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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开始“和平运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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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节：开始“和平运动”(6)

国民党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人为代表，先后往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7月13日（或14日）周恩来偕秦邦宪、林伯渠秘密往庐山，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进行谈判，送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这个宣言，重申了中共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的五项要求及四项保证。双方并就红军改编问题进行了详细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未能解决，但实现国共合作的方针已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7月19日下午，周佛海曾偕陶希圣往访中共代表周恩来、林伯渠。谈国共合作等问题，周佛海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述：二时半，希圣来，略谈，同往访共党首领周恩来、林伯渠，10年前老友也。相见欷?#91;，不胜今昔之感。相与详谈政策转变之意义及经过。《周佛海日记》第9页。

上海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接受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后人事及指挥的主张。8月25日，红军经过改编，相继开赴抗战前线。按理，国民党当局为适应全国性抗战形势的要求，本应迅速公布中共中央早已送交的《国共合作宣言》，但却迟至9月21日才由中央社发表；22日，蒋介石发表事实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这是为什么呢？除了由于蒋介石本人不愿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民主要求，和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以及中共同国民党获得谅解后共赴国难等原因外，也是与周佛海等人的竭力阻挠分不开的。

周佛海对共产党的态度，如他自己所供认的那样：自他被中共开除之后，他就始终以中共为敌。抗战爆发后大势所趋，周佛海虽然不得不被迫停止公开反共活动，但却竭力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他在庐山与周恩来、林伯渠会见之后，他就抱定国民党不能与共产党维系长久的关系，因为国共两党在抗战的态度上不同，共产党主张坚决抗战。

周佛海既然主张与日本妥协，力图使抗战适可而止，当然就不希望并必然千方百计阻挠国共合作的实现。关于如何阻挠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发表及公布中共的《国共合作宣言》，周佛海曾供认说：

在抗战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立即停止战斗行动。我们主张一面抗战，一面不能断绝外交的线索，为此，不宜从别的方面，再给日本以刺激，再授日本以口实，使他们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不幸我们所不愿意的现象，继续不断地发生了。中俄互不侵犯协定成立了，蒋先生容共的谈话发表了。前者给日本以刺激，后者授日本以口实，是毫无疑义的。当中俄协定公布后的两三天，其晚我听蒋先生的容共声明，明天就要发表，我觉这两件事，先后接着发表，其实是毫无好处。就和熊天翼商量，最好请蒋先生稍缓发表。天翼也以为然。凑巧蒋先生那晚约他谈话，他就陈述这种意见，并蒙采纳。《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3页。

周佛海如此反对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也是出于他对共产党的仇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救民族于危亡，本是中国人民一致的呼声，民族的共同愿望。试看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与抗日行动，即可深切地体察出中国人民誓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与信念。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入侵的形势下，主张国共合作，共同御侮，发出了团结抗战的号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但是，周佛海对此却是恨之入骨。他恶毒攻击共产党是“惟恐天下不乱”，是“以抗日为倒蒋的工具”。《回忆与前瞻》，《周佛海日记》第1214页。

与汪的不解之缘

周佛海等人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进行“和平运动”，不是偶然的，不仅是由于有汪精卫的支持，而且是在汪精卫的直接主使下进行的。1939年7月，周佛海在由日本返回上海，公开声明进行卖国投敌，准备成立傀儡伪政权时，就在其所发表的《回忆与前瞻》中，公开承认，从一开始，他们就是“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