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袁世凯计谋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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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袁世凯计谋简析
一、借刀杀人
“借刀杀人”是指利用别人之手或第三者之力来战胜对手，既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又坐享其成的一种手段。在这里，“杀人”既是广义的，也是狭义的。借刀杀人者，不需要自己出马，不需要消耗自己的实力，更不会承担“杀人凶手”的罪名，真是绝顶聪明啊!不过，此计颇为毒辣，属于“阴谋”，而非“阳谋”。
“借刀杀人”之计的关键是一个“借”字，例如，可以“借用”别人已经架好的梯子，顺势上楼去取自己想要的东西。本计的核心要点是：不用自己亲自动手，而是借别人之手除掉自己的对手，引诱别人去杀人。这样，既省时省力，又可以转移视线，落得个两手干净。
在中国历史上，“借刀杀人”的例子真是数不胜数。在这一点上，袁世凯可以说是运用自如，他经常运用“第三者”的力量，去打击自己当前最主要的对手，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所谓“杀人不见血，见血非英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借革命力量“逼宫”
几千年前，大史学家司马迁曾在《史记》里谈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千百年来，多少人为了争夺大好江山，使尽各种手段，争破了头。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就曾运用“借刀杀人”的计谋，利用南方的革命力量，向清廷步步进逼，最终迫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退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第二天，清政府就命令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日夜兼程地南下镇压革命军。可是北洋军都是由袁世凯一手编练的，荫昌作为一个“外来人”，指挥不灵，所以进展非常缓慢。这时，各国驻华使节也再三催促清政府重新起用袁世凯，以稳定中国的局势，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
在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授予袁世凯“湖广总督”之职，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军队。袁世凯非常狡诈，他一心想的是夺取清朝的天下，哪里会看上这个小小的“湖广总督”一职，便借口“足疾未愈，难肩重任”，拒不出山。
当时国内的形势日新月异，南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这就给袁世凯提供了大好机会他便立即预备好了一整套的“逼宫连环戏”，准备“粉墨登场”。
这时，河南彰德洹上村的养寿园，顿时成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各路要人川流不息地从那里进进出出。当时，北洋大将冯国璋也专程赶到彰德晋见老上司，向他请教对策。袁世凯给了他一个“锦囊妙计”“慢慢走，等等看”，就是先看看形势的发展再行动。10月20日，摄政王载沣派徐世昌到彰德去探听袁世凯出山的“价码”，老袁也不客气，一口气就开出了6个条件，最重要的就是组织责任内阁、授予他指挥水陆各军、确定军队编制的全权。摄政王载沣知道后，立刻就瘫软在椅子上，半天没说出话来。
在内外压力下，载沣被迫步步退让，于10月27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的水、陆各军。这回袁世凯总算“满意”了，才从彰德赶到信阳，指令亲信冯国璋加速进攻武汉。11月1日，北洋军攻下汉口，革命军被迫退守汉阳。同一天，“皇族内阁”辞职，清廷改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筹组“责任内阁”。没多久摄政王载沣也被迫辞职，退居藩邸。这么一来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就全部落到了袁世凯的手中，他迈出了“逼宫”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袁世凯又采用“”的一手，积极拉拢湖北都督黎元洪，提议双方实现停战，“和平了结”。11月27日，北洋军又攻陷汉阳，威胁武昌。在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调停下，南北双方同意进行“和谈”。
从12月18日起，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在上海举行了5次会谈，表面上双方主要是争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实际上，袁世凯只是一心想窃取政权，并不坚持君主制度。所以，12月27日当他接到唐绍仪关于“不承认共和，即无法开议”的电报时，顿时喜出望外，当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立即对“国体问题”表态。在御前会议上，隆裕太后被迫同意由“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至此，袁世凯迈出了“逼宫”的第二步。
1911年底，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并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重重压迫，孙中山被迫于1912年1月15日致电伍廷芳，要他转告袁世凯：“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南京临时政府决不食言，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眼见“大总统”的宝座马上就可以抢到手，袁世凯真是急不可耐，便回过头来，正式向清廷“逼宫”。1月16日，袁世凯率领全体阁员上奏，要求隆裕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秘密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可是在御前会议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坚决反对，双方争吵不休。隆裕太后本是个妇道人家，没经过大世面，到这个节骨眼，更没主意了，只好抱着小皇帝溥仪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泣。
袁世凯知道后，派人进一步威吓说：革命党的势力非常大，如果长期拖延不决，他们很快就会打进北京，那时皇室将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这些优待皇室的条件也就没有了。可是许多少壮派贵族却不服气，当面指责袁世凯甘当王莽、曹操，“欺负孤儿(指宣统皇帝)、寡妇(指隆裕太后)”。
虽然袁世凯使用了各种手段，耍完了“十八般兵器”，但是清廷就是不肯下诏“退位”。最后为了摆脱窘境，袁世凯苦思焦虑，决定使出“杀手锏”北洋军，加快了“逼宫”的步伐。在他的授意下，1912年1月26日，由段祺瑞领衔的47名清军将领联名致电清廷及各位王公大臣，请求朝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同一天，“宗社党”的骨干分子良弼在回家途中被革命党人炸死，更使一班王公贵族魂飞魄散。
次日，隆裕太后再次召集“御前会议”，王公亲贵到场的寥寥可数，只有袁世凯的代表赵秉钧如期而至。隆裕哭着哀求道：“赵秉钧呵，良弼被炸了，说不定明天又有谁被炸了。你快点去对袁世凯说，一切事都好商量，保全我母子的性命要紧”。赵秉钧这下可得意了，头一歪扬长而去了，连个头也不磕了，弄得隆裕目瞪口呆。1月30日清廷正式决定“逊位”，以换取《优待条件》。
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磋商，于2月9日确定了《优待条件》8项，主要内容是：清帝退位后，尊号不变；民国政府每年拨给清帝费用400万元；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负责保护等等。2月12日，隆裕太后终于颁布了《清帝退位诏书》，袁世凯的“逼宫”顺利完成。当天晚上，袁世凯来到外交部大楼，开始剪辫子，一边剪，一边得意地狂笑。是啊!袁世凯费尽心机，“临时大总统”马上就要到手了，他怎么能不高兴呢?
随后孙中山遵照约定，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辛亥革命后，虽然革命势力和清廷都是袁世凯的对手，但在他的日程表上，清廷是他眼前的“敌人”，而革命力量只是将来的“敌人”。所以，他巧妙地施展“借刀杀人”的计谋，与革命党人议和，故意“养”敌以自重，并“借”革命势力来胁迫清廷，先是夺取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最终迫使宣统皇帝退位，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2.“假”冯国璋之手，暗杀陈其美
1916年夏，革命党人陈其美在上海被刺，这是民国初年继宋教仁被刺之后又一起革命党人被暗杀的事件。这起暗杀案可以说是袁世凯的“杰作”，他巧妙地“借”冯国璋之手，除掉了自己的死敌陈其美。
陈其美(18771916)，字英士，早年做过当铺学徒。后来他前往日本，进入警监学校，并加入同盟会，成为革命骨干。1908年陈其美回到国内，先后在上海、浙江、北京、天津等地联络会党，是“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导人之一。1911年，陈其美联络上海商团，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他出任沪军都督。“二次革命”时，陈其美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进攻上海制造局，没有成功。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乘机向南方拓展，公然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朱执信、李烈钧等数十位革命志士，并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国民党人遭受重重迫害。1913年8月孙中山抵达日本，检讨“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并非是由于袁世凯强大，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涣散，不听领袖指挥所致。所以，他在日本发起、组织中华革命党，陈其美率先加入，并担任总务部长。
“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无遗，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的同志潜伏各地，暗中布置反袁起义。1915年10月，奉孙中山之命，陈其美秘密潜回国内。当时，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是袁世凯的死党，他统率精兵数万扼守长江口，同时控制海军，成为老袁的东南屏障。陈其美等人商议，认为如果不除去郑汝成，革命党人在上海就很难开展反袁活动。11月10日，驻沪日本总领事馆开会庆祝日本天皇登基，郑汝成前往祝贺。于是陈其美暗中布置敢死队员10余人，在半路上一举刺杀了郑汝成。袁世凯闻讯后大为震惊，但“木已成舟”，也只好命杨善德继任上海镇守使。
随后，陈其美又一手策划了“肇和舰”起义。12月5日下午4时，杨虎率革命同志30余人乘小汽艇袭取“肇和舰”，舰长陈可钧等人在舰上响应，很快就占领了“肇和舰”，并立即向陆上展开攻击。可是，另一支由孙祥夫率领的革命队伍，却因为没有照会而被公共租界巡捕所阻，无法按计划占领“应瑞”及“通济”两舰。由于北洋军的炮火异常猛烈，革命军伤亡众多，起义最后功败垂成。
蔡锷在云南发动起义后，陈其美又在上海积极活动。因为他在上海有实力基础，又富于组织能力，其号召力并不下于蔡锷，袁世凯最担心的就是陈其美在上海响应，和蔡锷遥相呼应，袁世凯就将腹背受敌，大势已去了。所以袁世凯在上海驻扎重兵，不敢他调，防的就是陈其美。为了保住东南地区，袁世凯就必须除掉陈其美。可是怎样才能铲除陈其美这个“心头大患”呢?袁世凯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想点子。想啊，想啊，袁世凯真是绞尽脑汁。忽然他的心头一亮，想起了《三十六计》里的“借刀杀人”。
原来在袁世凯称帝前后，南京的冯国璋就与他离心离德，并试图组建以自己为首的“第三势力”，与袁世凯分庭抗礼，但他正担任江苏将军，上海也是其势力范围，陈其美对他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所以，在对付陈其美的问题上，冯国璋和袁世凯的立场又是一致的。这时袁世凯想到与其自己派人去刺杀陈其美，还不如借用另一个对手冯国璋的“刀”。这样既可以除去“眼中之钉”陈其美，还可以把责任都推给冯国璋，让他去与革命党人拼杀。
果然，在接到袁世凯的密令后，冯国璋正中下怀，立即召见副官长张宗昌，命他亲自出马，去上海执行这一“秘密使命”。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家贫失学。因为父亲早亡，他从小就沦为市井无赖。18岁时张宗昌奔赴东北，先在抚顺挖煤，后至哈尔滨为赌场守卫，随后到了俄国海参崴，结交了一批绿林朋友。辛亥革命期间，黄兴曾派人到东北去招兵。当时张宗昌召集了一两千人，被委任为管带，从海道来到上海。这时上海已经光复，陈其美正担任沪军都督，就将张宗昌部编为骑兵团，并把他提升为团长。“二次革命”后北洋军南侵，张宗昌便投靠了江苏督军冯国璋。成为他的副官长，兼军官教导团团长。不过最臭名昭著的是，张宗昌后来成为一方军阀，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军队”“多少姨太太”，当然这是后话了。冯国璋之所以选中他负责执行刺杀任务，正是考虑到他曾在陈其美手下任职，对陈的活动规律比较熟悉。
张宗昌领命后，便携带巨款来到上海。可是陈其美在上海也是非常谨慎，一般人是无法找到他的。正当张宗昌一筹莫展之时，无意中碰到了自己的老同乡兼旧部下程子安。这时程子安正好在为陈其美跑腿办事，但受人排挤，极不得意。张宗昌觉得有机可乘，就悄悄地劝程子安刺杀陈其美，并说这是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那程子安本就是一个财色之徒，受不了**，就点头同意了。
1916年5月18日，在上海市萨坡赛路，陈其美突然被人刺杀，年仅40岁。后来证实袁世凯为了刺杀陈其美，曾许给张宗昌70万大洋的赏金。
十几天后，袁世凯也病死了。孙中山曾亲撰祭追祭陈其美，云：
“……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百怪张牙，图君益渴，七十万金，头颅如许，自有史来，莫之或匹。君死之夕，屋欷巷哭。我时抚尸，犹勿瞑目。曾不逾月，贼忽自殂，君倘无知，天胡此怒?含笑九泉，当白兹始。……”
当时陈其美既是袁世凯想杀之“人”，也是冯国璋的对手。可是，狡猾的袁世凯自己躲在幕后，却假冯国璋之手，巧妙地运用张宗昌这把“刀”，很快就干净利落地除掉了陈其美，从而稳定了自己在东南地区的统治。
二、声东击西
所谓“声东击西”，就是在表面上装作去攻打东边，实际上却是攻打西边，在军事上，声东击西是指忽东忽西，巧妙地引诱敌军，给对方制造错觉，使其疏于防备，然后再趁其不备，出奇制胜，歼灭敌军的谋略。
不论是在战场、商场，或者是在政坛上，“声东击西”之计随处可见，花样也很多。“声东击西”的关键，就在于采取灵活、机动的行动，制造假象，似可为而不为，似不可为而为之，把对手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造成对手的错觉，使对手失去警觉，自己再乘虚而入，出其不意地战胜对手。当然，要是你没有很好地运用“声东击西”的计谋，被对手发觉了自己的真实意图，采取“反措施”，你就可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当年周瑜就曾“班门弄斧”，想“声东击西”夺回荆州，却被诸葛亮识破，弄得他狼狈不堪，最后竟被活活地气死!
袁世凯很善于运用“声东击西”的计谋，他经常先是明确自己的主要目标，然后再玩弄一些“魔术”，忽而击东，忽而击西，把自己的主要目标掩盖起来，让对手摸不清他的“底细”，使对手毫无提防，力量分散，他再突然出击，击败对手，达到自己的主要目标。
1推动官制改革，转移对手的“视线”
为了争夺权力，多少阴谋家、野心家大出风头，既有武力的抢夺和血腥的屠杀，也有温尔的“禅让”闹剧和冠冕堂皇的“清君侧”。袁世凯可以说是“一代奸雄”，早在清朝末年他就被人称为“活曹操”。在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中，袁世凯居然提出了最彻底的《官制改革方案》，其中就包藏着“居心叵测”的阴谋。
日俄战争后，国内要求“立宪”的呼声高涨，为了表示顺应“民意”，清廷决定派遣载泽、端方等5位大臣出国考察各国政治。1906年8月，五大臣从西欧回到了天津。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将他们接到了完全西洋风格的直隶总督府把酒言欢。
在席间，袁世凯出示了一份自己“筹之久矣”的政治改革疏稿《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请他们回京后呈递。这是一份在清朝内部实行“官制改革”的奏折，袁世凯建议：在准备立宪期间，先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制定将来与议会制度相一致的新型官制，作为将来实行立宪政体的基础。此时在座的人，包括袁世凯在内，谁也没有料到，从这一天起，清朝末年最阴险的政治斗争拉开了帷幕。
回京后载泽等五大臣纷纷向清廷大谈立宪的好处，慈禧却是越听越糊涂，不明白应该怎样才能实行立宪。直到这时五大臣才想起了袁世凯的奏折，急忙呈上，慈禧阅后大喜，立刻命袁世凯入京觐见。8月28日袁世凯到达北京，他是惟一能够参与御前会议、讨论五大臣条陈的地方大员。9月1日清廷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宣布：“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所以，要“先从官制入手”。这份诏旨的内容，大多出自袁世凯的奏折。此诏下达后，全国上下欢声雷动，一片颂扬之声。
在中国，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历来是一项最**的事情。9月2日，清朝政治体制改革委员会编纂官制馆成立，慈禧特命袁世凯会同五大臣、十几位京官，以及从外省召来的几位官员共同编纂官制，官制改革第一次进入了实施阶段。为了避免有人破坏，也为了防止讨论中的《官制改革方案》泄露出去，讨论的地点十分机密，而且“门外盛陈兵卫，稽查甚严”。
在会上，袁世凯提出了自己的《官制改革方案》：裁撤吏部、礼部、翰林院、都察院、宗人府，将工、商二部合并为农工商部，改户部为度支部，改刑部为法部，分兵部为陆军、海军二部；增设资政院、审计院、交通部，旧有各部惟一没有变动的只有学部；最重要的是，将掌握实际权柄的军机处裁撤，实行日本式的“责任内阁”制，内阁总理大臣由皇帝任命，但要提交国会通过，阁员则由内阁总理大臣遴选，奏请皇帝批准。
对于这个方案袁世凯的态度非常坚决，遇到人就说：“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他要“以死力相争”!此外他还给反对派扣上了一顶“大帽子”：“有敢阻立宪者，即是吴椒(刺杀五大臣的革命志士)”，“即是革命党”!
袁世凯是不是发疯了?他居然提出这么彻底的改革方案，这会触及多少人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切齿和痛恨。不过袁世凯也不傻。表面上他提出这份方案，似乎不计个人毁誉，只是为国家的前途和立宪改革着想，非常光明正大。实际上他用的是“声东击西”之计，时刻都在拨拉着自己的“小算盘”，一旦实行“责任内阁”，就让庆亲王奕劻担任总理大臣，而自己则担任副总理，最“肥”的农工商部尚书则由庆亲王之子载振出任。因为奕劻既无能又贪财，老袁完全可以“挟总理以令诸侯”，暗中操控内阁；而奕劻年老，一旦退职，肯定会保荐袁世凯接任总理大臣。同时通过“责任内阁”，还可以将自己的政敌瞿鸿机排挤出去，即使他仍是阁员，上奏是总理大臣一个人的事，不必像军机大臣那样全班进见，瞿也就无法从中操纵了。所以袁世凯一进京，就让自己的亲家、户部尚书张百熙上奏折，秘密保奏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副总理，迫不及待地想把权力都抓到自己的手中。
此外，袁世凯的心底里一直有一个不能告诉外人的“隐忧”。因为，他在“戊戌变法”时曾告过密，害得光绪帝长期被幽禁在瀛台，而慈禧已经年过七十，所以他担心慈禧一旦驾崩，光绪帝就会“亲政”，那时自己就将大祸临头，不但项上人头难保，搞得不好还可能被诛灭九族。所以他必须赶快想办法，预先做好布置。如果组建“责任内阁”，限制君权，那么纵然光绪皇帝亲政，自己也可以用“责任内阁”这个“紧箍咒”来束缚他。不过这是袁世凯心底里的“秘密”，他当然不能端上台面来。
不过袁世凯虽然伎俩高明，企图“声东击西”，瞒过世人，但又怎么能骗得了许多明眼人?有一次光绪帝就曾冷冷地对他说：“袁世凯，你的心事我全知道!”一听到这话，袁世凯冷汗直流，不敢回答，心想：好险，幸亏光绪皇帝现在只是一个“傀儡”，要不然自己的小命可真就难保了。看来自己的这一计还是用对了，真得抓紧办。
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1906年的官制改革大辩论中，袁世凯竟然站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出人意料地提出了最彻底的《官制改革方案》，似乎对于中国的“立宪”事业非常“热心”。其实，这份《官制改革方案》相当于“东”，只是袁世凯的一个“幌子”，以吸引政治对手的注意力，而操纵“责任内阁”，攫取更大的权力，则相当于“西”，这才是他“声东击西”的真正目的。
2倡议“君主立宪”，迷惑清廷和革命党人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如果善于制造假象，造成对手的错觉，就可以出其不意地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袁世凯东山再起后，就运用“声东击西”之计，倡言“君主立宪”，确实一度迷惑了清廷和革命党人。
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再次出山，迅速夺取了清王朝的军政大权。为了向南方的革命势力施加压力，并麻痹清廷，他首先命令北洋军先后夺取了汉口、汉阳，又在龟山上架起大炮，隔江炮击武昌，给湖北军政府更大的压力。不过袁世凯这时还不打算占领武昌，因为清王朝尚未垮台，他还需要“养敌”自重，留着革命势力好对付清廷，最后由他统一全国。在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黎元洪很快就向袁世凯表示妥协。
双方停战后，袁世凯便出席资政院并宣布：南北和谈，应当以“君主立宪”为前提条件，获得议员们的一致赞成。隆裕太后知道后非常满意，立即下了一道懿旨：“现在南北停战，应派员讨论大局，着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袁世凯当即任命自己的老友唐绍仪为北方总代表，严修、杨士琦为代表，汪精卫、魏宸组、杨度为参赞，各省也有1名代表。
临行前袁世凯约代表们谈话，敦敦告诫他们：“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主立宪到底，不知其他”。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反复讲述了几十分钟，语气极其沉痛。有些代表听后，还以为袁世凯真的要坚持“君主立宪”制度，顿时喜形于色。
他们哪里知道袁世凯老奸巨猾，深知清廷对他不是太放心，所以老袁才使出了“声东击西”的伎俩，在公开场合大谈“君主立宪”。因为老袁是靠着清朝发迹，“世受国恩”，不愿背上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天下的骂名，而且清廷旧臣尚多，还具有相当的实力，就是自己的嫡系北洋旧部也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此外革命党人领导南方各省起义势力很大，是否愿意推选自己做大总统，自己也没有把握。所以他先摆出一副“忠”于清室的面貌，既可以掩人耳目，也便于与革命势力进行“讨价还价”的谈判。当然，一旦时机成熟，袁世凯就会马上撕去脸上的“假面具”，毫不留情地进行“逼宫”。
所以袁世凯出山后，经常把“君主立宪”摆在嘴边，喜欢在别人面前表白：“余自出山，即抱定‘君主立宪’，此事无可改变!”有一天满洲贵族世续突然指着自己的大辫子问袁世凯：“大哥，你打算怎么处理它?”袁世凯心里“咯噔”一下，马上就明白了世续是在试探自己是否忠于清廷，便十分严肃地表示：“大哥，您放心，我还很爱惜它，一定要设法保全它!”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把他这个“主张”宣扬出去。1911年11月18日，袁世凯专门接见了日本公使伊集院吉，当面表示：“作为根本解决时局的办法，我个人始终主张非‘君主立宪’政体不可!”直到1912年初他仍然对外宣称：自己“始终忠于朝廷，终身不为共和党所用”。似乎袁世凯真是大清王朝的“大忠臣”，他对清廷是感恩戴德，会像诸葛亮那样肝脑涂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对于革命党人可能的反抗，袁世凯早有预料，所以他早就通过各种渠道与黄兴沟通，并草拟了议和的条件：确定共和政体；袁世凯如果能先推翻清廷，便推举老袁为大总统；优待清朝皇室，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同时组织临时会议，恢复各省秩序。
其实，所谓“议和”，只不过是袁世凯夺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早在唐绍仪南下前，袁世凯就与他密商了一夜，向他交了“底”，并叮嘱他到上海后，先与立宪派领袖张謇联系，探听情况。所以唐绍仪一到上海，很快就向张謇透露了自己与南方谈判的“底线”如果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
通过这一番幕后的活动，南北议和的基调已经确定下来。在第二次谈判时唐绍仪就表示，袁世凯其实并不反对“共和政体”，只是主张，由“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制或共和制的问题，使清廷易于下台。在第三、四、五次谈判时，双方又商定了召集“国民会议”的具体办法，以及国民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等具体问题。
1911年底，孙中山从欧洲回国，被各省代表会议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尽管孙中山事先曾打电报给袁世凯，表示自己只是暂时负责组织政府，希望他早定大计。但是袁世凯素来老奸巨猾，深怕孙中山抢先一步担任临时大总统，又不愿拱手相让，他岂非两头都落了个空?于是袁世凯马上变了脸，下令将唐绍仪免职，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也被推翻，并命令北洋军炮轰武昌，向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同时袁世凯又将“君主立宪”的论调“捡”了起来，唆使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位北洋军将领发出通电，坚决主张君主立宪，“誓死”反对共和，一则是对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二则是以此向清廷表示自己的“忠心”，以榨取清室的金银财宝。隆裕太后知道后，果然是温谕慰勉，并拨发黄金8万锭充作军费。
虽然袁世凯出尔反尔，但是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同他决裂。针对袁世凯的疑虑，1912年1月16日孙中山致电袁世凯，声明：“只要袁赞成共和，迫清帝退位，定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可是袁世凯还是不放心，又致电南方总代表伍廷芳，向他质问：“选举总统是何用意?以总统让袁，有何把握?”从伍廷芳那里，袁世凯再次得到了明确的保证。不久唐绍仪与伍廷芳进行秘密交涉，并达成了清帝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由袁世凯继任的协议。至此，袁世凯才吃了一颗“定心丸”。
南北和谈既然成功，末代皇太后和小皇帝溥仪就成了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的“绊脚石”了。这时袁世凯便翻脸不认人，将维护君主制度、忠于清室的诺言抛到了脑后，反过头来加紧“逼宫”。最后迫于内外压力，隆裕太后只得于1912年2月12日，带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上朝，宣布“退位”。随后袁世凯被临时参议院选举为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终于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
辛亥革命后，奸诈的袁世凯根据形势的变化，玩弄权术，首先打出了“君主立宪”这张“怪牌”，既迷惑了清廷，又借此要挟南方的革命势力向他让步，将双方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上，最后他再“声东击西”，夺取了全国的最高权力。当时清廷和南芳的革命派之所以向袁世凯拱手相让，很大程度上就是中了袁世凯“声东击西”的诡计，相信了他的“鬼话”!
三、李代桃僵
所谓“李代桃僵”，本来是指：桃树要遭难了，就由李树来代替；李死桃活。这是一个比喻，用来概括各种替代受过、受难的现象。在军事上，兵家们往往以局部的牺牲，以保证全局的转危为安，或者是牺牲小股兵力，保存大部队，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就是一种“李代桃僵”的策略。
在现实世界中，“李代桃僵”之计要求你既舍得放弃“蝇头小利”，也不要被“小害”所影响，而应当着重考虑整体利益，从全局、从实质上看输赢或地位的高低。如果你因为一点“小利”失去了就痛心疾首，或者为得到了一时之利而大喜若狂，都是不明智的。如果你在该放弃时就舍得放弃，“以退为进”，就可能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中国历史上，“李代桃僵”的事迹很多，其中既有高风亮节的行为，也有统治者(比如曹操)玩弄“割发代首”的游戏，更有十恶不赦的歹徒找“替罪羊”的卑劣行径。在政治斗争中，每当局势严峻、不能取得全部胜利时，“一代枭雄”袁世凯就会衡量轻重、缓急，采用“李代桃僵”的策略，在必要时“舍车保帅”不惜牺牲一些小的、局部的利益，以换取全局或者是大部分的胜利。
1谋私利，“笼络”日本
在与强大的对手周旋时，许多人往往会“忍痛割爱”，选择与对手妥协。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谈判时，袁世凯为了一己私利，向日本侵略者妥协、让步，终于从日、俄两**队的铁蹄下收回了东北的行政主权，为他下一步控制东北打下了基础。
1904年2月，日本、俄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正式开战。在陆地上，俄军一败涂地，经过约一年的战斗，奉天的大部分地方都已被日军占去。在海上，在1905年1月的对马战役中，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几乎全军覆灭。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在人力、财力上也是精疲力尽，如果战争长期化，日本并没有获得最后胜利的把握。于是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趁机出面“调停”。
1905年8月9日，日、俄两国开始在美国的朴茨茅斯城进行和平谈判。在英、美的支持下，沙俄被迫在重新分割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做出了许多让步。9月25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同意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权，从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的铁路及一切支路，上述铁道区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附属之一切煤矿，或所经营之一切煤矿，都转让给日本；在两国同时自东北撤兵后，仍可留置“铁路守备兵”，每公里不超过15名，以保护彼此之铁路线；俄国承认朝鲜归日本保护；日、俄两国在和约生效后18个月内从东北撤军等等。因此，日本在朝鲜的地位更为巩固，从此它向中国侵略时更无“后顾之忧”。
在日、俄两国开始和谈之前，清政府曾于1905年7月6日分别向两国政府声明：“现在议和条款内，倘有牵涉中国事件，凡此次未经与中国商定者，一概不能承认”。但是清政府腐朽、无能，只是“洋人的朝廷”，所以这并不能影响日、俄这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分割和掠夺中国东北的计划。在商定它们的“分赃方案”时，日本和俄国把清朝政府撇在一边，只是为了完成法律上的手续，两国才在和约中有关中国东北的权益移让条款中注明“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直到《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日本政府才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和驻华公使内田康哉为全权代表，来与清朝政府谈判。
从1905年11月7日起，中、日两国代表开始在北京进行谈判。在中国方面，清政府派遣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瞿鸿机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全权代表，杨士琦和金邦平为参议。谈判开始前，奕劻曾经面奏慈禧太后：过去的对外交涉，都是由北洋大臣出面；对于日本和东北的情况，袁世凯也很熟悉，所以这次谈判，就由他具体负责；如果他发言有不当之处，再由瞿鸿机出面纠正。这个建议颇切实际，又没有贬损瞿鸿机的地位，所以得到了慈禧的同意。中日谈判一开始，奕劻就故意托病缺席，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此。在这次中日谈判中，袁世凯实际上是中方的主要谈判代表。
当时袁世凯代表的清朝政府非常软弱、无能，在国内的统治也是摇摇欲坠。经过几次战争，早就被列强打怕了。所以，日俄战争一爆发，清政府竟然宣告所谓的“局外中立”，说什么“朝廷轸念彼此均系友邦，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
现在，日俄战争已经随《朴茨茅斯和约》的缔结而正式宣告结束，但是日本侵略者“得陇望蜀”，它还要扩大掠夺物，于是又将压迫的矛头转而直对中国，企图进行更多的勒索和敲诈。对此，腐朽的清政府既缺少准备，又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在与日本谈判时，袁世凯也是非常软弱，力主妥协退让，他担心：如果不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要求”，日本就可能伙同俄国，以种种“借口”推迟乃至拒绝从东北撤兵，软弱的清政府也拿他们没辙。
所以在与日本谈判前，袁世凯就决定采取“李代桃僵”的办法，为了收回本应属于中国的东北，在许多问题上步步后退，以“笼络”日本帝国主义。结果在中、日谈判中，袁世凯不仅承认日本继承原来俄国在东北南部的权益，还对日方做出了不少不应该的让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日本的侵略愿望：
(1)在日、俄军队撤退后，中国将尽快自行开放东北境内的16个商埠：凤凰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法库门、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满洲里。
(2)日本可以继续经营其在日俄战争期间擅自铺设的自安东至奉天的一条轻便铁路，并加以“改良”，以15年为期，期满后转卖给中国。
(3)东北和朝鲜陆路通商，“彼此应按照最优国之例办理”，即要援引中法、中俄、中英陆路通商减税的先例，也给予日本经济特权。
(4)为维持南满铁路利益起见，在将来收回该铁路之前，中国同意不在该路附近修筑平行之干路，及有损该路利益之支路。
(5)设立一个中日木植公司，可以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
在袁世凯的多次“恳求”下，日本侵略者总算发了一点“善心”，在“护路兵”的问题上做出了一点小小的“让步”，如果俄国同意撤退护路兵，或“中、俄两国另有商订妥善办法”，日本将一律照办；如果东北地方“平靖”，对于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中国均能保护周密，日、俄两国的护路兵将同时撤退。面对日本强盗，袁世凯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在《会议记录》内声明。对此，“中国视为尚未完备”。从此大批的日俄军队就“合法”地驻扎在东北境内，随时都可以进行武装侵略，对东三省实行军事的占领。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使用了这支所谓的“护路兵”(即“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东三省。
12月22日，中、日双方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及其附件，中日北京会谈是以日本在《朴茨茅斯条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在东北的侵略利益而告终。如果说日本在《朴茨茅斯和约》中得到的是对俄战争胜利的直接成果，那么它在北京得到的就是一笔巨大的“副产品”，而标榜“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则把中国引到了与“战败国”相同的结局。在北京会谈中，中国作为一个“中立国”，竟然在“战胜国”日本面前落到了这样屈辱的下场，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罕见的，这充分地反映了中国在清朝统治下的悲惨地位。
不过在袁世凯的眼里，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即将得到的“李”大于失去的“桃”：他虽然对外妥协，对日本强盗做出了许多不应该做的让步，但终于将东北三省的行政主权收回，这就为他下一步“独吞”东北，成为“关内关外王”创造了有利条件。为了个人的私利，袁世凯不惜拿国家的主权和帝国主义列强做交易，足见他是多么的无耻和卑鄙!
2交兵权，以退为进
“妥协”是智者克敌制胜的“法宝”。在与强大的对手交锋时，你如果执意蛮干，不学会妥协，往往会吃许多“苦头”。在这方面袁世凯堪称是“老手”，他在政治斗争中讲究策略，以退为进，主动辞去兼职，上交兵权，终于“吃小亏，占大便宜”，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1906年秋，清廷下诏，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先从官制改革“入手”。9月2日，慈禧太后特命直隶总督袁世凯会同载泽、铁良、端方等人共同编纂官制。当时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袁世凯首开一炮，提出了一份非常彻底的《官制改革方案》，其核心是将军机处裁撤，实行“责任内阁”制。没想到却因此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最后在11月6日，大清王朝的“当家人”慈禧太后拍板，否决了“责任内阁”制，保留军机处、内阁、外务部、吏部、学部(礼部)，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衙门也无须更改；将兵部改为陆军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新设邮传部等等。总的来看，这次改革除了新设几个衙门，几个机构换个名称，没有多少新意，真是“换汤不换药”。这就是讨论了好几个月才最后定局的大清国官制改革!
新官制方案一公布，中外舆论一片哗然，一种受骗的感觉笼罩在许多人的心头。所以，英国《泰晤士报》报道：“看来，反对势力还是非常强大的。人们所能期望的是，它的进步能按照最虔诚的香客朝拜的样子，前进三步又后退两步”。
一看到这份新官制方案，袁世凯也是大吃一惊，颓然地倒在太师椅上。11月初，在官制改革斗争中，他见势不妙，就像一条“落水狗”一样慌慌张张地离开北京，说是要去检阅彰秋会操，实际上会操已经接近尾声。眼下袁世凯的处境真是再惨不过了，满朝武再无第二人。一个月前他还是中国“最大的改革家”，声望如日中天。现在倒好，他孤立无援成了一棵孤木，随时可能被砍伐，真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为了一个官制改革方案，自己差点连老命都丢了，这又是何苦?
想来想去老袁忽然灵机一动：自己何不找找庆亲王奕劻，他既是首席军机大臣，和自己的关系又很“铁”，看他能不能挽回这个局面?于是，袁世凯便命自己的心腹杨士琦立即进京，去找庆亲王奕劻。哪知道，奕劻也是连连摇头说：“这是老佛爷(指慈禧太后)的意思，我也是无力回天！”所以他让杨士琦带给“口信”给袁世凯：“这是既成事实，已经无法改变!”
袁世凯知道后非常懊恼：朝廷是一心要将原来分散在各省督抚手中的权力收回。特别是新任陆军部尚书铁良与老袁是死对头，他一上任，就多次行给袁世凯，要将北洋6镇都从他的手里夺走，收归陆军部管辖。
怎么办?“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没办法，袁世凯一咬牙：“有些东西既然保不住，还不如早点放弃，以争取主动。”这时袁世凯再屈指一算，自己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既手握北洋6个镇的兵权，又身兼督办电政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京镇铁路大臣和督办京汉铁路大臣等好几个兼职，统管全国的铁路、邮政等好多企业。常言说得好，“树大招风”，也难怪朝廷看自己不顺眼，要拿自己开刀。看来自己还真是得暂时收敛一下，好避避风头。
最后，11月18日老袁打定主意，就立即草拟了一份奏折，“忍痛割爱”地做出了一个在过去他死也不肯做出的决定，辞去督办电政大臣等8项兼差，并交出北洋4镇的兵权，但为了保卫直隶的安全，仍保留北洋第二镇、第四镇。
这份奏折一发出去，老袁可就有点后悔了。这是他用了多少心思，花费了多少金钱，培养了多少人才，才训练出来的军队啊!现在，他要把4个镇都交出去，就为了堵住“悠悠之口”?这时袁世凯不禁又喜又忧：喜的是，慈禧老佛爷也许像半年前他奏请开去兼差那样，又给他一个“优诏慰留”；忧的是：朝廷恐怕还会变本加厉，让他把6个镇的军队都交出去。现在看来，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老袁是靠军队起家的，深知军队的重要性：他如果再交出那硕果仅存的两个镇，手上一个兵也没有了，可就真的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任人宰割了。一想到这里，袁世凯真是不寒而栗!这时，袁世凯再也不希冀什么“改革”了，他对“改革”真是伤透了心！
11月20日他接到了一份冷冰冰的上谕：“著照所请！”袁世凯一看心都凉了，但又有点庆幸：总算保住了两个镇的军队，以后自己可以蓄势待时，就不愁没有东山再起的一天!
这时，最关心中国改革命运的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首席记者莫理循忽然发现，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袁世凯不见了。于是，他立即驱车赶到天津。那天正好是11月20日，袁世凯在直隶总督府的小客厅会见了莫理循。当时莫理循发现，袁世凯生病了，得的是“流感”。“流感”是袁世凯在新官制改革中获得的惟一成果。虽说改革要冒点风险，但是投入与产出相距如此遥远。袁世凯一生精明，还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买卖。
后来莫理循写道：
“这位总督很后悔。在命令发表的当天，他没有离开他的房间。那一天他本来已经安排去参加天津新桥的开放典礼，这座桥跨过海河通到奥地利租界。以往这种脸上增辉的好事，总督总要出席。但那天举行新桥典礼的时候，总督借口有病没有参加，他谢绝一切约会，待在家里，只会见了我”。
不过在莫理循的眼里，袁世凯仍然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在这场官制改革中虽然吃了败仗，但实力犹存。因为他虽然交出了4个镇的军队，但这些军队都是袁世凯亲手带出来的，各镇的将领对他仍然是“忠心不二”。至于袁世凯上交的铁路、电报、轮船等近代化企业，都归新设的邮传部管理，而邮传部尚书张百熙是老袁的亲家，左侍郎朱宝奎、右侍郎唐绍仪也都是他的亲信。所以，这些军队和事业仍然是在袁世凯的“遥控”之下。
中国有一句古语：“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面对朝廷的疑忌，狡猾的袁世凯以退为进，采用“李代桃僵”的策略，表面上放弃“桃”4个镇的军权和8项兼差，以争取主动，但仍保留“李”对这些军队和企业进行暗中控制，从而保存了自己的实力。
四、釜底抽薪
“釜底抽薪”，指的是预防事件的爆发，或者是在爆发后寻求彻底解决，着重从幕后或侧面下手的一种手段，它是一个“治本”的办法。
“釜底抽薪”是一种注重根本解决的策略。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即使双方的力量对比非常悬殊。你也可以运用最厉害的计谋，来削弱对方的势力，甚至消除对立势力的生存根源，这也是“釜底抽薪”。
古往今来，不论是在战场、商场、情场，还是在官场上，运用“釜底抽薪”的谋略来解围取胜的案例，真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在清末民初，袁世凯就以“活曹操”著称，他做事时大刀阔斧，力戒不关痛痒。在与政敌较量时，袁世凯特别擅长运用“釜底抽薪”的计谋，注重从根本上入手，企图将对手连根铲除，不给对手留下任何“余地”。
1下毒手，“屠民”袁世凯
在20世纪初，清朝有3位权势特别显赫的地方总督：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和直隶总督袁世凯，这3个人各有特征，张之洞花钱如流水，被人称为“屠财”；岑春煊最喜欢弹劾官吏，被人称为“屠官”；袁世凯下手最重，杀人不计其数，被人称为“屠民”。在某种意义上说，“清末三屠”的说法可谓“入木三分”了。
自从1901年9月签订《辛丑和约》以后，中国人民又增加了将近10亿两白银的“赔款”负担，许多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只好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当时直隶又有许多教案，“各府、州、县罚赔民间现款，共计四百余万两之多。既遭浩劫，再罚此巨款，民何以堪?”因此，在直隶全省很快兴起了“扫清灭洋”运动。
1901年11月，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首先面对的就是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当时的形势确实是很严峻，如果袁世凯不能很快将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那么势必会激怒列强和清政府，袁世凯的“乌纱帽”恐怕就难保了。经过一番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想到了对策“斩草除根”。
为了迅速稳定社会秩序，袁世凯采取了“剿抚兼施”的方针。其实，早在1901年夏，前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就曾颁布命令：在义和团运动期间，所有民教纠纷各案，一律予以完结，不得再行追究和寻仇报复。袁世凯上任后，也认为：在庚子年间，“案多且巨，株连太众，一经查办，恐已安者复为**，已结者复起波澜。拳团之案固难结，而民教之案尤费周详。当此联军(指八国联军)未退，边境多事，必先清内讧，何必自行扰乱”，便重申这道命令，前案一律免究，以安定人心。
与此同时，他又派出大批官吏明察暗访，将一些“凶悍素著”的义和团“缉获惩办”，结果抓到的义和团“数逾千百”。当时有不少义和团残部“伏处天津，苟有举发，俱储营务处审决，大都处死”。对此，他的幕僚娄椒生有不同意见：“宜从宽典”。袁世凯却说：“此辈如臭虫，孳生不绝”；为了防止他们春风吹又生，“惟有芟夷净尽，以遏乱萌”，“盖取‘乱世用重典’之义”。
对于人民的武装反抗斗争，袁世凯更是毫不留情地坚决进行镇压，比如直隶广宗县的景廷宾起义就是被他派兵“绞杀”的。
景廷宾(18611902)，直隶广宗县东召村人，武举人出身。他是广宗县“联庄会”的总团头，平时爱交朋友，好打抱不平，在当地威信很高。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邢台、威县、广宗等县人民响应，到处焚烧教堂，杀死洋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法国传教士向广宗知县要求赔偿损失，议定赔款10000多两，并指定各村按地亩摊捐。这时广宗县已经是连年荒歉，百姓都难以度日了。现在，听说又要给洋人摊缴赔款，百姓便推举景廷宾为首领，于1901年两次聚众抗议，愤怒地宣称：“中国人不纳‘洋差’！”
1902年3月景廷宾聚众起义，号称“龙团大元帅”，并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时间，各地纷纷响应，横跨河北、山东、河南等3个省的20多个县，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起义军迅速发展到三四万人。
景廷宾领导的起义，吓坏了清政府，袁世凯也是大为惊慌。急忙调派段祺瑞、倪嗣冲、张腾蛟等率领武卫右军先锋队、江南自强军和练军赶往镇压。3月3日清军向东召村发起进攻，当地群众手持长矛、大刀，奋勇抵抗，清兵死伤惨重。德、法、日等国也出动军队6000多人，从北京开往南宫一带去“助剿”。5月，景廷宾兵败被捕。7月，为了讨好法国公使，袁世凯下令：将景廷宾押解到威县鱼堤村凌迟处死，并赔偿法国教堂的损失，还为被中国人民打死的罗神甫立了一块“纪念碑”。
当时有人曾上奏指控他，在镇压这次起义的过程中，袁世凯的部下杀人过多，各路统兵将领也“贪功生事，玩忽民瘼”，主张“严加参劾，俾照儆戒”。
对此袁世凯却是置若罔闻，认为当前“以先弭内乱藉杜外侮为当务之急”，如果我们不能迅速平定景廷宾起义，“他人(指列强)执约以相诘责，狡启者从而生心，藉端干预”，“万一辇毂之下稍有虚惊，臣身任封圻，何堪当此重咎?”也就是说，他害怕景廷宾的起义军“灭洋”，会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再次干涉，使慈禧惊慌，那他就会担当不起。此外，他还认为，当义和团刚刚兴起的时候，非常弱小，“一健吏足以了之”，可是“地方将吏，稍加抑制，言事者辄交章论劾”，最后导致大局不可收拾，“殷鉴未远，讵堪再误?”所以，对于那些“贪功生事”的官员，袁世凯非但不惩罚，反而上奏朝廷：对在镇压景廷宾起义中立“功”的70多名武官员给予嘉奖。
考虑到直隶人民的反抗斗争声势浩大，有其社会根源，所以袁世凯采用“釜底抽薪”的谋略，双管齐下，一方面宣布此前发生的“民教各案”一律完结，以缓和民众与外国教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又残酷镇压人民的武装斗争，大肆屠杀起义军，以防止他们“春风吹又生”。最后，袁世凯怀柔和镇压“两手”并用，终于将直隶人民的反抗斗争镇压下去，因而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很快就命袁世凯“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2解散国民党，让《天坛宪章》“流产”
中国有一句古语：“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形容根本不可能成长的事物。为了阻止《天坛宪章》的生效，袁世凯就采用“兜底战术”，将“薪”抽走下令解散国民党，致使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因不足法定人数而不能开会，使得《天坛宪章》这棵尚未长成的“小树”枯死夭折，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为了制订中华民国宪法，1913年7月初，根据《国会组织法》的规定，国会参、众两院各推选30名议员，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是杨漪。在60名宪法起草委员中，国民党的力量最强，有33人；进步党18人；共和党8人。7月15日，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规则》规定：“非有委员23出席，不得开议”，“决议以委员总额半数之一致通过之”，“非国会议员禁止旁听”等等。从第4次会议起，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在天坛祈年殿召开，取“忠于民国之心惟天可表”之意。所以他们制定的《宪法草案》被称为《天坛宪章》。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的气焰大长，又急于成为“正式大总统”，便让进步党议员提出先选总统、再制定宪法的主张。10月4日，《大总统选举法》在国会经三读通过并公布。10月6日，在军警的刺刀下，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袁世凯既然如愿以偿，又“得陇望蜀”想制定一部有利于自己的根本**，开始粗暴地干涉宪法的起草工作。
当时，宪法起草委员会屡经袁世凯的摧残，有的起草委员被杀害，有的起草委员被迫离开北京，但是国民党及其友党民宪党籍议员仍占多数。宪法起草委员会见大势不妙，来不及讨论地方制度，就于10月31日将《宪法草案》匆匆三读通过，定名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宪法会议”审议，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天坛宪章》。
《天坛宪章》共11章、113条，是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与《临时约法》相比，《天坛宪章》中总统的职权有所扩大：一是有权命令国会停会，“大总统得停止众议院或参议院之会议”；二是可以解散国会，“大总统经参议院列席议员23以上之同意，得解散众议院”；三是可以任命更多的官员，《天坛宪章》只是规定：国务总理的人选须经众议院同意。
可是，袁世凯却不满足，仍然对《天坛宪章》非常恼火：
第一在国会闭会后，设立国会委员会作为常设机构，成员共40人，其职权如下：大总统为维持公安或防御非常灾患，须发布“教令”时，应经国会委员会之议决：大总统宣告戒严，如国会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时，应立即解严等等。对于袁世凯来说，国会委员会无异于是自己“无时不在”的监督者，实在是碍手碍脚。
第二实行“责任内阁”制，内阁对于众议院负责。《天坛宪章》明确规定：大总统发布命令及其他有关国务的书“非经国务员之副署，不生效力”；两院议员不得兼任武官吏，“但国务员不在此限”。袁世凯对此坚决反对，说《宪章》这么规定，“无非欲以议员专占国务院之职”。
第三确保共和国体。对于修改宪法，《天坛宪章》设置了很高的“门槛”：(1)只有国会中14以上的议员连署才能提出宪法修正案；(2)宪法修正案非经参、众两院议员23以上同意不得成立；(3)宪法修正案成立后，由宪法会议(只有两院议员总数23以上出席，才能开议)审议并修正；(4)经出席议员34以上同意，宪法修正案才能议决；(5)共和国体不得修正。这样一来，袁世凯要想复辟帝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第四实行审计制度。《天坛宪章》除列举了审计内容外，还规定：审计院由参议院选举产生之审计员组成；审计院长由审计员互选。袁世凯认为，这是侵犯了大总统任命官吏的特权。
眼见《天坛宪章》即将提交国会审议，袁世凯惊恐万分，深恐国会一旦通过，自己就将受到《天坛宪章》这个“紧箍咒”的束缚。所以，袁世凯决定改变战术，不再和国会议员们“绕圈子”，而是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在正式动手前袁世凯照例要“表演”一番，以显示自己是得到了“民意”的支持。10月25日，袁世凯通电各省都督和民政长，反对《天坛宪章》：
“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全；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记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俱在，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会，该党议员居其多数，闻所拟宪法草案，妨害国家者甚多。……各该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且各负保卫治安之责，对于国家根本**，利害与共，亦未便知而不言，务望逐条研究讨论，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以凭采择”。
袁世凯一声令下，各地的“狐群狗党”纷纷跳出来，为他摇旗呐喊，纷纷叫嚣：要解散国会，取消《天坛宪章》。10月29日，河南都督张镇芳通电列举了《宪法草案》的所谓“谬点”后，攻击宪法起草委员会“欲蹈**君主之喜怒用事”，“竟敢订此暴民**之宪法”，要求将国会中“凡在国民党籍者概行开除，或即另行改造，布告各省，严行取缔，停止国民党人被选举权”。同时，“辫子军”统帅张勋也痛斥宪法草案“荒谬绝伦”，并表示：“勋虽不才，诛锄叛逆，以身许国，万死不辞!”
既然有了强大的“民意”作“后盾”，袁世凯也就有恃无恐了。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借口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钧等人的往来密电，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追缴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书、会章，被牵连的议员多达438人，国会因此无法开会。10日，因为不足法定人数。“宪法起草委员会”也自行宣告解散。《天坛宪章》尚未经国会两院宪法会议讨论，国会本身便遭到破坏。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就这样被迫夭折了。从此，老袁就再也不必为《天坛宪章》头痛和担忧了，他终于可以睡一个“安稳觉”了!
俗话说得好，“一物降一物”，老鼠怕猫蛇怕打七寸。“釜底抽薪”，抓的就是根本问题，就是决定性因素。《天坛宪章》要想生效，必须要由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并提交国会两院宪法会议讨论。一旦国会和宪法起草委员会都被迫解散，《天坛宪章》也就真得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只有流产了。所以，袁世凯真是《天坛宪章》的“克星”。
五、反客为主
“反客为主”，又名“喧宾夺主”。从字面上讲，“反客为主”的“主”是主人，“客”是宾客。如果加以引申，“主”就是统治者、支配者，处于主动地位；“客”是依附者、被统治者、被支配者，处于被动地位。“反客为主”，是处于被动地位的“客”，夺取主导权，代替了原来的“主”，并把原来的“主”变成了“客”，任其随意摆弄。所以，“反客为主”之计，实际上是一种“夺位术”。
在军事上。“反客为主”是指在战争中要积极努力，设法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掌握战争主动权的策略。在古人看来，“反客为主”多是对于盟友的，经常是假意援助盟友。先站稳脚跟，再步步为营，逐步兼并或控制盟友。
袁世凯对“反客为主”之计理解很深，一个人要善于化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局面为有利局面，所以，他即使是居于“客”位，既不焦躁，也不气馁。而是仔细分析形势，善于“见缝插针”，抓住机会，循序渐进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变“客”为“主”，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
1“空手套白狼”，巧夺庆军
众所周知，历代开国帝王都是靠军队起家的。在这一点上，袁世凯也不例外，他一贯把军队看成是自己的“第二生命”。更让人“拍案叫绝”的是，他竟然能够“空手套白狼”，用智谋巧妙地控制了一支军队，从而为自己后来在朝鲜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早年袁世凯的命运很是坎坷，曾先后在天津、上海等地混迹，非常潦倒。不过，他很喜欢阅读兵书战策，每每侃侃而谈。他曾对一位好友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万人之敌，才知道好勇斗狠，实在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以横行天下”。可是袁世凯当时还是赤子空拳，无兵无将，到哪里去掌握一支军队呢?
经过一番调查，袁世凯把目光转向了吴长庆的“庆军”。原来，吴长庆早年就与袁世凯的堂叔袁保庆很有私交，所部庆军正在山东沿海一带驻防。1881年10月，经王雁臣的推荐，袁世凯投奔了吴长庆，在他的幕府中做事，并拜名士张謇为老师。不过，袁世凯当是属于乱世的，并不甘心做一名普通的幕僚。他的野心可大呢，时刻都想把这支军队抓到手中，以于成一番事业。
很快袁世凯的机会就来了。原来，19世纪后期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国家也迅速强盛起来。当时日本对外推行“大陆政策”，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其近邻朝鲜。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政府订立《江华条约》12款，否认大清国对于朝鲜的“宗主权”，表面上尊重朝鲜为“自主之邦”，与日本有“平等之主权”，实际上强迫朝鲜开放通商口岸、减低关税，给予领事裁判权，日本的势力也得以进入朝鲜。
当时，由于日本不法商人垄断了朝鲜的粮食贸易，把粮食大量运往日本，致使朝鲜士兵无以为食。到1882年夏天，朝鲜政府拖欠士兵的军饷竟达7个月之久，首都汉城的驻军一再向政府哀求发饷，也未能如愿。到了7月份，朝鲜政府总算同意发放1个月的军饷，但经手的官吏又暗中搀入许多糠秕、沙石，愤怒的士兵于是杀死仓库官吏。
为了能趁乱夺取政权，国王李熙的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又暗中派人煽动，促使矛盾激化，遂发生了“兵变”。变兵闯入王宫，欲杀死闵妃，闵妃慌忙化装逃走。变兵转而袭击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多人，并纵火焚烧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议质赶忙逃往仁川。随后，大院君当政，排斥闵妃集团。因为这次变乱发生在壬午年，所以朝鲜历史上称之为“壬午兵变”。
这时，朝鲜的大臣金允植、鱼允中等人正好在天津，急忙向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求援，请其出兵帮助朝鲜平定内乱。8月初，清廷派庆军统领吴长庆率领6个营前往朝鲜，以稳定朝鲜的秩序，抵制日本的侵略。
一听说“庆军”要开赴朝鲜，袁世凯就大为兴奋，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在国内袁世凯既没有什么功名，资历又太浅，要是论资排辈的话，自己真不知得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受到重用。到朝鲜虽然是去异国他乡，但也容易建功立业，袁世凯就有机会大出风头了。
所以，袁世凯在写给他兄长的信里说：“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他还说，“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他断言：“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很难相信，这些话能出自一个才24岁的青年之口。袁世凯虽然还很年轻，但他以超人的政治嗅觉认定：发生在异国朝鲜的这场动乱，是自己千载难逢的良机。
在这个问题上，才20出头的袁世凯就比“庆军统领”吴长庆看得远。当时，吴想的只是去朝鲜平定叛乱，好赶快回国领赏，继续做他的“统领”，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在朝鲜“建功立业”!
袁世凯既然打定了“主意”，第二天一早就央求老师张謇：请他在吴长庆面前多多美言几句。于是，吴长庆便命他在前敌营务处任职，负责军需供应和勘察进军路线。
当时，清朝的军队已经是极端腐朽，那些士兵多是临时征募而来，其中夹杂着不少市井无赖，游手好闲，不习兵事，军纪败坏，烧杀抢掠，时有发生。所以在朝鲜登陆后，士兵们都以为“天高皇帝远”，所以争相抢劫朝鲜民宅，使得老百姓人心惶惶，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对于庆军的纪律败坏，吴长庆也是大动肝火，但却束手无策。这时，袁世凯觉得这真是“天赐良机”，便挺身而出，愿意担当整饬军纪之任。吴长庆大喜，当即颁给他一支令箭，命他全权督查军纪。
当天夜里就有当地族长进营禀报：有一批清军正在抢劫百姓的鸡鸭。吴长庆便命人去把袁世凯给叫来，问他为什么不严办?袁世凯赶来后，当即报告：刚才他在军营外，已请出吴长庆的令箭，将为首的7个人当众斩首。
原来，袁世凯接令后当即宣布：凡官兵敢擅入民宅者杀无赦!此外，他还组织了一支“整饬军风行动队”，由他亲自率领，日夜巡查。刚才那些乱兵从外面抢劫回来，正被袁世凯给碰上，便当即将他们正法，并撤办了几名将领。
这时，旁边的朝鲜老族长赶忙来到吴长庆面前，倒身下拜，连连称颂王师纪律严明，表示回去后一定要让百姓们多准备一些上等食品，以犒劳“义师”。老族长走后，吴长庆拍拍袁世凯的肩膀，称赞他：“好孩子!你真不愧是将门虎子！”
从此，清军军纪肃然，袁世凯也是声威大振。据《容阉弟子记》记载，有时某些案件，就连吴长庆出面说情，袁世凯也不予宽宥。所以吴长庆曾对军中的一些亲友说：你们可得小心，千万不要犯法啊!否则，你们要是落在袁世凯的手里，他可是绝饶不了你们。
对于年轻的袁世凯，庆军中的许多老兵虽然是恨得咬牙切齿，但又慑于他手中的那支令箭，敢怒不敢言。当时就有一位幕僚周某悄悄地写了一首“打油诗”，对袁世凯大加讽刺：
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得不须猜。
今朝大展经纶手，杀得七个人头来。
原来，袁世凯并未中过“秀才”之类的头衔，但当地人都传说他是秀才，所以周某才讥讽他是“假秀才”。其实，袁世凯当时的官衔只是一个小小的“中书科中书”，还是叔父袁保庆给他捐来的。
通过这件事，袁世凯取得了吴长庆的赏识和信任，便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处，还将军中的内务杂事都交给他管理，可以便宜行事。袁世凯既然“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使”，就开始大展拳脚。首先，他将清军的军纪、军容整顿了一遍。然后，他又差人在军营里到处张贴告示，公布了各项规章制度。为了控制这支军队，他还派出亲信，在营房内外明察暗访，只要听见有人发牢骚，就暗暗记下他的名字。第二天，袁世凯就会把他找来审问，搞得大家都以为袁世凯在军中暗探密布，知道他绝非“等闲之辈”。
当然，袁世凯也知道自己在庆军中的根基不深，许多人是嘴上不说，心里不服。于是他在挥舞“大棒”的同时，也运用好“胡萝卜”，不时施些小恩小惠，以笼络人心。有一次他的亲兵管带患病不起，袁世凯就立即命军医诊治，并亲自到帐篷中为他生火、煎药，又时常坐在他的床前，和他一起“唠家常”。无奈这名管带命运不好，已经病入膏肓，回天乏术，等他死后袁世凯又抚尸恸哭了一场，并自己掏腰包购买上等棺木，将他厚葬，后事也办得体体面面。同时，袁世凯还让人把这件事宣扬出去。从此，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不光治军严明，还懂得体恤下属，绝不会让部下白给他卖命。所以，人人心目中都只有袁世凯了，慢慢地连庆军统领吴长庆也被丢到脑后去了。
袁世凯“反客为主”计的成功，关键就在于他抓住机会，先是从吴长庆那里获得了整肃军风、军纪的特权，得到了他的赏识，然后他又得以处理军中的内务杂事，掌握了治军权。通过长时间的潜移默化，袁世凯这个“二老板”终于赢得了全军的军心，而庆军原来的“大老板”吴长庆则被逐渐架空，已经“名存实亡”，在驻朝清军中就出现了“主客易位”的奇怪现象。
中国古人有一句名言：“乱世出英雄”。袁世凯是一个阴谋家，他精通权变之术，当然不会让机遇从自己的手边白白“溜走”。想不到发生在异国朝鲜的“壬午兵变”，竟意外地为他提供了人生的第一个军事、政治舞台，袁世凯正好抓住这个机会大显身手，从而“脱颖而出”了。
2袁世凯遇刺，因“祸”得福
“反客为主”古已有之，并不新奇，但是利用“遇刺案”反客为主，恐怕还是袁世凯的一大“创新”。清朝末年袁世凯遇刺，能够死里逃生，本来已经是福大命大，可他又因势利导，借此恐吓王公贵族，最终逼迫清帝“退位”，真是高明之举!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顿时一片混乱。摄政王载沣起初让陆军大臣荫昌督师讨伐，率领北洋军前往湖北。可是，北洋军都是袁世凯的基本部队，所以荫昌指挥不灵。当时，国内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湖南、陕西等省相继宣告“独立”，清廷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让袁世凯出山。1911年11月，袁世凯北上组织“责任内阁”，并夺取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随后袁世凯使用软硬兼施的手法，一边命令北洋军攻克汉阳、汉口，一边又伸出“橄榄枝”，诱使黎元洪同意停战议和。
所谓“议和”，也只是袁世凯攫取全国最高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已。所以，南、北双方很快就达成协议：由袁世凯向清廷施加压力，逼迫清帝在优待条件下“自行”退位，然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由袁世凯继任。
此后，袁世凯一面进行“逼宫”，迫使清廷同意“退位”；另一面加紧镇压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巩固自己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准备万一孙中山不肯让位，自己就在北京自行组织政府。因为袁世凯在北方实行高压统治，激起了革命党人的反抗。1912年1月2日，滦州驻军宣布独立，举王金铭为滦军都督，通电赞成“共和”。袁世凯急忙派遣王怀庆和曹锟率领大批人马前去镇压，王金铭等人战死。1月9日，通州一带的毅军各营也准备起事，不幸因余临江告密，王不丞、王洛增等7人殉难。
同志的鲜血擦亮了北方革命党人的眼睛，许多人都认识到，袁世凯既是反动势力的首脑，又是革命深入进行下去的最大障碍，为人又阴险狠毒，早就准备将他铲除。1月16日，袁世凯准备上朝，面见隆裕太后。这个消息预先被革命党人罗明典、张先培探听到，于是，北京的革命党人决定暗杀袁世凯，以除去这个革命党人的“死对头”。经过讨论，他们决定这次行动分为4组进行。
1月16日上午11点多，袁世凯从皇宫出来，乘坐着双马车，经过东华门大街，准备去外务部新衙门。当时在东华门、王府井一带军警夹道林立。这时，革命同志张先培正在“东兴饭馆”的二楼上，眼见袁世凯的马车到了楼下，便丢下一颗炸弹。哪知袁世凯的马车跑得快，炸弹落在马车后面爆炸了。当时，袁世凯的马车已经到了“祥宜坊酒楼”前，黄之萌、李献便各掷一颗炸弹，其中一颗炸中了马车，马车被掀翻，当场炸死护卫管带袁振标、护卫排长杜保等多人。
袁世凯这一次也真是“命大”!当时，他的马车虽然被炸弹击中，但袁世凯只是被扔出车外，毫发无损。卫兵们立即拥上来，扶着他上了一匹马。这时，张先培见袁世凯就要逃走，冲上前准备用手枪射击，还没有开枪，袁世凯的一名卫兵已射中了他的前额。张先培中弹，跌倒在地，黄之萌急忙赶来救护，两个人就在马路的中间和袁世凯的卫队展开枪战，而袁世凯却在几名卫兵的保护下，安全地脱险了。
随后大批军警赶到了，张先培、黄之萌等10余人被捕。当天晚上，袁世凯就把这些人交给特务头子、营务处总理陆建章亲自审讯。其中，张先培、黄之萌和杨禹昌是在射击时被捕的，罪证确实立即被枪决，其他人则被一位好心的外国记者保释。
第二天，革命党人又向外务部袁世凯的办公室扔了一颗炸弹，但只是损坏了一些玻璃。这下子可把袁世凯给吓破了胆，他只好搬到地窖里去办公，再也不敢随便出门了，还一再秘密派人向北方革命党人表示：要“效忠革命，推翻清室，并请各同志勿急”。
这件谋刺案本来是一件坏事，但在政治上却帮了袁世凯一个大忙。原来，在这之前，由于南方的革命党人提出：愿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以迫使清帝“退位”，所以满族亲贵们都骂袁世凯是一个卖主求荣、私通革命党的奸贼。此外，袁世凯曾威胁清廷：革命党人已大批潜入京师。对此，亲贵们都不信，说这是袁世凯造的谣言。有了这次谋刺案，隆裕太后和王公亲贵们才相信革命党人的确大批潜入北京城，相信袁世凯的确是大清王朝的“忠臣”，都觉得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错怪老袁了。
如果是别人遇刺，恐怕早就被吓破了胆。但袁世凯却与众不同，他非常狡猾，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正好利用这件事大做章，化被动为主动。于是，他便采用“反客为主”的计策，一方面称病不朝，只是把“逼宫”的任务交给心腹、外务部大臣胡惟德和民政部大臣赵秉钧，自己则躲在幕后“遥控指挥”，以免落下“篡夺”大清江山的骂名；另一方面他又让人在外面散布“革命党人已经遍布北京城，咱们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之类的谣言，使得朝廷上下人心惶惶。
没几天，“宗社党”骨干良弼也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用炸弹炸死了。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使得王公亲贵们惶惶不可终日，那些王公贵族，大多是胆小怕死，所以再也不敢反对“退位”了，有的人干脆带着金银细软逃往青岛、热河。没几天，隆裕太后就只好带着宣统帝上朝，正式宣布“退位”。
本来袁世凯遇刺，他相当于“客”，是处于被动状态。可是袁世凯并没有被吓倒，反而冷静地分析形势，适时地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时机，制定出一个“反客为主”的策略，化挑战为机遇，左右时局的发展，成功地逼迫清帝“退位”。这件事说明：一个人处在逆境并不可怕，关键是要抓住时机，争取主动，而不能陷于被动。
3软硬兼施，分化国民党
强大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袁世凯精通谋略，自然是深悉此理。所以，面对强大的国民党，袁世凯从容不迫地运用“反客为主”的计谋，对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时而坚决打击，时而收买、欺骗，使其不战自乱，最后一道命令就将其解散。
1912年12月1913年3月，中国进行了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经过激烈的争夺，国民党以较大的优势击败反对党，取得了选举的胜利。根据《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所列出的数字，国会两院议员共计870席，其中国民党392席，占45(百分号)；共和党175席，占20(百分号)；统一党24席，占28(百分号)；民主党24席，占28(百分号)；跨党议员185席，占212(百分号)；无党派70席，占8(百分号)。总之，国民党在国会两院的席位，遥遥领先于其他党派。所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踌躇满志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惟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对于强大的国民党来说，袁世凯是“客”，处于被动状态，但他又十分仇视国民党，总想将其彻底消灭。可是，国民党现在的力量还很强大，袁世凯如果直接下令将其解散势必会引发一场大乱子，也会失去人心。要袁世凯消极等待，那更不符合他的个性。思来想去，袁世凯决定采用“反客为主”的策略，主动出击，对国民党多管齐下。
首先，在他的直接策划下，1913年3月，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使国民党丧失了“主心骨”，再也不能团结一致地与袁世凯对抗。
其次，打击国民党的激烈派。原来，国民党议员素来有“激烈派”与“稳健派”之分。“二次革命”爆发后，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些“激烈派”议员相继南下，参与举兵讨袁。但是，仍有一些“激烈派”议员留在北京，准备在国会弹劾袁世凯。对于这些人，袁世凯视为“附乱分子”，对他们公开进行镇压。7月23日，袁世凯下令逮捕冯自由等人。8月1日，伍持汉在天津被惨遭杀害，为民国以来国会议员为国流血的第一人。
再次，设法分裂国民党，使其在国会中的多数党地位发生动摇。
在袁世凯对南方用兵后，国民党议员大多留在北京，其本部由吴景濂、王正廷、张耀曾、谷钟秀等人维持。因此，国民党在国会依然是第一大党，这对袁世凯的**统治很不利。
于是，袁世凯设法对国民党进行“分解”，由梁启超、梁士诒及陆建章等人代为经营。其办法主要有二：一是吸收其加入袁世凯的御用政党进步党；二是“别设小团以容纳之”。在袁世凯的威胁利诱下，一些不坚定分子和变节分子纷纷脱离国民党，另组小政团。大体说来，首先另组小政团的是国民党重要人物孙毓筠，接着司徒颖、刘揆一等人也跟着效尤。不到5个月国民党就已分裂出8个小政团：
(1)国事维持会，1913年2月宣告成立，由同盟会的变节分子孙毓筠、王芝祥等人发起。它的宗旨是“维持时局，巩固国家，以至诚大公之心，为排难解纷之举，居间调停”。据袁乃宽透露：孙毓筠创办国事维持会，“实则欲销薄宋(指宋教仁)之势力。其势力既薄，必不至捣乱”。国事维持会在不少地方建有支部，影响非常恶劣。
(2)潜社，大约成立于1913年4月，以司徒颖、黄霄九为领袖。司徒颖等虽系国民党员，但“一切行动不与该党相关”，不久就登报与国民党“脱离关系”。
(3)相友会，1913年5月正式成立，由工商总长刘揆一发起。表面上，其宗旨是“实行调和党见，俾各融洽，共支此危局”，但采取的却是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态度。6月，相友会便“与国民党完全脱离关系”。
(4)超然议员社，1913年5月宣告成立，由夏同稣等人发起。7月，李烈钧在江西起义后，该社公然发出通电：“赣军倒行逆施，首(先)倡乱，假‘讨袁’之名，行叛国之实”，“望各军统帅剿抚并用，公私团体，扫除荧惑，使奸邪无自而逞，俾叛徒早日肃清”。
(5)癸丑同志会，1913年6月宣告正式成立，由陈家鼎发起，举刘公为会长。它的宗旨是“力矫两党(指国民党、进步党)之弊，而以主张正义，发挥真实民意为指归”，主张“恪守政争范围，以维持共和为维持国家统一之道”，对袁世凯有利。
(6)政友会，本为景耀月所发起，后来与孙毓筠发起的“民宪党”合并，仍取名“政友会”，于1913年6月正式成立，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发展国力，实行世界的国家主义”。其成员以国民党员居多，活动经费也主要来源于袁世凯，这也是他们脱离国民党的根本原因。
(7)集益社，是一个完全由广东人组织的小政团，以朱兆莘为首领，有社员20余人。后来，集益社全部并入梁士诒所组织的“公民党”。
(8)大公无我俱乐部(又称大公俱乐部、自由俱乐部)，由湖南众议员郭人璋组织，并公开宣布脱离匡民党，在政治上主张“稳健”。
在袁世凯的分化瓦解下，在“二次革命”爆发之前，国民党就已经四分五裂，丧失了战斗力，这对袁世凯打垮国民党，消灭革命力量自然是十分有利的。
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些国民党员为了避祸苟全，纷纷脱党，有的转入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小派别，还有的则干脆投入进步党。所以，国民党便一蹶不振，就是留在国民党内的人，也不敢再倡言“法律倒袁”了。最后袁世凯一声令下，就于1913年11月4日，下令将国民党解散。对此，国民党人却不敢反抗，只好乖乖地服从命令，国民党就这样暂时从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再强大的敌人，也有“破绽”。面对国民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袁世凯运用“反客为主”之计，“软”和“硬”两手并用，对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使其丧失了战斗力，最后被老袁轻易地解散。否则，要平定南方和解散国民党，袁世凯还得花费很大的力气，不会轻易得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