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繁体版 第22节:三 投靠蒋介石(2)

第22节:三 投靠蒋介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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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三 投靠蒋介石(2)

由于国民党左派的坚决主张和迫于大敌当前的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但是,这不过是蒋介石的一种缓兵之计。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2月9日,武汉国民党左派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会议并发表宣言,强调必须巩固党的权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实行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军队必须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以此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作斗争。并提出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为此,国民党中央决定于1927年3月7日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各地中央委员陆续到达武汉。但蒋介石却提出只有把会议改到3月12日,他才能到武汉出席会议。蒋介石是借此达到破坏会议的目的。为了争取蒋介石出席会议,只好将会议延至3月10日,但结果蒋介石仍未出席。

周佛海不是指摘蒋介石的不当,却歪曲事实诬称坚持10日开会,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阴谋。他说:“这是鲍罗廷在内主使,共产党在内作祟,要使第三次执委会议,完全为共产党所操纵,以通过有利共产党的决议案。”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66、170页。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深入发展的决议,在一定程度上对蒋介石的个人专制独裁予以某种限制,并改组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共产党人谭平山被推为国民政府农民部长,苏兆征为工人部长,董必武为湖北省政府农工厅长,张国恩为民政厅长,刘芥为司法厅长。这本来是国共合作的具体体现,但周佛海却诬蔑说,这是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整个计划”,乃是他们用蚕食的政策,消灭国民党的阴谋。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同前书,第166、170页。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从制度上作了种种限制,并广泛开展了反独裁的宣传,但却仍然推选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就为蒋介石继续利用手中的军权,反对共产党,以至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有利条件。

3月22日,北伐军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配合下,占领了上海。24日占领了南京。26日,蒋介石由南昌出发,经九江、安庆,到了上海。从3月6日起,蒋介石就在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了一系列的反革命破坏和屠杀事件。他到了上海之后,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便开始镇压上海的工人运动。4月1日,下令包围上海闸北工人纠察队,收缴枪械。11日,蒋介石在南京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开始屠杀共产党人。12日,在上海血腥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7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8日,由这个会议决定,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叛变革命,另立国民政府之后,武汉国民政府采取了相应措施,撤销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废除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制,改为委员制。周佛海始终心向蒋介石,他对此极为不满。当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为委员制后不久,他便提出辞呈,辞去秘书长和政治部主任的本兼各职。

当时,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异常高涨,革命形势继续发展。特别是4月1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继续北伐后,所向无敌。6月1日,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会师武汉。

周佛海对此极为仇视,而且一直密谋逃离武汉、投奔蒋介石的时机与办法。他曾说:“5月初,湖南来了一位朋友,他暗中通知我,说湖南方面对我的空气很不好,说我是蒋校长的走狗,是戴季陶派。他劝我设法走避。我便老实告诉他,我早预备离开武汉,川资已经筹得,一切都预备好了,只等机会。”周佛海:《我逃出了赤都武汉》,《陈公博周佛海回忆录合编》,第176、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