成为了一座没有居民的空城。
四月八日，最高统帅夫妇偕史迪威、罗上将同机到达曼德勒。最高统帅在重庆亲口向史迪威保证说，他将正式授予这位美国将军提升和罢免远征军中任何军官的权力。尽管这个空头支票后来没有兑现，但是，最高统帅的安抚还是逐渐平息了史迪威的怒气。他们还在一起合影留念，最高统帅夫人站在两个敌对的男人中间，满面笑容地挽着史将军的胳膊。
罗上将，是这样一个在当时的军界里有着不少非议的人物：军事上迄无建树，官场上官运亨通。此次受命出征远征军总司令，事先被交待明白，位在史迪威之下，杜光亭之上。最高统帅认为这样可以缓冲史、杜之间的矛盾冲突。最高统帅选中罗上将出马还有另外一番深意。罗上将在军事上的才能不算十分出众，因此不交与指挥权，但是罗上将与杜光亭分别来自对立的土木系和何部长系，可以起到互相牵制和约束的作用。最高统帅不是信不过杜光亭，而是任何人大权在握都令他不敢放心。
对史迪威来说，情况就简单的多。最高统帅夫妇只在曼德勒停留两日，十日返回重庆。临行前最高统帅告诉史迪威，他只需取得罗上将的配合，对远征军的指挥就不会出现任何障碍。作为一个不谙政治的纯粹的军人，史迪威相信了最高统帅的话。美国人天真地认为战区总参谋长理应对远征军总司令行使指挥权，并且罗上将也当面满口答应表示服从。这样，雄心勃勃的史迪威再次全心全意地投入打败日本人的曼德勒会战中。
作为驻滇参谋团的副主任参谋，刘建业自然是可以得到足够的消息以了解这一段时间的情况发展的。对于构想中的曼德勒会战，刘建业更是不抱任何的信心。因为，要想实现曼德勒会战的作战构想，就必须要求英**队能够坚守住曼德勒地区的侧翼，使得中**队能够集中力量完成对日军的合围歼灭。可是，英国人可能做得到吗？要知道在日后发现的日军资料里曾经发现日军以“一场武装郊游”这样的词句来形容他们在缅甸攻击英军时候的顺利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