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繁体版 第3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2)

第3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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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一节 三个"三十年":中外关系的重大(2)

小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新中国外交的一段特殊"前史"。

从客观形势上看,中国已沦为受帝国主义列强操控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近代以前曾经有过的某些综合国力优势丧失殆尽,中国与西方主流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严重不平等的、不公正的关系,偌大的一个国家被视为"东亚病夫",完全谈不上对人类和国际社会的贡献与作用。

在这三十年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认清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里落后挨打的悲惨地位,同国内的反动势力和支持纵容它们的外部强权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新旧力量的此消彼长和民心向背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

沉睡的东方巨人开始觉醒,中国自身的革命和解放,中国参与的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对于国际体系的转变起到一定作用。

虽然延安等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对外交往与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外交不同,尤其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开始准备应对执政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

中国革命时代和革命观念,也给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国内政和外交打上深刻的印记。

二 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中外关系(1949-1979)

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第二大参照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第一个三十年,也是世人所说的"毛泽东时代"。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掌政权的第一个三十年,是很大程度上承袭革命战争年代的基本思路与做法、发展新中国的对外交往、确立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正式关系、定位中国在当代国际体系位置的"初级阶段"。

在世界历史的画卷中,1949年的中国是一个既强大又贫弱的国家,一个让社会主义阵营无比振奋、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惊恐担忧的国家,是一个经济上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又提供不出有任何吸引力的发展模式的弱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段时期的特殊国际背景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特殊国内实践,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立即实行"一边倒"的对外方针这方面,可参见外交部档案专家徐京利的作品《另起炉灶--崛起巨人的外交方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第九章"打扫屋子的铁腕行动",第272-313页。

,从而使苏联模式得以在中国引进和广泛实施。

新中国外交的最初阶段,深深打上了苏联模式的烙印。

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很快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表面上的与以各战胜国的等距离外交,变成实质上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合作关系,不管是自觉还是被迫,这一位置适应了冷战开始后"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全球政治逻辑。

国外研究毛泽东的一位著名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 R.Schram),对这一时期的发展总的线索有一种比较客观的判断。

他指出:"总的结果是一种曲折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强调的重点是间歇性地一个时期强调阻碍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各种困难,一个时期又强调所有新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所固有的非凡力量,这种力量可使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世界。

"见[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著:《毛泽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242页。

应当指出,即便在冷战逐渐风行的时期,中国外交仍有一段努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自己与一大批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结为同志或盟友的经历,它同时积累了中国外交制度化、按国际惯例办事、同国际社会对话与合作的宝贵经验。

然而,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内外各种原因,中共与苏共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成为对峙的双方。

随着这种国际大背景的转换,中国的外交也不得不做出某些调整,朝着更加"左"倾的方向演化;与此同时,它也加强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对中国的怀疑和排斥的基本态度。

到了"**"时期,国内政治的某些极"左"做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损害了中国外交在周恩来主持下的稳健平和方针。

必须看到,总体上逐渐偏向"左"倾的毛泽东时代,在最后阶段显现了某些积极的调整动向,尤其是随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以及中美对话的开启,中国外交的钟摆再次强劲回摆,出现了向国际体系中心趋近的势头。

只是这种势头短暂且乏力,并没有像后来的邓小平引导的改革开放进程那样,能够全面地引导中国走向国际体系的负责任大国的位置。

随着邓小平的再次受贬、毛泽东晚年的极"左"错误达到极点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的混乱失序,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整体形象和作用仍然相当边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旧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对于中国这一时期的基本定位和外交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冲击。

在笔者看来,中国外交学界对于毛泽东时代中国外交导向及其实践的评价是清醒的、公允的和有共识的,可参见下列著作: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张历历:《当代中国外交简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郝雨凡等编:《中国外交决策:开放与多元的社会因素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