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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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锟其人
曹锟其人,在民间的口碑向来不佳,在史家笔下也历来是个反面角色。提起他的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大都是臭名昭著的“贿选丑闻”,但人性都是多面的,曹锟也有常人所不及之处。
曹锟出身平民,自幼贩布为生,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的苦处,因此对文化人十分重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921年,曹锟在保定办了一所综合性大学———河北大学,自任董事长。河北大学设文学科、法学科、农学科、医学科,其中文学科又设中国文学系和英文系;学校教师实行聘任制,师资力量非常强。曹锟常对手下说,自己就是一个推车卖布的老粗,什么都不懂,办大学就得靠教授。曹锟的这段话貌似简单,其实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先进的教育理念:教授治校。
曹锟说到做到,他对教授们毕恭毕敬以师礼待之,发给教授的工资也超过手下的师长、旅长,他看见教授讲课热得汗流满面,就命令校工以后上课时要送毛巾给教授们擦汗,并在教室内安上了自造的降温装置。就是这样,曹锟还感到有些对不住人家,内疚地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曹锟从不干涉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用人秩序,但他经常教育学生要尊敬老师:“你们要尊敬教授。这些教授都是我从南北各省精选聘请过来的,今后如发现你们对教授有不礼貌的行为,那么我就要你们的脑袋!”一席话说得学生大惊失色,但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曹锟对待老师的态度。
曹锟爱才,也会用人,他知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道理,他对外交总长顾维钧一直很欣赏,认为他能胜任一切外交事务,因此不论什么事都放手让其去干。有一次,曹锟的亲信陆军总长陆锦、交通总长吴毓麟等为驻英公使的人选问题,向顾维钧施加压力。双方争执不下,吴毓麟就请曹锟出面,谁知曹锟马上把他教训了一顿:“正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对外交有经验,你们凭什么干预?对不起,这件事我得听顾先生的,正像你们分管的领域,别人不能插手一样。”
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里记述了此事,对曹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曹锟虽然从未受过学校教育,但他恢弘大度,襟怀开朗,是个天才的领袖。顾维钧如此评价曹锟,今天看来可能带有一些个人感情色彩,但从中我们多少也能悟出曹锟为何能从一个街头布贩爬到总统高位的原因。
曹锟另一个值得肯定之处就是他的晚节,抗战爆发后,日本人在武力进攻的同时还推行“以华治华”的策略,积极物色合适人选筹组汉奸傀儡政权。这时南京和北平已有梁鸿志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王X克敏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两个汉奸政权,但梁、王二人均系北洋时期的总长,威望资历尚浅,无法与蒋X介X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抗衡,这时日本特务机关的目光便落在了曹锟身上。
特务头子土肥X原认为曹锟曾任民国大总统,且又有“贿选”劣迹,拉其出山估计不是难事。但曹锟对日本素无好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又强占了中国东北地区,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曹锟对此早就忍无可忍。这次见日本人公开登门诱降,不禁大怒,指着来人的鼻子历数了日寇在东三省犯下的滔天罪行,最后断然拒绝说:“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
曹锟虽然已不在其位,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依然十分关注抗战局势的发展,他每天都坚持阅读《大公报》,后来视力越来越差,便让女儿读给自己听,当他听到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后,激动地一跃而起:“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此后曹锟改变了晚饭后听报的习惯,让女儿饭前就给他读,似乎连一顿饭的时间都等不及了。
1938年5月16日,曹锟因感冒引发肺炎,医治无效去世,终年76岁。临终前,曹锟握着女儿曹士英的手说:“台儿庄大胜之后,希望国军能乘势恢复失土,余虽不得见,亦可瞑目。”重庆国民政府有感于曹锟在沦陷期间,忠贞不屈保持晚节,特追赠其为陆军一级上将并颁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以示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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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段祺瑞向“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下跪传闻的两种说法
一种是凤凰卫视2011年8月2日《腾飞中国》节目中所说:“惨案发生之后,段祺瑞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终生食素以示忏悔。”[详细]即“三一八”惨案发生当天(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就到了惨案现场向死难者下跪。
另一种说法则来自《炎黄春秋》2009年第5期杜婉华所撰《另一个段祺瑞》一文,文中引述段祺瑞外孙女张乃惠的说法:“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即段祺瑞向死难者下跪一事发生在惨案五天后(即1926年3月23日)北大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
这两种说法都认定段祺瑞为“三一八”惨案死难者下跪,但时间地点却完全不同,那么哪一种说法可信呢?史料证明,两种说法都没有任何依据。
“三一八”惨案当天段祺瑞根本没有去现场
关于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事发当天有没有到现场下跪,我们可以从当事者回忆段祺瑞在惨案发生后的所作所为中得出结论。据当时曾负责保卫执政府与吉兆胡同段祺瑞住宅的卫队旅上校参谋长楚溪春回忆,他们向段祺瑞汇报惨案发生的情况之后,段的表现是:
“我随李鸣钟马上坐汽车赶回吉兆胡同段宅见段祺瑞。当时段祺瑞正在同吴清源下围棋,见我们两个人进屋后,马上声色俱厉,大声对李鸣钟说:‘李鸣钟你能维持北京的治安不能?你如不能,我能撤你,我能换你,我能枪毙你!’李鸣钟在门口立正鞠躬向后退,连声说:‘执政,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能维持治安,我能维持治安!’段祺瑞接着说:‘楚参谋长,你去告诉卫队旅官兵,我不但不惩罚他们,我还要赏他们呢!这一群土匪学生……’”(楚溪春《“三·一八”惨案亲历记》,原载于1963年3月内部发行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
这段回忆说明段祺瑞并没有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而且从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来看,更不可能向死难者下跪。当然,一面之词并不可信,我们还可以从其他在场者的记述中确认是否属实。据当时在段祺瑞身边的段宏纲(段的侄子)回忆:
“18日晨9时许,即得到消息,谓浩浩荡荡的游行大队又陆续地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的空场上,人数比昨日更多,叫骂呼打,情况混乱已极。大约是11时半前后,我在吉兆胡同忽闻连续不断的10余声枪响,来自西北方(吉兆胡同在铁狮子胡同东南方),我大吃一惊,这一定是执政府门前发生事故了。这时先伯命人召我,问何处枪声。正在说话的时候,楚溪春电话来了,说游行群众百般地辱骂兵士,并抢夺枪支,欲闯破铁门,兵士开枪,死伤有数十人。语气极紧张。先伯命我立刻往视。有的记载谓是时执政府正开国务会议,先伯出席,卫队武团长来报告外面紧张情况后,先伯即命令开枪。实际根本无此事。我到执政府门前时,游行大队大部分已散去,见东面围墙下有尸体10余具。据卫队人排长报告,有受伤者数十人,已送附近医院。我驰回吉兆胡同向先伯报告,先伯甚为伤感。他命我速电话召地面负责军警首长来商。大约在12时半左右,代理警备司令李鸣钟及卫队旅参谋长楚溪春同来吉兆胡同(也许是楚先到),向先伯报告肇事经过。宏纲亦在旁。他们分别报告后,先伯对李鸣钟说,因为你们处理防备不周,竟发生这样不幸的惨剧,望李司令同楚参谋长特别当心注意治安,万不可再发生任何事故。李、楚遂退出。楚溪春写的《三一八惨案亲历记》谓段某正在与吴清源下围棋,查吴清源早于前一年夏去日本;又谓段对李鸣钟说:我能撤换你,我能枪毙你;对楚本人说,我不惟不惩办士兵,还要赏他们云云,完全与事实不符。先伯既未与吴下围棋,更没对李鸣钟说这样不近情理的话。”(《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册,P818)
从上文可知,段祺瑞在得知惨案后只是派段宏纲到现场查看,并且一个小时之后李鸣钟及楚溪春向段祺瑞汇报情况时段还在他的住宅中,何来“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之说?上述两个在场者的记述虽然有出入,但都说明了段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现场,而只是在其住处接见了负责其安全的卫队军官。
而且,当天下午执政府发布的公告对惨案发生情况是这样描述的:
“午后一时二十分,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执枪棍,闯袭国务院,高呼敢死队前进,并有抛掷炸弹,泼灌煤油等举动。守卫军警,向之拒绝,即遭痛骂,并被击死宪兵一名,及警卫司令部稽查一名,警察一名,卫队多名,各队以正当防卫,暴徒亦死伤多名,又当场获得暴徒手枪数支。似此聚众扰乱,危害国家,实属目无法纪……”(林本元《三一八惨案始末记》,1926年出版)
当局既然将遇难者认定为“暴徒”,段祺瑞作为政府元首,又怎么可能在当天去向“暴徒”下跪忏悔呢?可知所谓段祺瑞在事发当天赶往现场向死难者下跪,纯属无稽之谈。那么,段祺瑞下跪是否发生在五天之后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呢?(编者注:段宏纲这段回忆中“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时间与公认的发生时间不符,据当时执政府发的公告和其他回忆者,惨案发生时间应该为下午一点二十到一点半之间,而段宏纲回忆中惨案发生时间为上午十一点半,显然有误。)
段祺瑞根本没有出现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
段祺瑞身为总理,如果真的会在3月23日在北大举行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向死难者下跪请罪的话,此消息必然会在第二天被各大报纸报道。然后,我们翻阅了3月24日的报纸和其他资料,都未见到任何“段祺瑞下跪”的报道。《京报》详细记录的“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现场的情况是这样说的:
“(乙)开会之程序:(一)奏乐,(二)主席宣布开会,(三)奏乐,(四)全体静默五分钟致哀,(五)奏乐读祭文,(六)各团体代表报告及演说,(七)奏乐,(八)提案,(九)摄影闭会。
“(丙)开会之情形:下午一时开会,各团体代表及来宾不下数千于人,陈X毅为主席,相继演说者有死难者之家属李逸,燕大代表崔某,国民党中央委员韩麟符等,均演说四小时之久,语极沉痛,在场者无不下泪。及后议决提案三条……”(《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P97-98,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从上述程序和现场情况来看,段祺瑞根本就没有出现在悼念大会上,更别说什么“当众长跪不起”了。
综上所述,无论是惨案发生当天,还是五天后的悼念大会,段祺瑞都没有出现,因此,段祺瑞“长跪不起”的传言完全不可信。
除了“下跪”的传闻外,关于段祺瑞因为“三一八”惨案立誓终身吃素的消息也频频出现在媒体上,上引《炎黄春秋》杜婉华文章中便有此种说法:
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
有关此事,散木先生曾撰写《段祺瑞的“吃斋念佛”》一文予以澄清,指明“1920年7月,段祺瑞兵败之后,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寿街,从此吃斋念佛,这与他对惨案的忏悔并无关系”,但文章并没有清楚说明这种说法的出处。据查,这种说法出自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当时属湘军系统的除驻摩天岭的陈湜军10营外,在山海关内外还有湘、楚、皖军计80余营。1895年1月27日,李光久的老湘军5营、魏光焘的武威军6营、刘树元的亲兵6营、吴元恺的楚军炮队4营、谭表忠的护军及郭长云的辽队各1营,计23营3哨万余人,拥有各种枪支4600支,随吴大澄先期浩荡出关,于2月11日抵辽河下游的田庄台。作为甲午开战以来最大一次出兵,清政府认为“现在关外大军云集,各营枪械亦齐,声威已壮”,“亟应联络各营,鼓励士卒,齐心并力,迅速克服海城。”清军之所以连续两度反攻海城均告失利,仍不遗余力地急于规复该地的动机所在,一是企图牵制进攻山东的日军第1军,缓和对北洋舰队的威胁,二则给正在广岛的议和争得一点地位,遂在生力军进驻后,集合94营3.3万余人发起对海城第三次反攻。
“1920年终于发生了直皖战争……战事结束后……老段在北京是呆不下去了,于是全家又二次搬到天津。这一回住的是日本租界寿街……自从来到天津之后,老段开始吃斋念佛,起来。他原来一向是单开伙食,不和家里人一同进餐的,现在他开始吃素,家里面仍旧吃荤,请客时也用荤席,他自己专备两三样菜。……他在家里辟了一间佛堂,清晨起来,焚香诵经,成为他照例的功课,后来一直坚持下去,始终未有改变。”(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王楚卿常年跟随段祺瑞,当时在段府“号房”做事,后来成为段府总管。他的这些记述至少说明了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前五六年就已经开始吃斋念佛了。即便段祺瑞病危时拒绝吃荤真有此事,但也不能表明与“三一八”惨案有任何关系。
第三种称颂段祺瑞的说法是说其一生清廉,没有房产,全靠租房度日等,比如《人民论坛》2011年第15期刊载中国人民大学中X共X党史系教授、博导何虎生的文章《另面段祺瑞:“六不总理”一生无房产》中说:
“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这在民国初年的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着房子生活……为了减少开销,段祺瑞在英租界47号路租了一套费用较少的住宅。乔迁之后,他连平日里十分喜欢的麻将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馒头、素菜为主,四季均着布衣。直到后来,除留下继妻张氏在身边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减少开销。家里时常出现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
这段话说的有模有样,《炎黄春秋》杜婉华的文章中也出现过类似的说法。但这一传言与史实严重不合,据段祺瑞的管家王楚卿回忆,段祺瑞在北京东城吉兆胡同内便有一座很大的私宅:
“北京东直门内南门仓,有块空地,叫做“空府”,大概在早年曾经是什么王侯的府邸,后来荒废下来,成了一片空地。当段祺瑞在京时便计划在那里修建一所公馆。那处的地皮很大,需要的砖瓦很多,老段便自己开窑烧砖。有个叫魏延平的,懂得建筑工程,便委托他画图监工,在那里建了一所规模相当宏伟的大公馆。这所公馆前后有四个大院子,还有若干跨院。在东部有个不大不小的花园,里面有座小楼。后边还有座大花园,一进门堆有假山。通后花园有道小河,可以栽种荷花。这所宅子盖成后,段棋瑞还没有搬进去,就发生了战事,失败后,段即下野,到天津租界里做寓公去了。这次重回北京,虽然将执政府设在铁狮子胡同陆军部的旧址(今中国人民大学校舍),但他的住宅便使用南门仓这所建成而没有住过的新公馆。他的住处在公馆的北部,东半边是马号,还住有卫队。那座小楼便成为他个人诵经的静室。
“修建南门仓公馆这笔款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他的门生旧部大伙凑集起来的。听说是营长以上,每人一百二百多少不等,一总凑了40万块钱,才买下了这块地皮,盖成了这座公馆。……到段死后,他的南门仓的公馆由日本驻军收购,给了40万块钱,由段遗族分配。”(王楚卿《段祺瑞公馆见闻》,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
关于这座宅子,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纲也有过特别的交代:
“关于吉兆胡同(编者注:王楚卿文章中南门仓属于吉兆胡同的一部分)庞大的房子如何建筑起来的,也有说明的必要。民国成立后,凡军政界要人,多数在北京均有大住宅,更富有的还有出租的房产。先伯的部属学生,如田中玉、靳云鹏、魏宗瀚、陈文运等,想到自己都有自置住宅,惟有段老总没有,借住人家的房子,觉得很难为情,说不过去。原拟大家共同集资几万元,代买一所旧房子,加以修理赠送,后来演变到代为建筑。原计划以不超过六七万为度,由卫兴武设计建造(卫亦系老武备学堂学生,精通德文,了解一般工程,小站练新军时,充工程营帮带),1921年余后始落成;庞大而不适居住,工程简陋,光线黑暗,更有很多的浪费,因此建筑费大超过预算,几乎无法结束工程。1925年先伯任执政时期,秘书厅即在前院。日军陷华北占领北京后,伪华北政委会诱迫大兄宏业,不得已而出让。段家除这样一所大而无当的房子以外,其他任何地区从未购买或建筑过一间房子、一亩地皮。”(《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晚清北洋》下册,P818)
不管段祺瑞在其它地方还有没有房产,仅据上面的引文便可知,所谓“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全靠租房度日”之说显然是错误的。
至于段祺瑞1926年下野后的经济状况,也绝没有何虎生教授文中描述的那么凄惨。1928年蒋X介X石得知段祺瑞生活确实有些周转不灵,随即“送上2万元,在此后三四年间,又送过数万元,生活问题遂得到解决”(段宏纲语),段祺瑞1933年到上海后,国民政府每月供给他两万元生活费,虽不富裕,但维持生活足矣。
段祺瑞的生活较当时的其他军阀较为清廉节俭,但房产、姨太、杂役等也是一应俱全,即便后来真的生活有些紧张,但也不至于出现什么“揭不开锅的窘困局面”。至于有人说什么段死后还有七万元外债无力偿还之类的话,也是无稽之谈。真实的情况是:段死后,他的南门仓的公馆由日本驻军收购,给了40万块钱,由段遗族分配;其在中国银行还有四万元股票,给他几个女儿做了嫁妆;还有正丰煤矿的一些股份,也被儿女分了……
“民国范儿”在今天是个泛滥成灾的词。“段祺瑞终生向遇难学生忏悔”,也是这泛滥成灾的“民国范儿”的一部分。可惜的是,虽然段祺瑞确实不爱敛财,生活朴素,政坛里翻滚多年,仍可谓道德模范;但没有发生的事情,它就是没有发生;段祺瑞没有向遇难学生下跪,没有为之终生忏悔,他也有自己的房产,不必终生租房度日,更没有落魄到交不起租金的地步。没有“民国范儿”,没有“一代完人段祺瑞”。我们应该“发现历史的真相”,而不是去“发明历史的真相”。
正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帝制,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驾,并改1916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废除民国纪元,自称"洪宪皇帝"。面对如此倒行逆施,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云南新军军官率先酝酿起兵讨袁。他们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运动,出兵川、黔,为天下响应,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了中华民国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护国军"之名,是如何产生的呢?据护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时任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唐继尧秘书官的王灿(1881~1949)先生所撰《云南殖边督办李君子鬯墓表记载:"及蔡锷入滇,讨袁之议乃决。云南宣布独立。蔡帅师入川,君任秘书长。所谓护国军名,自君定也。"
民國四年秋,袁世凱帝制議起,國是晦冥,趨炎附勢之輩,多屈膝附從。中華革命黨在各地進行反袁運動,甚為積極。其他反袁勢力,尚有梁啟超、蔡鍔等人,梁氏雖身居虎口,仍直道危言,使國內已死之人心,得以振奮復甦。其弟子蔡鍔(松坡),見湘人楊度等發起組織籌安會,推進帝制運動,乃於四年十一月,以就醫為名,去天津與梁氏共商國事。返京後,復與雲南將軍(都督)唐繼堯密電往還,布置入滇計畫。十二月,祕密離京,經天津、日本,於十九日抵雲南。即與唐繼堯、李烈鈞、戴戡、方聲濤等組織護國軍,推舉唐繼堯為都督,二十五日,宣布獨立。軍事編制,共分三軍:第一軍總司令為蔡鍔,由滇進攻川黔而至湘鄂;第二軍總司令為李烈鈞,自桂圖取粵贛;第三軍總司令為唐繼堯,坐鎮後方。此役主要戰場,一在桂粵,一在川湘。川湘之戰,對袁世凱打擊尤多。據松坡遺稿所記,蔡軍出發時,僅有三千一百三十人,誠如蔡氏在護國軍籌組會議所言:「以西南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勝,但吾人所爭者,乃四萬萬同胞之人格耳。」第一軍分路入川,一經雲南宣威、黔西威寧、畢節而至四川敍永;一經滇北昭通,攻取四川敍府。敍府即今宜賓縣,地當岷江與金沙江會流處,順江而下,連克納谿與瀘州。另一支進入湘西,先後占領晃縣、麻陽等地。袁世凱急調大軍來援,雙方兵力懸殊,護國軍陷入苦戰中。瀘敍之戰,歷時四月,五年三月十五日,廣西獨立。二十日,馮國璋等五將領,急電衰世凱,請取消帝制,袁氏頓感幻夢成空,遂於二十二日,宣布撤消帝制。
虽是四月的天,南方的气候却仍然携着冬季残痕。阵阵北风沿着湘江猎猎拂过,夹杂着一股又湿又阴的寒意。
林牧远用了三天的时间来接受自己穿越的事实,但是到现在也无法接受四月份的广西省居然仍旧这般的冷。穿越来到这个时代足有一个星期,自己依然还是在北海海滨晒太阳时的那一身装扮,一条花花绿绿的沙滩裤,搭配着一件单薄的短袖衬衫,原本还有一双人字拖,如今也不知道遗失在山沟的什么地方。
在过去的几天里,他曾被一些山村的村民用棍棒驱赶,又在一个乡镇上遭到几个兵丁挥着大刀和长矛追捕,幸得平日都有在跑步机上锻炼,再者那些兵丁似乎并不擅长长跑,否则这会儿只怕早就人头落地了。
他可以理解自己这身装扮与这个时代守旧的民风格格不入,被当作登徒子、疯子或者其他什么“不正常人类”的范畴那是情有可原,可是对于那些穿着号服的兵丁刚见面就拔刀相向,倒还是在之后的几天里才慢慢明白原委。
原因很简单,本来在海边舒舒服服晒太阳的林牧远,只一个闭眼一个眨眼的功夫,竟然穿越到了一八五二年,也即清朝咸丰二年。这一年正是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的阶段,整个广西省遍地都是“发匪”。哪怕“发匪”的特征是不留辫子披头散发,但他这个标准二十一世纪小青年的发型也违反了清朝传承百余年的严令,不管是不是“发匪”都是要杀头的重罪。
好在不是每一个旧时代的人都用棍棒来招呼他,时不时也能遇到了一些淳朴善良的小老百姓。他用身上仅存可以交换的太阳眼镜和遮阳帽换来一些食物,顺带也东拼西凑的打听了一些目前自己所处这个时代的信息。
对于林牧远而言,现在最迫切的就是找到一个能糊口的办法,总不至于饿死过去。
他曾经读过不少关于穿越的故事,深知做为一个来自未来的穿越者是有许多先天优势,比如可以通过对时势的分析做一些顺应时代潮流的行当,又或者趋炎附势追随一些很快会飞黄腾达的大人物,最不济也能凭借一身优于古代人的体魄靠劳动来养活自己。
好歹他在少年时曾被父母强迫学习了几年毛笔书法,在遍地文盲的古代寻个市井替别人写字,多少也是能一解燃眉之急。
这些想法固然都是不错的,可偏偏他穿越的是清朝,而且还失去了在这个时代出行最基本的“凭证”,等到自己把辫子蓄起来只怕早就变成深山野林里的一具无名尸了。
天色越来越暗,游走在山林之间的朔风也越来越冷。
赤足走在坑坑洼洼的山间小径上,林牧远心中愈发感到一种凄凉,最近一顿饭还是昨天早上吃掉的最后一块锅巴。在身上掖了两天两夜,那锅巴都有些发馊了。两天来他都不敢出山,生怕又遭遇那些蛮横不讲理的辫子兵,只盼着能在山区里可以碰到一些善心的猎户或者山民,讨要一些食物。
只可惜走了这么久都没见到任何人烟,更糟糕的是这会儿他似乎还迷失了方向,只能凭借着一股惯性般的毅力,机械的迈着步子继续向前走。
不知道什么时候,风向开始有了变化,径直地扑着林牧远的面袭来。他下意识抱起了双臂,佝偻着身子让自己更具有御寒力,心中又一次冒出了许多又辛又酸的念头。然而万念俱灰之下,仿若是绝地逢生一般凭空闪过了一丝灵光。
“死鞑子不给老子活路,老子索性真去当发匪得了,死活能先垫饱肚子。”
这一丝灵光让林牧远有了振作起来的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莫过如此。可是转瞬之间他又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此时此刻自己连身在何处都不清楚,又该到哪里去找太平军投靠?
刚刚燃起的希望顿时又暗淡下来!
迎面的风势似乎越来越大,林牧远受不了这饥寒交迫的折磨,意欲先停下来找一处树桩休息。就在这时,他忽然从风中嗅到了一些奇怪的味道,禁不住又往前走了一段路,这股味道越来越浓烈也越来越清晰,竟是一种交杂着焦烟的腥臭味。
他带着几分好奇和希冀,加快了步伐向前赶去,黑暗之中看不太清楚前路,才走了片刻不到,忽然脚下一重,似乎是绊到了什么东西,原本就没什么力气的身躯顿时失去了重心,踉跄的向前摔倒下去。
“妈呀!疼死我了!”林牧远双肘先着地,山路如同粗糙的磨砂纸一般,立刻在他的手臂擦出了两道血痕。好不容易从疼痛中缓解过来,他很快回想到刚才绊倒自己的“障碍物”似乎有些不对劲,双腿碰触到时明明是软绵绵的。
咬着牙吃力的爬坐起来,回过身看向那绊脚的物体,他先是楞了半晌,随即张开嘴巴深深的倒吸了一口冷气,真是没想到绊倒自己的竟然是一个人的身体,或者说是一个人的尸体。要不是他饿得没什么力气,这会儿早就惊吓的尖叫起来了。
“冷静,冷静,只不过是死人而已……”
林牧远接连喘了好几口粗气,这才不容易的将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或许是他曾经看过许多血腥的电影、电视剧,等到冷静下来之后很快又觉得眼前这个尸体确实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大着胆子仔细打量了一阵。
借着被树枝打碎的星月之光,他看见眼前这具尸体是一个青年男子,头上扎着一块脏兮兮的麻布,一身破破旧旧的长衫,外面套着一件相对较新的黄背心。看着对方这样的打扮,他不禁觉得有几分眼熟,一番短暂的踌躇之后,总算提起胆子伸手揭开了尸体头上的麻布,只见这青年竟是披散着头发。
“太平……太平军!”林牧远低声惊呼道。自己早先还在念着去投靠太平军,没想到这会儿倒是遇到了一个太平军的尸体,不由感叹在这个时代里要想混口饭吃真是不易。
缓缓摇了摇头,他接着检视一阵,发现这名太平军死尸的双腿血肉模糊,甚至还缺失了左脚掌,断裂处筋骨外露,十分可怕。伤口处也有烧焦的痕迹,似乎是被炮弹之类的火器击中。他站起身来顺着山径向前看去,地面上拖出了长长两行已经干涸的血痕。显然对方受伤之后并没有立刻断气,而是坚持爬行了一段距离,最终因为失血过多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