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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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第二节 中外关系在六个时期的演化：一种综合性的评估(6)
对比江泽民的十三年的开始与结束，不难见证巨大的反差（与进展）：苏东剧变及1989年政治动乱后，一度风雨飘摇、形势恶劣，国际上多不看好中国的前景，认为它将步苏联解体的后尘；而当江泽民把接力棒交给胡锦涛时，这时的中国已俨然是国际力量格局中最有希望的新兴大国（乃至出现了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
这当然与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及外交部门的辛劳智慧有关，但它更是千百万中国人的心血、力量与成就所致，是改革开放总体方针延续与升华的结晶。
六 全新成长时期（2002年至今）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这个时期，是继邓小平、江泽民之后以胡锦涛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推进改革开放大业的新阶段，也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达到新的高度、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对外关系持续发展的新阶段。
站在全球角度观察，当下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性大国以及国际力量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全新时期，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待与压力急剧上升、中国快速增长的海外利益同原有国际秩序经历复杂磨合的全新时期。
在国内背景下，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定并提出了"以人为本"、推进"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口号及目标，深化和丰富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外交工作中，与内政的要求相适应，同样制定和推进了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及要求）。
例如，提出了"外交为民"的方针，外交领事保护制度出现了重大改革，不断适应着中国公民和企业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形势；国家领导人在国务活动和世界讲坛上大力倡导了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口号，外交部门在具体推动建设和谐的周边关系、有协调的大国战略对话与伙伴关系、实施与发展中国家的新型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及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机制并发挥更大作用方面，实施了大量有创意、有成效的行动；胡锦涛主席近一时期在内外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及"统筹两个大局"的指导方针，使得中国的对内、对外工作有了新的大国气象和风范。
这一时期，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更加务实、亲民、谨慎的要求一致，中国外交制度也有新的建设与发展。
例如，推动的新一轮外交礼宾改革，更加务实、精干和节约；外交部增加了直接为百姓服务的诸多安排，像设立外交公众活动日，成立公众外交处，逐步开放外交历史，各级外交领导上网与网民对话，设置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机制，加入《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安全公约》，等等。
中国的多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均有创新与突破，如召开大规模、有影响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建立与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以及各个地区强国的双边战略协作与对话框架等，丰富和加强了中国外交的渠道及影响。
在这一时期，中国外交在注重维护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和主权安全的基础上，加大了对国际义务与责任的投入，中国人担当了更多的国际组织和多边制度的高官、参与了更多重大国际规则的制定，涉及世界卫生组织、国际金融机构、联合国维和行动、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法庭、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等不同领域和机制；中国在全球环境与气候变化、全球贸易新一轮谈判、全球金融改革与危机应对、全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与反恐怖、联合国系统的改革（包括安理会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得到日益广泛的承认。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21世纪之初就达到了历史的新高：中国已和全球170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与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经贸联系和其他合作关系；中国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最大的新兴市场和外资投向地、主要大国中增长速度最快和持续能力最强的国家、对世界经济新时期发展有显著拉动作用的金砖四国的"领头羊"。
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权益的保障程度、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重大外交方略的出台次数、中国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带动力和对于国际安全的保障力乃至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学的进步步伐，等等，都是以往任何时期无法比拟的。
然而，也应当看到，当中国人站到全球新的高地上，既看到更大更美的风景，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感受到"高处不胜寒"、"树未大先招风"的特殊压力与孤寂，一种在过去罕见的外部"呼吁与要求"：中国经济的成长及强劲对外需求，被很多国家和声音视为新的"中国威胁论"或"新殖民主义"的根源；中国和一些与西方有矛盾的国家的正常经贸交往，被解读为"培植势力范围"和对抗现有国际制度；甚至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也强化了外界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的质疑；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曾经是中国传统盟友的第三世界兄弟）以及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开始向中国伸手要钱、要援助、要承诺，其中很多超出中国能力所及和中国公众的想象（思想准备）。
中国外交提供的战略外援和国际公共产品，相对于其他世界大国，尤其是老牌西方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北欧地区各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等）被认为是提供的国际公共援助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最高的国家群体。
大体上，这些国家的国民和政府把0.7%左右的人均GDP捐献给了国际和平进程，特别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各种地区热点冲突的调解进程，如有关中东和平的"奥斯陆进程"、有关斯里兰卡内战的调停进程、有关柬埔寨政治和解和联合国的介入进程、有关印度尼西亚政府与分裂省份亚齐相关政治势力的对话进程，等等。
作为案例之一，下列作品可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它属于挪威政府发布的白皮书之一）：Leiv Lunde & Henrik Thune, ed., National Interest?Foreign Policy for a Globalised World, The Case of Norway, Report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Refleks Project, December 2008。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公众的期待有距离，与中国的经济成长速度和规模不太对称，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和当代政治、文化独特大国的身份不一致。
中国在新时期的新起点上与外部世界的磨合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充满挑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