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握轻重缓急→达变定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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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握轻重缓急→达变定律4
之后，况钟便迅速亲自起草奏疏，把罪责全部归在自己身上，而没有归咎和牵连那个小吏。开始，引起火灾的小吏认为自己罪当判死刑，况钟叹道：“这本来是太守的责任，一个小吏哪里能够担当呢？”况钟的奏疏呈给皇帝后，皇帝判定扣除况钟的俸禄。
心理要决：
况钟在同小吏打交道上能够如此宽大，所以他实施权威时，他们并不怨恨他。假如让现在的人处在这种境地中，即便是自己的罪过，还想推给自己的底下人，还谈什么替别人受过呢！
况钟的强硬是别人赶不上的，足以让那些能说会道的人自愧不如；其品德也是别人赶不上的，也足以让那些外表矜持威严的权贵感到惭愧。
做事情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严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这样做起事情来才能游刃有余。
因此，在特定的环境下，处理事情要有软有硬，对待某事从宏观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是必要的，对于非原则问题，能够放过去的就放过去。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也就是这个意思。
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做大事，要每临大事有静气。先察其情，想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相应采取必要的对策。该急则急，当缓则缓，或先机制胜，或以静制动。一旦乱了方寸，就会庸人自扰，徒增烦恼而已。
清朝的康熙皇帝是历史上很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他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表明他对“当务之急，刻不容缓”的理解还是比较深刻的。
顺治十八年(1661)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死，他的第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反清复明的情绪尚未消除。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
东北方有俄**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屋因年纪大了病死，遏必隆勾结鳌拜，惟鳌拜唯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
面对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代，必然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
少年的康熙就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除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
康熙六年(1667)，康熙十四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除掉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这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十六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了，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顿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尚且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
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十三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把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此后，康熙又为受鳌拜迫害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放还了被鳌拜霸占的民田，又限制了奴仆制度，改革了政府机构。
康熙真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他这些雷厉风行的重大举措，使得一些反应慢的大臣简直有目瞪口呆之感，但他们很快就缓过神来，觉得康熙实在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康熙也从此集中了权力，建立了威信。这是巩固政权的第一步。
接着开始了第二步行动。
当时最棘手的问题是平定“三藩”，尤其是吴三桂，勾结朝臣，收买心腹，对朝廷的钱粮大加挥霍挪用，在云南招兵买马，积极备战，那是早晚必反的。康熙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坚决削藩，不能姑息养奸。不过，康熙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想，叛乱晚发生一天，就对自己有利一分，因为从年龄来讲，自己会一天天地长大，而吴三桂会一天天地老下去，自己会准备得越来越充分，而吴三桂则只会越来越不得人心。
康熙十二年(1673)，尚可喜年老多病，把藩事交于其子尚之信代理。尚之信掌权以后，残忍好杀而又多行不义，尚可喜受不了其子的挟持，便上书请求撤藩，要求告老还乡，并让其子袭爵。这一年，康熙十九岁，许多大臣都认为不宜撤藩，但康熙认为这是撤藩的大好时机，当即允许。
接到允许撤藩的诏书以后，吴三桂等人知道弄巧成拙，只好佯为恭顺，敷衍清廷使者，暗地里加紧反叛的准备工作。清廷的使者见吴三桂一味迁延时日，不愿离开云南，就要回去报告。吴三桂见已无法可想，就杀掉了使者和云南的行政长官巡抚朱国治，于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悍然举行叛乱。
康熙面对“三藩”之乱并不惊慌，而是同样表现得镇定自若。他认为“三藩”之乱以吴三桂为首，其余多是胁从，若能击败吴三桂，其余叛军不难攻破或是收服。这样，康熙就调兵遣将，重点向吴三桂进攻，对川、陕一带的胁从叛军，反复进行说服争取工作。康熙的这有轻有重的对策，在不长的时间里，吴三桂就被分化瓦解，阻困在了湖南。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收复了浏阳等湘地的许多城池，吴三桂知形势不好，赶快过一过皇帝瘾，撕下了“复明”的假面目，于三月二十三日在衡山祭天，自称皇帝，改元昭武，改衡州为定天府。同年八月，吴三桂病死。吴三桂死后，其孙吴世瑶即位，退据云南，后昆明城破，吴世瑶服毒自杀。吴世瑶被断头送京，吴三桂被掘坟折骨。耿精忠、尚可信等人也早已被杀，川陕等地也已平定。至康熙二十年(1681)，乱了八年之久，折腾了十多个省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彻底平定了。
康熙的这一连串措施徐疾得宜、环环相扣、一气呵成，行事轻重缓急运用得当，令人叹为观止。
心理要决：
康熙除鳌拜、平“三藩”的事例恰到好处地证明：犯事以大局为重，只有解决好当务之急才能做好其他的事。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处理当务之急之时，一定要针对涉及的人而考虑如何行动，比如康熙除鳌拜就是利用其对自己年轻不放在眼里的心理，再加上通过他好大喜功，就更多提拔，让他失去戒备心理，进而瞅准时机，通过“娃娃兵”将其捉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