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 述
华美的青春葬礼 爱到无路可退 霉女仙妻 御劫 铁雁霜翎 三年零班 兽人星球 抢个少爷来压寨 水家风华 特战兵王
§ 概 述
§ 概 述(1/3)
先秦时代，礼崩乐坏，诸候异政，百家异说。诸子并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成一家之言”者，《汉志》所录竟达189家，造就了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高峰。
周王室东迁以后，学术重心由王官逐渐移向民间，自老子、孔子以后，一时大思想家辈出，如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皆能著书立说，而成一家之言，后世因称这些思想家为“先秦诸子”。先秦诸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崇高地位，后世思想学派莫不渊源于此，诸子著作是了解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宝贵资料。
汉代学者以“九流十家”来概括总结先秦诸子学术。 东汉末年，“苍天已死”，名教衰落，社会动荡，人心思治。其时哲人，以玄谈的方式，来为名教给出新的论证，探讨儒、道的内在相关性以及本末地位，从而引发了名教与自然、本末有无、言意之辨等多个重要学术辩题，哲人们的理论创造空前活跃。
春秋战国之交，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社会大变革的风暴。
在这场势不可挡的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奴隶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取代了；一部分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其代表人物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都是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或科学家。
“士”本处于西周宗法制度下统治阶级的最底层，春秋、战国之世“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大改组，将之从沉重的宗法制枷锁中解脱出来，在社会身份上获得独立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的、拥有专门文化知识并以脑力劳动为特点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中，群英荟萃。其间，有思想家孔丘、老聃、庄周、墨翟、孟轲、邹衍、荀况……他们深邃的哲理思考表明这时的中国人对构成人类之宇亩的本质已经有了理性的认识，他们的智慧之光不仅作用于当时，而且永远照耀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历程；他们多方面的成就辉耀千古。
由于士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政治主张和要求也不同。他们著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等许多学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儒、墨、道、法四家，而《论语》、《孟子》、《墨子》、《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则是这四家的代表著作。其中，《论语》、《孟子》、《老子》（《道德经》）和《庄子》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正是在文化知识广泛传播、士阶层队伍不断扩大并发生着日益重要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作为政治智囊、军事
参议、外交使节、思想精英、文教师长而活跃于天地翻覆的历史舞台上的士，在推动社会前进的同时，表现出自己强烈的独立意志，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群体人格。如其具有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志于道”（《论语.里仁》）的儒家倡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自不待说，道、墨、法、阴阳“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由是观之，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孟子.尽心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孟子.告子下》）绝非迂腐书生的口出狂言，而应看作士群体博大胸怀与高远志向的自白。
诸子之中，“显学”主要有儒学和墨学二家，其次就是道家、法家、阴阳家。儒学作为中华文化的支柱，其对后世的影响自不待言，墨家学说虽然后世不显，但在当时，由于他们严明的组织，任侠的作风，解急救难的精神和实证的知识论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基础，成为显学之一。至于法家，虽然在战国时期的声势不如儒墨二家，但在随后的秦朝，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并以“外儒内法”的形式，成为我国古代制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家思想的清静无为对后世的隐逸文化以及道教文化，都有着直接的影响，阴阳家经汉代的改造，跟《易》学中的八卦学说结合，几乎延及我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其影响可谓深入骨髓。
对后世影响甚巨的主要有儒、墨、道、法四家。总体上讲，儒家学说以现实伦理为主要关怀对象，以“仁”为其思想核心，礼为行为规范，义为价值标准，智为认知手段，其学术导向则是以恢复西周的宗法社会模式为指归的，因而表现出复古守旧的特性。法家本着历史进化的观念，以现实的社会结构为主要关怀对象，在对社会现象冷静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法”、“术”、“势”等一系列规范社会生活及行为准则为观念。墨家身体力行，在对原始天道观改造过程中，形成独具个性的“天志”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节用、节葬、非乐、兼爱、非攻、尚贤等一系列的观点，具有平等色彩，对后世影响巨大。而墨家学派的任侠风气，更为后来侠文化开启先导。与以上三家学派相比，道家显得最为轻灵超逸。道家以“无为”为本，形成朴素的辩证观和相对主义，强调个体价值与精神的自由。力图逃离现实的混浊，求得精神的自由和超越。道家这种远世葆真的思想，为后来的隐逸文化打下了基础。
必须注意的是，学术形态的各异，只不过是学派区别的标准，而“百家争鸣”所形成的特有的“和而不同”的共同的文化特征，才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所在。
诸子百家虽然政见各异，但其目的却都是在论证“治道”，要将社会从混乱无序之中救出，重塑一个有序的社会，因而表现出极高的政治热情，这跟后来魏晋时期士文化的主体张扬大异其趣。由于渊源相同而目的一致，所以诸子百家能“和而不同”，彼此借鉴，从而形成战
国后期各家思想彼此接纳和消化的局面，并为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准备了前提条件。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提出过着名的“轴心时代”理论。他认为，以公元前五百年为中心：从公元前八百年到公元前二百年，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在这种基础之上。他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美国当代社会学家帕森思（Talcott Parsons）则提出“哲学的突破”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四大文明古国都曾先后各不相谋而方式各异地经历了一个“哲学的突破”的阶段。所谓“哲学的突破”，就是时人对构成人类之宇亩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而这种认识所达到后了层次之高乃是从未有过的，人类精神的文化基础由此而得以奠定。
对于中国来说，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这时期日益普遍出现的“礼崩乐坏”现象标志着传统的“封建”社会秩序解体了，章学诚所谓古代王师政教合一的古代“王官之学”不再能统一、整合、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与“政出多门”的社会现实相适应，思想文化领域涌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新型“士”人，出现了《庄子.天下篇》所述的古之“无乎不在”的“道术”分散为诸子百家的现象。诸子百家以其各自不同的方式实现了帕森思所谓“哲学的突破”，他们的学说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基础。时至今日，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仍具价值，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重要启迪。
唐宋之际，民族杂糅，价值混乱，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矛盾尖锐。韩愈、李翱发其先声，“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胡瑗）、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响应继起。宋代的理学家们立志重建宋人的精神世界，他们出佛入老，尔后返之六经，融会三教，开创了理学的新时代。
明清之际，异族易代，一代学人在抗清失败后，隐居深山古寺，整理典章制度，深刻批判反省传统文化，出现了建树卓越的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一批饱学深思之士，并使中国哲学达到新的理论高度和反思深度。
时至近世，“中央之国”与西方扩张瓜分世界的强盗民族相遇，一败再败，民族自信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强国保种”、“救亡图存”成为第一时务。中国哲人论“古今中西”，求自强图新之道，引入西学，会通中西，形成一种影响至今的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文化。
就中国哲学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来看，所谓“国家不幸”的时代，可以看做是时代给出重大哲学课题的时代；所谓“哲人幸”，可以看做是哲人们在回应时代重大课题的过程中富有活力的思想创造活动。
每当中国哲学处于这样一个集中发展时期，学派之多，人才之盛，思想之自由，学术之开阔，都会达到一个高峰。中国哲学之兴衰，系于中国社会之兴衰，同时也造就了民族精神的个性与内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