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
一百零一条禁令校规 天后,被潜了?! 天降娇宠:帝尊宠妻无节制 医疗圣手 幽冥神妃 荒村诡事 仙者恨之半缘修道半缘君 狼吻恶魔坏老公 三国之重生诸葛 魅人
§第一章 中国
第一章 中国(1/3)
（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思想领域的彻底儒化
1、儒教简介
“儒”是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术士。《说文》：儒，术士之称。《法言.君子》：通天地之人曰儒。依据可靠的文献资料，则周代初年，曾经协助周武王推翻了商朝统治的周公姬旦，在周朝建立以后，曾经“制礼作乐”，建立了当时先进的政教一体的礼仪制度。但是数百年以后，这套制度逐渐遭到了破坏。
春秋时代的孔丘，忧虑当时的混乱状况，一生恓恓惶惶，希望国家恢复秩序和安定。他是当时最为博学的学者，因而得到许多人的尊敬，他被尊称为“孔子”或“夫子”，人们称呼他的名字就感到是一种亵渎。但是他的主张得不到当时国君们的响应。于是，他整理了被认为是古代圣帝明王们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希望这些文献能够成为后世人们行为的依据。经由孔子整理的古代文献，成为儒经或者儒经的基础。由于周公姬旦和孔子在礼仪制度和宗教观念上的重大贡献，直到唐代，人们还常常是“周孔”并称，认为他们是两个最大的圣人，并把儒教的主张说成是“周孔之道”。
2、“独尊儒术”提出的背景
汉代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从汉武帝开始，实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儒者董仲舒依据孔子的思想，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对这传统的国家宗教教义进行了新的解说。在董仲舒新解说的基础上，后来的儒教不断努力，逐渐使传统宗教彻底建立在由周公、孔子奠定的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因而，独尊儒术，是传统的国家宗教彻底儒化的开端，也是儒教的真正开端。
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博士制度虽承秦制依然存在，但博士人数不多，且仅具官待问而已，在传授文化方面难以起多大作用。惠帝废《挟书律》，使诸子学说复苏，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各种不问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进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旧秦博十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八路，文帝派晃错从其受业。此时。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土有胡毋生、董仲舒二家。这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条件。
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
公元前140年，丞相卫绾对汉武帝说，现在推荐的官员，都是喜欢法家的思想，但不利于统一思想，他们的言论经常有扰乱舆论的危险。汉武帝于是让各地官员推荐懂得儒家思想的人，他亲自主持考试。董仲舒在回答汉武帝的问题时，回答得非常好。从此，汉武帝就开始重视儒生了，让他们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有的还做了丞相。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建议：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各家学说，都要从博士官学中排除出去。汉武帝对董仲舒的这种大一统思想非常赏识。武帝又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汉武帝此举受到好黄老的祖母窦太后的强烈反对，她于次年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减系狱。儒家势力受到打击，但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又置《五经》博士，使儒家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了。
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倔起。元光元年(前134)，他将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别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提拔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还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艺者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虽然这样做不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但在当时却有益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
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义
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
武帝即位时，历经文景之治，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因家力量的强大，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统思想、仁义思想及君臣伦理观念，又恰恰与汉王朝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思想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经由董仲舒重新解释和发挥的儒教教义，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特别是其中祭天、祭祖的礼仪制度建设。完备而复杂的礼仪制度有助于人们养成遵守秩序、安分守己的习惯，这正是儒教重视礼仪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礼仪制度的外在性质，也容易导致虚伪。
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在中国古代，儒教或孔教始终居于社会或国家的统治地位。个别皇帝或国家官吏崇拜佛教、道教，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不代表国家。中国古代国家，从汉代开始，一直是把儒教或孔教作为国家宗教。
董仲舒：前179~前104，汉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汉族，汉广川郡(今河北省景县)人。是西汉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儒学家，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任博士，讲授《公羊春秋》。
（二）摩尼教进入中国——“魔教”之始
1、摩尼教简介
摩尼教本是诞生在两河流域的宗教，它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曲折而漫长的过程。
摩尼教的创教者是摩尼，生于公元216年，242年在巴比伦传教，277年被钉十字架。他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宗教，超越一切宗教传统。摩尼号称自己是佛祖、琐罗亚斯德和耶稣的继承者，是真主的先知，也是最后一位先知。摩尼教受到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佛教的影响很深，其教义在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下主张灵魂从肉体上彻底解脱，因而强调禁欲、食素。同时也包括了佛教的转世说和叙利亚的天使说。另一方面则反对犹太教，把犹太教视为黑暗神的创造物。
摩尼教起初在巴比伦传教，在波斯萨珊王朝信任下在波斯传教，但在巴赫兰一世以后，因与祆教矛盾，被迫出亡。有些抵达罗马帝国,但罗马人有古老的国教,崇拜太阳，因此在罗马也是不合法宗教。皇帝戴克里先在296年下令烧死出家修士与烧毁书籍，在家信徒也被斩首，只有到达河中后摩尼教才可以立足。
相比较而言，摩尼教向西传播的难度，要大于向东传播。西欧及拜占庭宗教势力十分强大，摩尼教二元论的教义明显与基督教一元论观点相悖。摩尼教在重重压制之下，难有立足之地。摩尼教只能向东发展，因此信徒多逃往中亚与印度。
2、摩尼教进入中国
最初摩尼的传教路线是从海路到印度河流域，当时该地佛教甚为流行，有理由相信摩尼在那里吸收了一些佛教教义和礼仪学说。公元242年，萨珊王朝著名的国王沙木儿一世登基，摩尼回到波斯故乡，用以中古波斯文写作的教义概论《沙布罗干》献上，说服国王信奉新教，从此，在萨珊王朝支持下，摩尼教随波斯大军的四处征讨而广为流传。直到273年，新王瓦赫兰（Vahram）一世继位，尊崇祆教，摩 尼教势力大受打击，教徒和经师向地中海和中亚地区大批逃亡，摩尼本人也被新王钉死于十字架上，尸体还被残忍地剥皮实草。此后，摩尼教的影响以波斯为界，开始分别向东、向西扩展。
据《佛祖统记》载，武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有波斯国人“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为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始。《册府元龟》载，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吐火罗国王献一解天文的“慕阇”来中国，“慕阇”就是摩尼教的法师。在安史之乱以前尚未有有该教建寺的记载，史书还载有对该教的禁令。玄宗时，认为摩尼教“妄称佛法，诳惑黎元”，是惑乱人民的邪说。据《通典》所载，开元二十年，明令取缔，严加禁断，但不禁胡人信奉，由此可反证当时已有中国信徒。
天宝以前，摩尼教主要从波斯、吐火罗一带传入中国﹔肃宗以后，摩尼教则经由回纥传播。当时回纥笃信摩尼教，摩尼教士还参与回纥的军政大事。安史乱后，回纥助唐平乱有功，摩尼教徒便藉回纥势力的支持和保护，开始在大唐传播。据《佛祖统记》载，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代宗下诏允许回纥的摩尼教徒在长安建“大云光明寺”，成为摩尼教在中国的第一所教堂。
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回纥进一步要求在荆、扬、洪、越各州修建大云光明寺。自此，民间信奉者日多，朝廷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如德宗贞元十五年，适逢大旱，德宗下令摩尼师祈雨。宪宗元和二年 (公元807年)，回纥使者再次请求在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宪宗应允并派官员予以保护，于是摩尼教寺分布南北各地，可见摩尼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当时唐朝每有赏赠，除回纥宰相外，常兼及摩尼教士。其实，唐室的设置摩尼寺，主要是为了笼络回纥。因此，摩尼教在唐的兴废，与回纥的兴衰有密切关系。
到了武宗年间，随着回纥的衰落，唐室对摩尼教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会昌元年 (公元841年)，唐室即已禁止摩尼教在江淮传教；两年后，又下令废全国摩尼寺，京城女摩尼72人死，而回纥诸摩尼配流诸道，死者大半。会昌五年灭佛之前，摩尼教已首当其冲，先于景教、祅教遭禁制，且史书记载亦甚为详细，可见摩尼教在唐代后期声势颇盛。
由於摩尼教失去与西域总部的联系，又处非法地位，故多各自为政，难有统一的组织但其影响并未断绝，渐转成地下秘密宗教，。根据唐之後的史料，摩尼教尽管遭受致命打击，但其经书画像尚存，民间还自行传习。不过，对官府的迫害显然心有余悸，所以多加变通掩饰。知识阶层信奉其教者，多崇尚该教之自律苦行精神，站在儒释道之角度，吸收该教的合理成分，自成其一宗。这些知识教徒效法佛寺道观，陆续建立了一些明教寺院，隐居其中，自我修持，坐而论道。这些寺院，最著名的有建於宋初或五代，位於浙江的崇寿宫。该宫今已不存，但建於元代，位於福建泉州市晋江县华表山麓的草庵，则尚完好保存著，里边还有教主摩尼的摩崖石刻浮雕像。就迄今世界考古的发现，草庵是当今世界保存下来的唯一摩尼教寺。
到后来还发展成民变的旗帜，五代、宋、元农民起义常利用为组织的工具。尊张角为教祖，敬摩尼(或译作“牟尼”)为光明之神，并崇拜日月。教徒服色尚白，提倡素食、戒酒、裸葬；讲究团结互助,称为一家;认为世上光明力量终必战胜黑暗力量。五代梁贞明六年(920)母乙以此发动起义。两宋时流行于淮南、两浙、江东、江西、福建等地,不断组织农民起义,最著名的有方腊起义、王念经起义。而在元代，也就是 《倚天屠龙记》故事发生的时代，无论是寺院式的明教，抑或秘密结社式的明教，都相当蓬勃。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摩尼教在中国的中兴。
摩尼：Mani，216年-274年，是摩尼教的创始人。母亲满艳与波斯的安息王室有亲戚关系。摩尼诞生于巴比伦北部的玛第奴。该教虽然今天已绝迹，然而在鼎盛时期其教徒人数却很多。
（三） 白莲教大起义——揭开神秘宗教的面纱
1、白莲教简介
白莲教是一种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宋时代或者更早一些。
南宋绍兴三年（1133 ），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初为佛教一支，教义源于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该教信徒因“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被称为白莲教。
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合称五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定《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白莲教从创始到清代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是以正统宗教被尊崇，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它的教仪简单，经卷比较通俗易懂，深为下层人民所欢迎，并且常被利用做为组织 人民反抗封建压迫的工具。元末以来，许多人以此为遮盖，发动了多次农民起义。
白莲教规定信教者戒酒、戒荤，“不杀”、“不**”、“不盗’、“不妄”等，其中以不杀为主。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个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一般说来这种结社组织，在北方叫做“邑”、“会”，在江南叫“会”、“社”。教徒的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
白莲教教徒主要特征是烧香、诵偈（即宝卷），信奉弥勒佛和明王。他们的经典有《弥勒下生经》、《大小明王出世经》等等，为了适应下层百姓白天劳动的实际情况，白莲教徒多是“夜聚晓散”，愿意入教的人不受任何限制，不分贫富、姓别、年龄，男女老少只要愿意均可加入，“男女杂处”。到了明末清初，白莲教逐渐在教理方面趋于完备，教义也更加体系化。
白莲教教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两种互相斗争的势力，叫做明暗两宗。明就是光明，它代表善良和真理，暗就是黑暗，它代表罪恶与不合理。这两方面，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弥勒佛降世后，光明就将最终战胜黑暗。这就是所谓“青阳”、“红阳”、“白阳”的“三际”。教徒们侍奉“无生老母”，信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言。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先后派燃灯佛、释迎牟尼佛、弥勒佛下去。他们分别在每一时期统治着人类世界。
2、白莲教大起义的过程
白莲教的组织到了清代分布很广，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到处都有，尤其是直隶、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最为活跃。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加，在农村中则有“乡约吃教”，在城镇、集市则有“差役书办吃教”。当时教门派别很多，有清茶门教、牛八（朱）教、十字教、焚香教、混元教、红阳教、白阳教、老君门教、大乘教、清香教、圆顿教、八针教、大阳教等五花八门，其少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派。白莲教拥有的群众最多，影响最大。它本身又分为许多别支，各以教主、首领为中心，组织相当复杂。领导人的名称也很多，有“祖师”、“师父”、“老掌柜”、“少掌柜”、“掌教元帅”、“先锋”等等。它的这种组织形式，适应于秘密传教，分散活动。
白莲教的教主和首领们利用白莲教经文中反对黑暗，追求光明，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的教义，宣传“大劫在遇，天地皆暗，日月无光”，“黄天将死．苍天将生”，“世界必一大变”。他们还号召信徒以四海为家，把教友关系看成是同生父母的兄弟姊妹关系，号召同教互通财物，互相帮助，男女平等。这些口号直接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利益和迫切要求。因此对贫苦农民有极大的吸引力，发展非常迅速，成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襄阳地区的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宋之清、樊学明等商定于正月元宵灯节，趁万民观灯、官府疏于戒备之机举行起义，为此并派出许多名骨干，到湖北各地，串联各地教众届时响应，不幸事泄，齐林、宋之清等一百多名骨干惨遭杀害。刘之协、王聪儿幸免于难．王聪儿藏身于襄阳郊区一座叫青莲庵的尼姑庙中。
不久湖北各地的教众又秘密商议在嘉庆元年(1796年)三月十日同时举行起义。但因清政府搜捕白莲教徒非常严酷，前面已提及的常丹葵、戴如煌就是一例。在这些酷吏的勒索盘剥下，乾隆六十年，湖北竹溪人民举行了“夺犯殴差”[69]的斗争，但遭到清统治者血腥镇压。湖北人民只有提前行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日，在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爆发了张正谟、聂杰人等领导的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
张正谟、聂杰人首先发难，其他地区接踵而起。枝江的刘盛鸣、长阳的林之华、覃加耀、黄廷柱，宜都的曾广宁等人都相继起义响应。二月十五日当阳教众在杨起元领导下，杀掉县令，占领了整个县城。紧接着在来风、竹山、东湖、远安、保康、宣恩、咸丰、龙山等地都爆发了起义。三月初，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王光祖、高均德等领导下，在襄阳郊区黄龙挡揭竿而起。五月，孝感人民在鲁维志等领导下起兵响应。 襄阳起义军在湖北各路起义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声望最高。就是在白莲教中论师徒关系，也是各地起义军中辈数最高的。因此，它是湖北各路起义军 的主力。
这次起义发展如此之快，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白莲教组织力量壮大，起义条件已经成熟的结果。清政府的大规模逮捕和大肆屠杀以及地方官吏的种种苛逼，则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湖北起义很快就蔓延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嘉庆元年(1796年)十月，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今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一月，冯得仕、林开泰、翁禄玉也在陕西安康、米溪领导人举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鲜大川、冉天元等人，分别在巴州、通江
等地起事。不到一年，湖北、陕西到处燃起了起义烽火，清军顾此失彼，连吃败仗
这次农民大起义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其本质上是广大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大搏斗，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起义的农民从一开始，就用“白布缠头，白旗为号”。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清朝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地主阶级政权。湖北当阳的起义军曾明确提出，“天上换玉皇、地府换阎王，另议孔夫子，不用四书五经”的战斗口号，表明了起义农民的斗争决心。四川起义军也贴出了“大斗小斗不公平，上天降下火德星”的布告，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盘剥、欺压农民的罪行。
3、白莲教大起义的影响
清朝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前后持续了九年零四个月，最早参加者多为白莲教徒。参加的人数多达几十万，起义爆发于四川、湖北、陕西边境地区，斗争区域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甚至还波及到湖南省的龙山县。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9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清朝府、州、县、厅、卫等204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全国16个省征调的兵力，歼灭了大量清军，使清军损失一、二品高级将领20多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400多人，土豪劣绅1000余人。清政府为镇压起义耗费白银2万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5年的财政收入。
从此，清王朝从所谓“隆盛之世”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奇黜的困境，迅速跌入没落的深渊。
王聪儿：1777年－1798年，湖北襄阳（今湖北襄樊）人，江湖艺人出生。参加白莲教起义后，她曾任义军总指挥，也就是八路义军统帅，是一个貌美如花，德行高尚，武艺高强，有勇有谋的女英雄。
（四） 太平天国运动 ——“长毛”起，清廷衰
1、创“拜上帝教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洪秀全与表亲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从梁发《劝世良言》中吸取某些基督教义，后来自行洗礼，并在广东花县首创“拜上帝教”。随之开始了传教活动。
1847年，洪秀全和洪仁玕到广州跟随美国美南浸信会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圣经》，因听洪秀全说曾梦见他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罗孝全拒绝给他施洗。洪秀全离开广州，重返广西桂平，与冯云山会合。7月，洪秀全与冯云山一起制定“十款天条”。
1848年春天，拜上帝会的领导人之一冯云山被地方团练逮捕，送往广西桂平知县衙门囚禁。洪秀全前往广州欲以“传教自由”为由，找上层关系营救。后冯云山被信徒集资贿赂桂平知县，而得到释放。
2、建国后的太平天国运动
1849年，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结为异姓兄弟，并称东、西、南、北、翼五王。第二年，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会众立即到金田团营编伍，达两万人。同年11月太平军在蓉村江木桥伏击清军成功。农历十二月，他们在金田村内的韦氏大宗祠，举行拜上帝仪式，并宣布国号为太平天国。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众万人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起义，是为金田起义。洪秀全称天王，建立“太平天国”。同年3月23日，洪秀全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萧朝贵为“右弼正军师”、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同年秋季，太平军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12月在永安封五王，其他四王皆归东王杨秀清节制。南王冯云山制订了太平天国初期的官制、礼制和军制，又创造了一套独特历法，在太平天国内使用，并且实行公有财产制。
因太平天国首义发生在广西，故有大量壮族人民参加了太平天国起义，西王萧朝贵， 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他的母亲是壮族人），北伐主将林凤祥、李开芳等等，皆为壮族人。太平天国第一位烈士、后被追封为嘏王的卢六以及后封的慕王谭绍光、赞王蒙得恩皆为壮人。卢六是太平天国起义前的洪秀全、冯云山最得力的助手，为发动太平天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
1852年（咸丰二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5月19日离开广西进入湖南省，5月太平军路经全州时，冯云山被清军炮火击中，6月伤重死亡。8月21日萧朝贵、石达开攻长沙(太平天国第一场硬仗)，9月12日萧朝贵在攻城时战死。太平军攻长沙近三个月仍未能成功，撤围北上。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人数增至五十万。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在此，随即展开北伐及西征。
1853年5月洪秀全派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2万多太平军将士北伐。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最终在1855年全军覆没。但北伐军广大将士英勇奋战，震撼清朝心脏地区，牵制大量清兵，客观上对太平军西征起到了支持作用。
与此同时，洪秀全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战船千余艘，兵员两三万人，自天京溯江而上西征。西征军的进展比较顺利，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地。1853年秋，翼王石达开奉命出镇安庆，节制西征。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新建立的湘军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
1856年3月，石达开在江西樟树大败湘军，至此，湘军统帅曾国藩所在的南昌城已经陷入太平军的四面合围，对外联络全被切断，可惜石达开适于此时被调回天京参加解围战，令曾国藩免遭灭顶之灾，未能给湘军以歼灭性打击，军事上潜伏着巨大隐患。5月石达开与秦日刚会师天京，参加天京解围战，大破清军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军对天京三年的包围，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前期，军政大事由军师负责，洪秀全退居幕后少理朝政，大权落在东王杨秀清手上。1856年（咸丰六年）6月，太平军攻破清军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在8月9日死后，其死讯不久便传入天京，东王杨秀清见当时太平天国形势大好，另有图谋，假装“天父下凡”迫天王封他为“万岁”。
韦昌辉在9月1日到天京，与秦日纲在夜间入城，2日凌晨突袭东王府，杨秀清及其家人被杀，东王部属、他们的家人及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亦被杀，史称“天京事变”。翼王石达开抵达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二人不欢而散，石达开当夜逃出城外，韦昌辉其后尽杀翼王府中家属。石达开从安庆起兵，声讨韦昌辉，此时在天京以外的太平军大多支持石达开。洪秀全为平众怒，11月2日将韦昌辉处死，不久又处死秦日纲和陈承瑢。“天京事件”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天京事变后，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他不计私怨，追击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属，连北王亲族都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后起之秀开始走上一线，独当一面，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但天王见石达开深得人心，心生疑忌，对石达开百般牵制，甚至意图加害。为了避免再次爆发内讧，石达开不得已于1857年5月避祸离京，前往安庆。
1857年9月，天王迫于形势的恶化遣使请石达开回京，石达开上奏天王，表示无意回京，但会调陈玉成、李秀成、韦俊等将领回援，并以“通军主将”身份继续为天国作战。此后，石达开前往江西救援被困的临江、吉安，拥戴他的安徽太平军将领大都留守安徽。因没有水师，无法渡过赣江，救援行动失败，石达开又于次年进军浙江，并联合国宗杨辅清进军福建，欲开辟浙闽根据地，与天京根据地连成一体。
浙江是江浙皖清军的主要饷源，为阻止石达开攻浙，清廷急调各路兵马增援，最终不得不命丁忧在籍的曾国藩重任湘军统帅，领兵入浙。太平军在浙江取得许多胜利，但江西建昌、抚州失守后，入浙部队失去了后方，协同作战的杨辅清又在被天王封为“木天义”后从福建撤军，为免四面受敌，石达开决定放弃攻浙，撤往福建，后又转战到江西。石达开建立浙闽根据地的努力虽因内外矛盾以失败告终，却牵制了大量清军，为太平军取得浦口大捷、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年冬，石达开经与部将会商，决定进攻湖南，取上游之势，再下趋湖北，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1859年春，石达开自江西起兵入湘，发动 “宝庆会战”。彼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休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于1862年初经湖北入川，自此，为北渡长江，夺取成都，建立四川根据地，石达开转战川黔滇三省，先后四进四川，终于1863年4月兵不血刃渡过金沙江，突破长江防线。5月，太平军到达大渡河，对岸尚无清军，石达开下令多备船筏，次日渡河，但当晚天降大雨，河水暴涨，无法行船。三日后，清军陆续赶到布防，太平军为大渡河百年不遇的提前涨水所阻，多次抢渡不成，粮草用尽，陷入绝境。为求建立“生擒石达开”的奇功，四川总督骆秉章遣使劝降，石达开决心舍命以全三军，经双方谈判，由太平军自行遣散四千人，这些人大多得以逃生。剩余两千人保留武器，随石达开进入清营，石达开被押往成都后，清军背信弃义，两千将士全部战死。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慷慨陈词，令主审官崇实理屈词穷，无言以对，而后从容就义，临刑之际，神色怡然，身受凌迟酷刑，至死默然无声，观者无不动容，叹为“奇男子”。
天京事变起于1856年7月。在西线，这年11月，武昌、汉阳就因为粮尽援绝被迫撤退，曾国藩湘军水陆师立即**，兵临九江城下。在东线，清江南大营卷土重来，于1857年6月，攻陷江苏句容，11月，攻陷镇江，12月，就兵临天京，宽掘长濠，坚筑高垒，连营百余里，四面合围。到1858年3月，石达开放弃百战经营的江西，4月，九江失陷，西线湘军就进攻庐州和安庆。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为摆脱这种困境，把长江北岸清朝统治区内，因年荒粮尽的广大饥民编为军队，补充实力受到严重损失的太平军。又积极联络在淮河流域起义的捻军，封捻军首领张洛行为征北主将，争取捻军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下共同战斗。
当时摆在太平天国面前的首要任务，是解救天京的围困。太平军采取攻势防御，计划在西击败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8月，先发动浦口战役，攻破江北大营，打通天京北岸的交通。10月，挥军西上在庐州三河镇歼灭湘军最精锐的李续宾部。由于取得了这两役决定性的胜利，才扭转了天京事变后濒临覆亡的形势，粉碎了清军攻取天京的企图，从而稳定了太平天国后半期的战局。
1859年12月22日，浦口江边营垒、隘卡尽被江南大营攻陷，第二天，保卫天京兴北岸及水上交通的九洑洲要塞又失陷，天京再被合围。1860年2月，太平天国定计先以轻兵袭破江南大营的饷源杭州，迫使江南大营调动精兵去救，然后迅速回师，在安徽建平集中大军，3月26日，一战而粉碎了江南大营，天京解围。 天京既解围，太平天国又制定了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于是乘胜东进，1860年4月16日克常州。23日克苏州。5月初六克浙江嘉兴。于是以苏州为省会建立起苏福省，建设成天京的东南屏障和物资供应基地。这是太平天国後期取得辉煌胜利的一年。
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地在长江下游，要保卫天京，必须虎踞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重镇。自天京事变后，武昌先失，九江继陷，天京最后一道屏障只有安庆。太平天国守得住安庆，在军事上可以阻挡湘军东下进攻天京，在政治上可以保卫基层政权最巩固的安徽地区，在经济上可以保卫江南、江北产粮区的生产，使天京得到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安徽那时的战略地位，关系到太平天国的存亡。所以，东征告一段落，西上的战斗任务即紧接上了日程。西上的目标，是上取湖北，在战略上是力争上游，取得胜利，以粉碎湘军对安庆的围攻。
1860年冬，太平天国以英王陈玉成统北路军，从皖北进蕲、黄，以李秀成统南路军，从皖南进江西，会师武昌，合取湖北。北路军于1861年二月，攻克湖北黄州，时武昌空虚，闻太平军将到，城中已发生混乱，唾手可得。那时候，英国海军提督何伯（）带船队到汉口，出来干涉，陈玉成有了顾虑，他把进攻武昌的军队，改向麻城、德安一带进军。到了3月，又把精兵调回下游去救安庆。南路军也于1861年4月底进入湖北，克复了大冶、鄂城、通城、通山、兴郭、咸宁、嘉鱼、蒲圻等州县，再进则武昌动摇，敌人也要被迫撤退安庆的围师。而李秀成却从湖北退兵，经江西入取浙江。
曾国藩后来说如果当日北路军于3月攻取武昌，或南路军于6月兵临武昌城下，他围攻安庆的军队就必定要撤走。可是，陈玉成、李秀成都竟功亏一筹，没有进行到底，遂致良谋硕算，付之东流。1861年7月26日，安庆被湘军攻陷。从此湘军以安庆为大本营，向天京进攻。南路军于8月入浙，虽收复浙江，却弥补不了安庆的失陷。北路军于安庆失陷後，退驻庐州，旋向西北远征，陈玉成孤军留在庐州，1862年4月，突围到寿州，被苗沛霖诱俘，后被杀。长江以北，失了这一支大军的支持，保卫天京便困难了。
当1860年夏克复苏州、嘉兴后，太平军即向上海进军，击败了由华尔指挥的洋枪队，7月，因嘉兴方面战事告急，便撤退。1862年，曾国藩开始实施三路进攻太平天国的计划，他一面派李鸿章率领新成立的淮军乘赶到安庆迎接的英商轮船去上海，一面派曾国荃率领湘军从安庆出动向天京进犯，同时，又派左宗棠率领湘军从衢州进攻浙江。
太平军在太仓州、嘉定、南翔、奉贤、青浦、宝山一路扫荡助清政府的英、法军队，并将其包围在嘉定城。而曾国荃的湘军却正在这个时候，进犯到了天京，洪秀全一日下三道诏令，把进攻上海的大军撤退回救天京。
大军回到苏福省，开了两次军事会议，集议全局，向天王奏陈湘军有水师运输弹药物资，难与争锋，建议将苏福省粮食军火运回天京，广为积贮，用固守以制敌策，使敌顿兵坚城，待两年后，师老力疲，形见势绌，然后一举把它消灭。洪秀全不从，严命立即遵诏，并把在浙江汤溪前线抗击左宗棠湘军进犯的侍王李世贤军队也调回天京作战。九月，东线大军西上，进攻驻扎雨花台的湘军，但终因后勤运输困难，军队物资匮乏，猛攻四十六天而不下。由于苏、浙大军西调回天京作战，清军在外国侵略者的帮助下乘机在东线向太平天国发动疯狂的进攻。在江苏方面，先由美国流氓华尔带领，华尔被击毙後，由英国军官戈登带领的常胜军协助李鸿章淮军以上海为基地，向苏州进攻。在浙江方面，以英国海军总兵呟乐德克组织的常安军、定胜军，法国海军参将勒伯勒东、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组织的常捷军协助左宗棠湘军向浙江进攻。这样，太平天国就陷于两面作战的泥坑之中。
攻打湘军营垒不下，10月，天王洪秀全采用进北攻进战略，命李秀成率大军渡江，向上游进攻，迫使曾国藩撤退进犯天京的湘军以救上游。又命李世贤率军攻金柱关，通宁国、太平粮道，以接济天京。李世贤力战皖南，没有奏功，而汤溪於1863年正月失陷，浙东金华、绍兴等地全部被迫撤退。李秀成率领的大军进到皖北，给饥饿所困，死丧了几万人，从六安州狼狈归。五月回到天京，而淮军已攻陷太仓州、昆山，进逼苏州。
8月，左宗棠部湘军攻陷浙江富阳，进逼杭州。10月，苏州失陷。这时，天京已不可能再守。天京已不可能再守，当时太平天国唯一的救亡良策，只有放弃天京，取道皖南，入江西，绕湖北，与攻克陕西汉中的西北远征军会合，踞西北，以图中原。苏州失守後，李秀成就回京奏请洪秀全执行这个救亡战略。洪秀全断然拒绝，硬要死守天京。
1864年正月，天京被包围。在去年11月，洪秀全就特命干王洪仁玕出京到丹阳、常州、湖州等地去催兵解围。各处军队因天京无粮都不应命。而天京这样大的城池只留一万人防守，也还在缺粮。2月，杭州失守。这时候，苏、浙两省从城池撤出的军队都因缺乏粮食，不可能在当地继续作战，3月下旬，奉诏急救天京的西北远征军从陕西赶回到皖北边境，也因苏、皖地区遍地饿荒，被迫停留，无法抵达天京。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多日以野草充饥后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天京失守，李秀成带领幼天王突围，混乱中失散，于同月22日在江宁方山被俘，亲书供状数万字后，于8月7日被曾国藩杀害。10月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江西石城荒山山洞被搜俘，11月18日在南昌被凌迟处死。
长江以南的太平军余部谭体元部队在1866年初于广东梅县被肃清，江北的太平军赖文光部投入捻军，于1865年杀清军名将僧格林沁，继续对抗清军直至1868年。
东捻军于1868年1月5日在扬州东北瓦窑铺覆灭，西捻军于同年8月16日在山东茌平徒骇河被李鸿章消灭。
最后一支使用太平天国年号的残余捻军袁大魁部于1869年在陕北保安被左宗棠消灭。
3、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
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其疆域最广阔之时曾占有长江中下游数省。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另一方面，洪秀全在这次起义假借了当时从西方宗教传入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亦使一般老百姓感到新鲜。这可能与当时老百姓希望求变的思想有关。
太平天国的理论纲领都包括在《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声称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和华夷之辨。不过，太平天国排斥儒家，称儒家经书为“妖书”。他们接受基督教上帝，教名为“拜上帝教”，但其实对基督教一知半解。他们的宗教思想，可能全部源于当时的中国籍基督教传教士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后来有外国传教士知道了这件事，试图向他讲述圣经的道理，反而被洪秀全斥为异端。不过，洪秀全从基督教得到启发的这些思想，对于当时处于半殖民地社会的群众有着很大的号召力。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政治纲领，要求废除旧有土地所有制。但是这部纲领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根本无法实现。
《资政新篇》是干王洪仁玕在后期提出的中国第
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另有意见认为，太平天国存在本质上的缺陷，进步的表征底下存在理性的倒退。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
这个政权在历史上存在非常大的非议，他的“先进性”并没有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赞同；有观点认为太平天国是建立在欺压人性基础上的另一个残暴的政权，更加倾向于一个封建社会暴力政权。洪秀全本人也并不被认为是理解基督教教义，他的政策大都未能成功实施或取得成效。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
洪秀全：1814.1.1—1864.6.1，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汉族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区）福源水村。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
（五） 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还是“反清复明”
1、义和团简介
义和团本来是长期流行在山东、直隶（今河北）一带的民间秘密会社，清人有人认为与白莲教等传统民间秘密团体有关，这一观点为现今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也有部分人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
他们利用设立神坛、画符请神等方法秘密聚众，称为“义和团”，其中掺杂有大量教授信众“刀枪不入”的愚昧成分。
最初义和拳同当时清朝大部份秘密团体一样，反对满族统治，以“反清复明”为口号，遭到镇压。随着中国近代史形势的发展，以帝国主义侵略为先导的西方势力的冲突代替华夷之辩满汉之争成为主要历史矛盾，义和团开始支持清朝抵抗西方，改名为“虎神营”，口号也改为“扶清灭洋”。
2、义和团运动过程
1899年冬，山东肥城发生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卜克斯被杀案件，在西方各国连续抗议后，毓贤被清廷免职。新任巡抚袁世凯带领北洋新军在山东大力镇压义和团。毓贤离职后到北京觐见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义和团。之后获得调任山西巡抚。戊戌政变后完全控制朝廷的慈禧，对西方反对她废黜光绪感到十分不满。
1900年1月，慈禧不顾西方外交人员的抗议，发布维护义和团的诏令。直隶总督裕禄于是由本来剿灭义和团，转变成扶助义和团。除了向团民发放饷银外，裕禄还邀请义和团的首领大师兄到天津开坛聚众。于是山东的拳民涌入直隶。由天津至涿州、保定都有拳民起坛请神、烧教堂、杀洋人、杀清军、并到处毁坏铁路及电线杆等洋物。涿州知府更被三万名拳民占据。慈禧派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刚毅和顺天府尹赵舒翘到涿州调查。结果刚毅回京后，向慈禧报告“拳民忠贞，神术可用”。朝中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亦主抚义和团，向洋人开战。
5月28日，英国全权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有感使馆区有危险，要求泊在大沽附近的17艘外国战船增援。337名外国水手及陆战队员于5月31日登岸，乘火车于当晚抵京，防卫使馆区。另外89名德国及奥国陆战队员于6月3日抵京。
6月9日，慈禧调董福祥的武卫后军进城，驻扎在天坛和先农坛附近。董军中不少士兵参加了义和团。
6月10日，端郡王载漪出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义和团拳民于同时开始大举入京。最多时北京的拳民超过十万。是日起，北京外国使馆对外通讯断绝。
6月11日，日本驻华使馆书记杉山彬被刚调入京的清兵甘军所杀，被开腹剖心。驻天津的各国领使组织二千人的联军，由英国的海军司令西摩尔(Edward Seymour)带领，乘火车增援北京十一国公使馆。因为铁路被拳民破坏，西摩尔受阻于天津城外的杨村、廊坊一带，与清兵及义和团展开战斗不利，退回城中，致使第一次试图解除清兵和义和拳民对公使馆的围困失败。该战事被清政府及义和团认为是一次抗击外敌的重大胜利，并被命名为“廊坊大捷”。
6月13日，义和团进入内城，当天烧毁孝顺胡同亚斯立堂、双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伦敦会、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东堂、灯市口公理会、东四五条西口的美国福音堂、交道口二条长老会、鼓楼西鸦儿胡同长老会、西直门内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驸马桥安立甘会、宣武门内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占据）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拳民在北京放火烧掉教堂和一切与西洋有关的事物。
6月15日，军机处曾一度传旨，令在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及山东巡抚袁世凯速入京。
6月16日，前门一带约千家(一说四千家)商铺因老德记西药房大火而被烧成废墟，正阳门楼、北京24家铸银厂也遭烧毁。拳民同时四处破坏教堂攻击教民，庄王府前大院被当成集体大屠杀的刑场。除了屠杀教民外，义和团更滥杀无辜，诬指许多市民(包括许多妇女小童)为白莲教而烧死戮死，如据当时目击者记载：“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絷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下刑部一夕，未讯供，骈斩西市。有妇人宁家，亦陷其中，杂诛之，儿犹在抱也”；也有被公报私仇而杀者，如扶持义和团的庄亲王载勋、端郡王载漪的好友副都统神机营翼长庆恒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寻仇于七月初被全部杀害。而义和团民的不同派别也互相武斗残杀。义和团、京师禁军和甘军也肆意奸杀妇女，不计其数。
除了屠杀**外，义和团及清军也掳掠洗劫商户平民，并将赃物公开拍卖。当时的权贵之家也不能幸免，如吏部尚书孙家鼐、大学士徐桐的家都被抢掠，徐桐(时年八十)更被义和团民拖出批斗。 是日慈禧召开御前会议后，一度发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谕。
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炮台。慈禧收到此消息的同时，得到虚假情报，以为外国的要求她归政于光绪。慈禧态度作出一百八十度转变，转为支持义和团及向洋人开战。命刚毅、载漪、载勋、载濂、载澜统领义和团，载勋任步军统领九门提督。
6月20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K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由于克林德曾经枪杀义和团众，此次行为被认为是报复）；酿成战争的导火线。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
清廷向各国宣战的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义和团及朝廷军队围攻各国在北京的使馆。使馆区内被围人数约3,000人，当中约2000 为寻求保护之华人；400人为外国男性平民，147名妇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陆战队共409人，武装有3挺机枪及四门小口径火炮。各国在准备以武力解救使馆的同时，各使馆筑起防御工事，由英国公使窦纳乐负责指挥抵抗。
6月25日，清廷当权派载漪、载勋、载濂、载滢四兄弟率义和团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弑光绪，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终演变为国际军事冲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约有45,000名来自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英军中包括英在威海卫训练的由中国人组成的中国兵团）、法国、德国、意大利及俄国的八国联军以及反抗拳乱的中国军队与义和团拳民对战。7月至8月进军北京的联军指挥官是俄国人General Linevitch 。
7月14日，联军占领了天津；直隶总督裕禄兵败后自杀。
8月4日，联军向北京进逼，沿途并没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当时沿途的清兵和义和拳民估计有15万之多，而联军总数开始时仅3万多人（后来有所增加）。时值8月，气候炎热而潮湿，加上沿途浓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为进军增添了种种困难。
8月11日，清廷处死主和的大臣联元、立山及徐用仪。
8月14日凌晨，联军来到北京城外，经两天的激战，到8月15日逐步攻占了北京各城门，随即与清军在京城各处展开巷战。
8月16日晚，八国联军已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及皇室在北京陷落之后立即仓皇离开，逃到西安。
八国联军进入紫禁城在美国的历史记载里，称这次军事解除公使馆危机行动为中国解救远征，中国则称之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在德皇威廉二世的坚持下，瓦德西.(Count Waldersee)于8月7日被任为联军总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军在联军攻进北京后两个月才到达中国。他们因为热切执行威廉二世7月2日发布的命令：“你们知道，你们面对一个狡猾的、勇敢的、武备良好的和残忍的敌人。假如你们遇到他，记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战俘。你们要勇敢地作战，让中国人在一千年后还不敢窥视德国人。”四处掳掠，而备受批评。威廉二世的这段讲话是对5世纪匈奴入侵欧洲的回忆。后来这段话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英国人借用来贬损他们的德国敌人。
俄国除了与随联军进攻北京外，更另外从南北两路派二十余万人进占中国东北。北路俄军8月攻占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至9月占领吉林省城吉林；南路8月占据营口，10月占领沈阳，10月6日两军会师，占据了东北全境。
在清政府尚未向各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作总统支撑局面。清政府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他们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在东南各省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
而清朝皇室逃往西安途中，就已命令各地官兵剿灭义和团。9月7日，清廷发布上谕，称“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中外势力的联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同时，清政府派庆亲王奕劻及李鸿章为全权特使，与各国和谈。
1900年10月，李鸿章抵达北京，向八个占领国展开谈判。当中俄国志在另约取得中国的东北；德、法、日、意皆有瓜分中国领土的想法；但英、美则以商业为重，希望保持在华的贸易利益，对俄国的扩张存有戒心，故此反对各国的领土要求。李鸿章从国际法上，提出义和团为叛逆，皇室之前的宣战诏令是被挟持之下发出；不承认中国与十一国交战；事件是外国派兵来华助剿叛乱。故此各国无割地的理据，而中国则只有赔偿军费的义务。最后达成的《辛丑条约》的正式名称，亦只是一个中国与十一国之间的赔偿协定（Settlement Protocol），而并非交战国之间的正式和约（Peace Treaties）。
至今，西方国家仍然以“拳民暴乱”（Boxer ****），来称呼整个义和团及八国联军事件。
3、义和团运动的影响
据统计，共有241名外国人（天主教传教士53人，新教传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儿童53人）、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在1900年夏天的屠杀中死亡。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5700余人，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
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在直隶（河北），由于总督裕禄和臬司廷雍的支持，义和团遍及全省各县，该省大批天主教徒（至今该省仍是中国天主教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临死亡的威胁，纷纷在各处天主教徒集聚的村庄筑堡垒顽抗。7月20日，陈泽霖率领的清军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该村的3000多天主教徒与两神甫，不分男女老幼，尽戮，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屠杀事件。朱家河所在的50575名教徒，死亡了5153人，只有献县张庄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幸存。保定附近的东闾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徒在此避难，由于击退了4万名义和团的进攻，战后成为北方著名的圣母朝圣地和中国天主教信徒最集中的一个村落。
在奉天（辽宁）被杀的天主教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甫。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在中国公众看来，清朝皇室在事件中行径愚眛，在联军势力前倍受羞辱，一再显示了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与无能，其统治威信大幅下降。东南各省总督在事件中违抗中央命令，事后没有受罚反而得到褒奖。各地方开始被容许出现不同于中央的政治意愿，自始中央集权开始解体。十年后，公众对清政府的反感达到了顶点。1911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各省再次违抗清室，宣布独立。最终清朝灭亡，民国始建。而地方政治实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据局面，一直影响整个民国政局。
义和团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继续掌握朝政的慈禧太后，与及她的继承人也认识到无论先前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此以后至1912年清朝覆亡以前实行了多种新政，但始终无法扭转形势。
俄国乘机占据了大量中国东北（或称满洲）的领土。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俄国的行动威胁英美所希望维持的中国的领土完整及贸易开放（门户开放）政策；并最终与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的日本冲突。经过两年的谈判，最终双方关系破裂并在1904年2月爆发了惨烈的日俄战争。
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拳暴乱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而美日军队被认为“严守纪律，不扰居民”。德军因其凶悍被冠以绰号为“匈奴”。
义和团运动虽然当时被西方认为是一场扶清的排外运动，但其也确实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能力。其后掌握朝政的中国慈禧太后也认识到无论先前她的态度如何，若想避免清朝灭亡，中国势必进行改革。在各大帝国中，日本由于率先协助军事镇压义和团拳乱而得到国际威望，这也是日本皇军第一次被视为一只国际力量。如上所述，由于日本皇军在辽东和满洲东部省份希望扩展势力范围而长期与沙俄军队的矛盾最终使得两年的谈判破裂并爆发战争。德军在镇压义和拳暴乱后被冠以绰号为“匈奴”。而在沙俄方面，俄国对辽东的租界（1898年）被正式得到承认。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据掠，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锉舂，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杀，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身，以为笑乐。”
哲学家唐君毅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民间道教与西方基督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他说：“与近代中国文化问题，及西方经济、政治、宗教之力量之传入，密切相关之大事件，一为太平天国之乱，一为义和团之变。如果要在中国史上找宗教战争，则此二者在一义上，亦可说是宗教战争。太平天国，可说是变相的基督教与儒教之战争。而义和团则是民间的道教与基督教之战争。当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事件，其产生之原因主要是政治的，太平天国是要排满，义和团是要灭洋。但在口号标语上说，太平天国明是打着上帝的旗帜，而义和团之口号，亦是要排斥洋教，而打着中国道教诸神的旗帜。此中不能说莫有中西宗教思想的冲突的问题在内。因而亦可说为一宗教战争。如西方之宗教战争，其背景中亦兼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而不失其为宗教战争。此二次宗教战争，第一次中国之儒教胜了，第二次中国之道教败了，连整个中国亦败在西方国家之前。自此下去，西方教士之传教事业，更日益在下层社会，进行无阻。”
裕禄：1844-1900，清末大臣，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义和团运动时，裕禄为清廷主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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