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996，我的唐山
毒女 丹尼海格 娇女重生 极道修真 毒仙 毒宝出击,秦兽爹地,速接客 老村旧事 夜夜思君 将臣 欲罢还休
3.1996，我的唐山
我们不能不为光阴的飞逝而慨然。唐山地震的景象恍如昨天，可是转眼之间，它分明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年。
1995年12月21日，媒体报道，唐山市福利院一位名叫王安的青年人，来到唐山市工人医院，当上了电梯工。报纸说，这是最后一名参加工作的唐山地震孤儿，至此，“地震孤儿”们已经全部走上了工作岗位。
这短短的消息令我感动。王安，我想象着那个1976年的小王安。我像是看见，那个满身划痕的小小的婴儿，啼哭着，被人从钢筋和水泥预制板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艰难地救护出来。我想象不出，大概是地震孤儿中最小一个的王安，今天已经长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男子汉。
这就是“二十年”。
一代“废墟上的孩子”长大成人了。唐山地震的孤儿们，有的成了工人，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留洋的博士，有的被外国友人收养，接到了异国他乡；更多的是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仅唐山育红学校的七百多孩子中，就有四百多人成了军人。
唐山地震造成了二十四万多人死亡。在唐山市区，有七千多个家庭因全家震亡而绝户；有七千多个丈夫失去了妻子，有八千多个妻子失去了丈夫。然而，在大地震发生的二十年之后，唐山市区的人口比地震前增加了约百分之五十，达到了一百五十六万多人。整个唐山市范围内人口达到六百七十五万多人。
我在本书中说过，人类的生命力是顽强的。
唐山地震后的二十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二十年。在深刻的变革中，唐山，这个国营大中型企业密集的传统工业重镇，正奋力追赶大潮──当然，在“废墟”上前行的步履并不轻松。
地震前唐山的支柱性产业陶瓷业风华依然，全国陶瓷企业在外贸方面的“状元”和“探花”都在唐山。但是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国家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已不占有地震前那样的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唐山的变化依然令世人瞩目。
唐山经济在地震后渡过恢复期，开始了稳步的发展。到1995年，辖十个县、五个区、两个农场的唐山市，国民生产总值为四百八十五亿元人民币，人均产值七千一百五十元。
地震曾把唐山夷为平地。1985年我在唐山采访时，简易房还比比皆是。而现在，唐山市新楼林立，环境美观的居民小区随处可见。到1994年底，唐山市区的住宅建筑面积已达到了一千七百五十六点六万平方米，人均居住面积七点九平方米，这一居住水平和唐山市住宅的“供热”和“供（煤）气”水平，在中国大陆的大中城市都居较高水平。联合国曾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是中国第一个获此荣誉的城市。
唐山也有了摩天大楼。高度为一百一十二米的凤凰大厦，别有深意地选择了在1996年7月地震二十周年之际完工。
唐山市努力扩大自己在今天的知名度。它先后承办了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和中、日、韩三国青少年运动会。在中国，作为一个非直辖市、非省会城市，这样的业绩是令人钦羡的。
“大地震”，似乎真的“远去”了。
《唐山大地震》自出版至今，已经十年。我当年采访过、在本书中描写过的一些主要人物，他们的生活境况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
当年开着红色救护车到北京中南海报警的李玉林，已从唐山矿退休。
那位曾在废墟上弹着三弦、引吭高歌的盲人资希圣也已退休。他退休后担任了一个居民委员会的主任，忙着为居民们服务，最经常的工作是“调解邻里纠纷”。
“张家五姐弟”，四个姐姐都已成了妈妈，可漂亮的小弟至今还没有定下对象。姐姐们“抱怨”说：“嗨，他呀，挑花了眼！”
从矿井下坚持十五天才获救的“最后的五个男子汉”，老班长在我采访时就已去世，其余四位，有三位的工作岗位从“井下”调到了“井上”，而小个子李宝兴还在井下采掘。
“大大超越生命极限的人”──卢桂兰大妈，在一九九六年春天病故了，据说是因为心血管系统的疾病，终年六十六岁。她的去世使我非常悲痛。一九九二年，她应邀来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拍摄。在《正大综艺》的拍摄现场，大妈接受赵忠祥和杨澜的采访，滔滔不绝地回忆当年在地下十三天的经历。她依然是那么坚强乐观──“我当时就没害怕！我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唱‘东方红，太阳升……’我相信，亲人解放军一定会把我救出来！”她把记忆中当年救她的战士和当年在现场采访她的我混淆起来，竟对着摄像机大声说：“是三十八军的钱钢救了我！”她亲切质朴的形象感染了所有的现场来宾，感染了主持人、编导和机房里的工作人员，现场激起一阵阵笑声和掌声，向这位可爱的大妈表示由衷的敬意。
唐山大地震的历史，刻在一代中国人心里，是永远抹不去的。
国家地震局的“老红军局长”刘英勇，在退休后，于1990年1月8日因患癌症而病故。那年他七十五岁。
地震预报工作者们还在继续拼搏、奋斗。
唐山地震的预测、预报、预防问题，在近十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科学家的研究兴趣。唐山地震发生前，中央政府最终没有得到来自国家地震局方面提供的短期临震预报意见，以致唐山市最终没有预防。然而，距唐山市仅一百十五公里的河北省青龙县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地震中伤亡极少。1996年，青龙县被联合国发展、资助和管理事务部列为“科学研究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取得成效的”典型，该部的报告称：“要减轻灾害的损失，早期预报和动员群众作好准备是关键的一环。由于早期预报通常是科学家做出的，加强科学家和行政管理人员的联系尤其重要。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只有高效的行政管理才能有条不紊地采取对策和组织群众。”青龙县的防震抗震经验已被输入国际互联网。到联合国介绍青龙县经验的正是本书描写过的汪成民。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汪成民，现在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第三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地震地下水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当年的地震预报工作者耿庆国，现在是中国地震气象学、“天地生”综合研究和天灾综合预报的学术带头人，研究员。他和汪成民都在继续从事地震预报工作，他同时还是《中国减灾报》的副总编辑。
在写作《唐山大地震》时，我是《解放军报》记者。1990年，我转业离开军队。变化着的境遇，使我“始料未及”地来到了国家地震局。我和地震真的结下了不解之缘，我来到当时的《中国地震报》社，而我的直接领导，就是耿庆国。这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共同投入了“减灾”事业：1991年，我们共同参与创办了《中国减灾报》。1993年，我们共同主编了百万字的专著《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
1996年，耿庆国五十五岁，他依然还存着孩童般的纯真乃至天真。这是一个专注于事业的心底透明的科学家，刚正率直，不迎世好，和他一起工作，是我的幸运。
作为记者和作家，我将继续我在二十年前就抱定的事业──这个事业是唐山大地震所赋予我的。我将继续奔波，继续写作，用作品回报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