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临刑前高叫快开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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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博：临刑前高叫快开枪1
陈公博（1892—1946），祖籍福建上杭，生于广州。1906年加入兴中会，不久就读于北京大学。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两年后脱党。1923年从日本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获硕士学位。1925年回广州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鼓吹反共降日。
1938年12月随汪精卫投敌，后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委、伪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伪军委会政治训练部部长、伪上海市市长，成为汪精卫卖国集团中的第二号巨奸。1944年汪精卫病死后，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
抗战胜利后逃亡日本，后被国民党陆军总部从日本押解回国。1946年6月3日，以汉奸卖国罪被处决。
1945年8月25日，天刚蒙蒙亮，一架ＭＣ型运输机在晨曦中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一直向东飞去。机上坐着陈公博及妻子李励庄、秘书兼情妇莫国康，还有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共七人。
抗日战争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而告终，身为伪国民政府代主席的陈公博知道难逃法网，决定秘密出逃日本。
这一计划，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批准。
MC型运输机在日本本州岛阴县西郊的米子机场降落。
陈公博一行下了飞机，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们东躲西藏，后来在京都隐居起来。
陈公博东逃日本，很快就被发现，国内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要求日本政府交出陈公博。日本政府知道这事已无密可保，便耍了一个花招。
8月29日晚，日本同盟社突然发了一条消息：陈公博8月28日在京都自杀受伤，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
这条消息经过路透社转播，很快刊登在国内外各报刊上。
一时舆论大哗，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陈公博没有死，同盟社的消息是假的，它只能表明日本政府企图保护陈公博，使他逃脱中国人民对他的审判。
经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一再交涉，日方最后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
10月3日，陈公博在日本度过了战战兢兢的一个月零八天后，被押送回南京。一下飞机，陈即被逮捕，送往位于南京城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没过几天，陈公博又被转押至宁海路23号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开始了他的囚徒生活。
脱离中共陈公博1892年10月19日出生于广州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父亲曾任过清末广西提督，后解职回到广州。
陈公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他6岁开始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9岁正式拜梁雪涛为师，学习四书五经。梁学涛是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先生，他在讲解四书五经的同时，也向陈公博介绍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的故事。从梁学涛那里，陈公博最早接触到了新思想、新学说。
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身为提督，常年在外领兵打仗，武艺很好，在请老师教授儿子文化知识的同时，他还很注意传授儿子的武功。他在家里长年雇了两位拳师，教陈公博习拳舞棍。所以，陈公博从小练就一些拳术。
陈公博的家在广州大北门的长泰里，那里是八旗兵驻防的地方，八旗子弟们常在这里聚众闹事，仗势欺人。有一年的农历7月15日，当地盂兰会请戏班子唱戏，陈公博跑去看戏。那帮八旗子弟看见陈公博孤身一人，便围过来要打他。陈公博平时学的武功这下派上了用场。只见他不慌不忙，沉着冷静，左拳右腿，一阵好打，撂倒了四个恶少，打得他们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这下可惹了祸，陈公博回到家里，这些恶少家长找上门来，兴师问罪。
陈公博的父亲只好忍气吞声，向来人赔了许多不是，并答应出资为受伤者治伤，事情才告平息。
这件事给陈公博很大刺激，他幼小的心里，由此种下了反清复仇的种子。
陈公博的父亲陈志美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直不满，他曾带着一支武装力量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起义的前一天，事情败露，他被清军逮捕。
武昌起义胜利后，广东宣布独立，胡汉民任广东军政府都督。陈志美出狱后，作为反清革命功臣，被选为省议会议员，还兼任军政府军事顾问。
当时，陈公博虽然还不到20岁，但已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所以乳源县成立县议会时，他被选为议员。乳源县议会议长叫傅佐高，他说自己年事已高，不适合当议长，陈公博年轻且才华横溢，想把议长让给他。正在这时，广东民军司令部招兵买马，正缺一个参谋，民军司令黎萼看中了陈公博，想把他招到麾下。为此，陈公博好不得意，一直考虑是当议长好，还是到民军司令部当参谋好。
一天，他来到父亲的办公室，想征求父亲的意见。没想到他的话还没说完，便遭到父亲一顿斥责：“你小小年纪，有多大学问！想当议长，还想当参谋。你如果想做一番大事，就应该先去读书。为人要有知识，要有学问，这才是你以后为人做事的根本。否则，这议长、参谋将会害你一生！”
陈公博听从了父亲的劝告，进入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毕业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陈公博在北大读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北大校园里一片沸腾。而这时的陈公博却对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不感兴趣，成天躲在图书馆里读书。
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
当时的广州，各种进步思想传播很快，特别是社会主义学说，得到很多人的赞同，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在广州进步思潮的影响下，陈公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与北大同学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组织，陈公博分管宣传。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公博作为广州共产党支部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
谭平山是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出席中共“一大”理应是他。但当时他正在协助陈独秀为办广东大学筹集经费，脱不开身。再加上陈公博主管宣传工作很有成绩，于是经陈独秀提名，支部大会通过，由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陈公博以度蜜月的名义，带上妻子李励庄经香港转乘轮船来到上海，住进了大东旅馆。
“一大”会议先是在上海法租界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召开。在会议开到第三天的时候，三名法国巡捕带着四名中国侦探闯了进来。在此之前，参加会议的代表已抢先撤离出去，陈公博与李汉俊留了下来。
巡捕进屋后，翻箱倒柜大搜查。然后，把李汉俊与陈公博分开进行审问。
巡捕上下打量了一番陈公博，用英语问道：“你是不是日本人？”
陈公博头一抬，回答道：“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你懂不懂中国话？”警察不相信陈公博。
“我是中国人，当然懂中国话！”
“你从什么地方来？”
“广东。”
“你来上海干什么？”
“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学校放暑假，我来上海玩玩。”
“你在上海住什么地方？”
“就住在这里。”
陈公博不敢告诉他真实的住址，因为大东旅馆他的皮箱里还有几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广东共产党支部的文件。要是这些书籍和文件被法国巡捕搜去，后果将十分严重。
巡捕没有找到什么证据，悻悻而去。
巡捕走了一会儿，陈公博也下楼准备回旅馆。出门后，他回头发现身后有人盯梢，正好一辆黄包车过来，他便坐了上去。那人也招来黄包车，紧跟其后。
陈公博要黄包车拉到大世界游乐场。进了大世界后，他东走走，西走走，先去听了一会儿评弹，接着又去看电影，趁电影场人多光线暗，陈公博摆脱了密探，然后雇车赶回大东旅馆。一回到房间，陈公博关上房门，打开箱子，把有关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文件拿出来全部烧了。
当天晚上，天气闷热，陈公博躺在**难以入眠。下半夜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忽听一声枪响，接着便传来一个女子的惨叫，陈公博就再也睡不着了。
天亮后，茶房告诉说，隔壁房间的一个女房客被人枪杀了，旅馆已经报案，巡捕马上就到。
陈公博一听，担心受牵连，马上带着妻子离开了大东旅馆。经过这一连串的惊吓，陈公博再也无心参加会议了。当天晚上他与妻子乘车去了杭州，也没有出席在嘉兴南湖游船上举行的中共“一大”的最后一次会议。
参加中共“一大”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可他拒不认错，还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指责党干涉他出国留学，并声明，绝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在广州党支部的会议上，陈公博宣布他不再履行党员义务。由此，陈公博脱离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陈公博由香港乘船去日本，随后去了美国。1924年，陈公博完成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硕士学位。在《共产主义在中国》这篇论文中，陈公博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大肆批评。这说明，他不仅在组织上脱离共产党，而且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成为地地道道的反马克思主义者。
前线劳军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中国，举国上下发出了坚决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怒吼。
刚开始，陈公博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表示愤怒，积极支持抗战，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曾与李济深携手北上，带上从阎锡山那里弄来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重创日军，前沿阵地上尸体如山，血流成河。后终因寡不敌众，中国军队败下阵来。
当战役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了解前线战况。
当天晚上，陈公博便乘坐北上的列车出发了。
火车向北疾行，车过黄河时，陈公博看见车窗外大雪纷飞，不禁触景生情，拿出纸笔，写下了两首七绝：去年海上角声哀，今又征鼙动地来。
还是江南风景好，梅花依旧及时开。
风雪潇潇寐不成，每逢危难赋长征。
黄河渡口冰初结，关外遥知已鏖兵。
陈公博到达北平时，古北口之战已经失败，各路军队纷纷退了下来。这天，陈公博来找军令部部长何应钦，一见面，何应钦气急败坏地说：“我军古北口失利，损失很大，主要是我们的军队不执行命令，各自为政，危急时刻，擅自撤退，最后溃不成军，这实在是太丢人了。”
陈公博本来还想了解一下古北口战场的具体情况，见何应钦情绪不好，也就没有多问，坐了一会儿，他便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