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附录
别来无恙的重逢 呆萌配腹黑:欢喜小冤家 闻香榭 混沌九婴诀 亲亲老公们不许跑 网王之神音 彼岸浮城 狼子野心 傲血狂歌 志愿军的英雄故事
第十章 附录
一、袁世凯的几个未解之谜
（一）“二十一条”中日交涉之谜
“二十一条”分为五项，第一项是关于山东的，第二项是关于满蒙的，第三项是关于汉冶萍煤铁联合企业的，第四项是关于中国沿海地区不可割让，第五项是日本对中国内政及其他权利的干涉，实质要使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
“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称帝有关吗?
第一种观点认为，“二十一条”交涉是袁世凯为了取得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而引起的。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前身)的一些件史料认为，袁世凯为了要日本承认他称帝，事前曾与日本进行过暗中交易，1915年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张居正发布了《党务部通告第八号》，内称：
据个中消息，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已氏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相当之报酬，要求夫已氏，夫已氏隐许挪之，故有条件提出。
引中的“夫已氏”是指袁世凯。
同年4月下旬，中华革命党总务部长陈其美的秘书黄实，将关于“二十一条”交涉更详细的通告，送发国内有关党人以及新加坡、旧金山等地的华人，该通告说明了袁世凯想通过贺长雄等人与日本大隈首相的私人关系，请求日本政府赞助他称帝，日本内阁请求元老，元老乘机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求。袁世凯为了称帝打算秘密承认条件，但由于外国报纸揭露了，袁世凯才迫不得已拖延与日本的谈判。5月初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孙中山向在东京的革命党人散发檄，提到了中日交涉开始前袁氏曾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密谈，袁氏要求日本承认他称帝并驱逐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日本公使因此提出“二十一”条作为交换条件。
第二种观点认为，日本探知袁世凯称帝野心后，把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要求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白蕉编纂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论证道：第一，据刘彦编著《欧战期间中日外交史》：“1914年，德国将与俄、法宣战，为维持中、德和平关系，德国驻青岛总督有秘密承认袁氏称帝的件。”青岛被日军攻克后，此项件落入日人之手，日本始悉袁氏称帝决心，将密件视为奇货可居。第二，日置益公使曾对曹汝霖说：“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第三，先是日置益入觐，主复辟，其理由以中日两国近邻，国体一致为宜。
但也有学者认为，“二十一条”与袁世凯称帝野心无关，张国平、吴佩林于2003年发表的《重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帝制野心的关系》一即持此观点。他们认为，袁世凯对复辟帝制极力遮掩，他曾抵制过“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的提出不是因为袁世凯的野心而引起的，而是日本政府与民间的建议合成的。
首先，袁世凯对复辟帝制极力遮掩。日本在攻克青岛的当月下旬，袁世凯刚刚平息了清室复辟活动，这必然影响日本对袁氏称帝野心的判断。此次复辟活动是由清室遗老劳乃宣于1914年9月初开始掀起的，到11月上旬，复辟帝制在北京几有“满城风雨”之势，11月23日，袁世凯为复辟案发布命令，宣称：“须知民主共和载在约法，邪词惑众厥有常刑”，以后如再有宣传复辟者，“即照内乱罪从严惩办”。至此，清室复辟活动才偃旗息鼓。显然，在袁世凯公开平息复辟活动的形势下，日本即使获得了德国秘密承认袁氏称帝的件，也不会轻易断定他有称帝的决心。“二十一条”开始交涉后不久，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仍在秘密中进行，连亲信冯国璋也受他蒙蔽，不明真相。1915年6月22日，冯国璋进京拜见袁世凯，涉及帝制问题，袁世凯坚决否认。既然冯国璋都不明白，日本又怎能猜测出袁世凯即将称帝呢?
其次，袁世凯绝对没有承认“二十一条”之意，他接到“二十一条”时，只是对日本公使表示：“容详细考虑，再由外交部答复”。袁世凯觉得问题严重，派顾维钧随时与英美公使联系以寻求支持；还派日籍顾问贺长雄赴日与元老商议，以减少日本内部对中国的压力。从后来日本放弃“二十一条”中的第五项要求来看，也可推出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进行过抵制。
以上三种观点，哪种较为正确呢?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张居正发布的《党务部通告第八号》以及孙中山向在东京的革命党人散发的檄，都带有感**彩，而且材料来源只是“据个中消息”，所以可信度未必高。第二种观点认为日置益公使曾与曹汝霖等说过，“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但真实情况是，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初，陆征祥推说外交难办，不愿承担复辟责任，曹汝霖也不愿负责任。既然日置益先前已向曹氏表明了支持帝制的态度，为何帝制活动进行之际曹氏却不敢承担外交责任了呢?所以日置益公使是否曾与曹汝霖等说过支持袁世凯复辟的话值得商榷。由上述情况推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与袁世凯野心无关的观点较为可信。
那么“二十一条”是条约吗?张振在《“二十一条”不是条约评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一中指出，“二十一条”不是条约，《民四条约》才是条约。作者认为，《民四条约》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遭到中国人民反对后的产物，日本政府以“二十一条”为基础，要求袁世凯政府与之签订《民四条约》。《民四条约》包括《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以及关于东北的附约，实际上是“二十一条”部分内容的具体反映。
笔者认为“二十一条”不是条约，如果“二十一条”是条约的话，为什么日本还要费尽心机，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一个比“二十一条”要求降低了的《民四条约》呢?“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的法律地位、作用是大不相同的，后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前者不是条约，没有任何约束力。“二十一条”的提出和《民四条约》的签订到现在已有80多年了，这期间确实有人用过“二十一条条约”这样的说法，但那是用词不严谨，实际上指的还是《民四条约》。把“二十一条”与《民四条约》平列在一起，认为“二十一条”是《民四条约》以外一个独立的条约，是错误的看法。
（二）袁世凯死亡之谜
关于袁世凯的死因，传统说法是他的亲信四川督军陈宦背向，宣布“代表川人，与项城告绝，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这是袁世凯的一帖催命药。6月6日，袁氏愤极而死。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忆叙道：“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致身死”。章太炎在《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中刻画道：
陈宦以**，世凯犹不信，见其露布，始怒，命秘书发电痛诋之，秘书不肯。世凯惭怖，呕血至碗许，渐不支。
为什么陈宦背袁，导致袁世凯速死呢?这是因为陈宦是袁世凯的亲信、帝制拥戴者，而且又有实力。据说：当袁派陈宦带兵入川前夕，他向袁辞行时，就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曹汝霖在《曹汝霖：生之回忆》中记述道：
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臣对以陛下登基大典，臣恐怕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
陈宦学喇嘛拜叩活佛的最高礼节，真可谓是阿谀奉承到了极点，果然使袁世凯对他感觉良好。以为只要陈宦坐镇成都，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倚以镇慑，渭西南可无事，江上刘戍，亦自谓慎固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如是说。因而陈宦在1915年5月22日宣告独立，袁世凯仿佛挨了当头一棒，心窝好似刺了一刀，受到致命的打击。此中还有一个原因是，陈宦背叛袁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接着袁的另外两个亲信，陈树蕃和汤芗茗分别于5月26日和5月29日宣布陕西独立、湖南独立。陶菊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述评道：
袁世凯最后服了一帖“二陈汤”，以致送命。这三个人对他宣布独立是袁所万万没有想到的，因此活活气死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王长安在《中国历史名人悬案全破译》中说：袁世凯因怨恨杨度，气恼而死。杨度一直宣扬君主立宪，反对共和，他揣摩袁世凯的心意，炮制《君宪救国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杨度还发起了“筹安会”策划复辟帝制。袁世凯因此以为民心可欺，皇帝梦可成，结果铤而走险，不料做83天皇帝就被轰下台。袁世凯思前想后，悔恨不已。《袁世凯轶事》叙述道：
匿避天津之杨度回京，比至，项城已不能语，但怒目视杨，似自恨为杨所误者……六时而项城死。
杨度心有所感，他为袁世凯所写的挽联疑惑重重：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第三种说法，袁世凯恼恨大公子袁克定而死。袁克定腿有残疾，才能平平，对权力却十分着迷。心中盘算，如果袁世凯的大总统到期卸任，凭我袁克定的各方面条件没什么希望当选新任总统。如果袁世凯称帝，天下就是袁氏的，袁大公子当然就是“太子”了，有望继承皇位。因此，袁克定绞尽脑汁要把袁世凯推向帝位。袁克定先是哀求袁世凯最宠爱的六姨太劝说袁世凯抓住时机称帝。此后，袁克定又积极利用“筹安会”“请愿团”为复辟帝制大造声势。袁克定还隐瞒国内反对帝制的真实情况，假造《顺天时报》欺骗袁世凯，致使袁世凯误以为万民拥戴，可以心安理得地登基称帝。袁世凯每日读那些歌功颂德的报纸，不禁心花怒放。直到有一天大臣赵尔巽来访，发现袁世凯读的报纸是伪造的，把真实的报纸与特制的假报纸相对照，袁世凯才明白受骗了。这时，反袁怒火已经燃遍全国了。袁世凯又惊又怕，无奈退位，羞愤交加，气怒而亡。
第四种说法，袁世凯是病死的。黄毅在《袁氏盗国记》作了详细说明：
袁世凯在五月二十七日，经中医刘竺笙、肖龙友百方诊治，均未奏效。延至六月四日病势加剧，即请驻京法国公使馆医官博士卜西京氏诊视病状，乃知为尿毒症，加之神经衰弱病入膏肓，殆无转机之望。
林阔的《袁世凯全传》也称袁世凯所患疾病，“相传为尿毒症，因中西药杂进，以致不起”。卫春回在《张謇评传》中兼论道：
袁世凯患尿毒症，前列腺肿胀，如及时采取外科手术治疗，决无生命之虞，可是在医疗方案上，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
第五种说法，袁世凯由于贪恋女色重病致死。据侯宜杰的《袁世凯传》一书记述，袁世凯在征战沙场的戎马生涯中，身体一直很健壮。随着官位的升迁，私生活越来越荒****，除原配夫人外，另有姨太太9人，加之经常寻花问柳，嫖宿妓院，每天服用鹿茸、海狗肾等补药，以满足**需要。自1916年春节起，身体日趋不佳，以后常患腰疼。袁世凯病危，法国医生抢救无效，死于尿毒症。
第六种说法，袁世凯患病后拒不服药而死。据说，袁世凯在清末归隐彰德时，有术士算命：“称袁不得过58岁。袁问有何禳解?对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默然无语。饮术士以毒酒，刚出门户，毒性发足，一命呜呼。袁世凯从此心怀皇帝梦志。登上大总统宝座后，便欲称帝，以为龙袍加身，即可长寿。谁知事与愿违，各省纷纷反对，不特称帝不成，而且声誉扫地以尽，于是积忧成疾。袁昏迷之中，时常见术士来索命。医生以药进，袁皆拒而不服，指之为鸩。医生无奈，只好改用针灸，不见效果，袁世凯病重而亡。
第七种说法，袁世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气郁成疾而死。林阔《袁世凯全传》中说到：“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久之成疾”。与此相近者，黄毅在《袁氏盗国记》中论析道：
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前思后，能不自疚?此即袁氏病死之真因。
袁世凯的子女也认为袁世凯因“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因为气愤，方致患病，连气带病，病中加气，恶性循环。
袁世凯是被谁气死的呢?袁世凯本人始终没有交待他为何人而气极生致病。只是临终前喃喃地说道：“他害死了我！”他是谁?有人说是老部下冯国璋、段祺瑞，他们逼他交出权位，以致各省纷纷独立，使袁世凯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有人说是陈宦、汤芗茗始从终弃，令袁世凯难以容忍又无可奈何。
这句话所指是谁，语焉不详，且用意和含义令人难解，或许此时此刻的袁世凯仍在玩弄权术，正如田遨在《杨度外传》中所说：
他最后一句话没有指明“他”是谁，这也是奸雄死都在玩弄权术的地方。他用这句话减轻自己的罪责，嫁祸于人，又用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刺痛那些拥戴他当皇帝，而后又背叛他的人。
谁“害死了”袁世凯?惟有他心中明白。这或许是袁世凯留给后人最后一个谜吧。
（三）“刺宋案”幕后主使人之谜
1913年3月20日22点45分，上海火车站检票口附近突然响起三下枪声，正要检票登车的宋教仁倒在了血泊之中，30个小时后因伤势过重，于沪宁铁路医院不治身亡。宋教仁，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信奉民主宪政的年轻政治家，他此行北上，准备以国会选举获胜的优势来组建政党责任内阁。这位重量级政治人物在关键时刻惨遭暗杀，引起轩然大波。这无疑是一起政治阴谋，必有幕后主使者。究竟谁是主使者?有人说是袁世凯，有人说是赵秉钧，也有人说是洪述祖，直到今天，真相依然不明。
“刺宋案”发生后，人们便断定“事必系政治上关系，为反对其政见者出此毒手”，并且“非仅二三奸徒为之，而幕中必有政治关系有力之人，为之指使”。果然，不久从案犯应桂馨的住宅搜出了一批与北京临时政府往来的秘密函电，内容不仅涉及本案，而且多次出现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和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名字，由此人们认定是袁世凯主使了这起暗杀，他是躲在幕后的真凶。
确认袁世凯为刺宋案主谋，有推理的成分。宋教仁主张政党责任内阁，这对大权在握的大总统将直接构成威胁。宋教仁曾经酝酿过“去袁推黎”，让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以取代袁世凯，这更是后者难以容忍的。因此宋教仁被杀，最大的受益者便是袁世凯。
可是这一指认，缺乏直接证据，因为虽然涉案函电提及袁世凯，但这些函电都不是他本人的，而是别人在函电中提到了他。
诚然，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和在议会的实践触犯了袁世凯，但由此造成的威胁还不足以让袁世凯下此毒手。宋教仁属于温和的理想型政治家，主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提倡议会合法斗争，袁世凯对此类政治斗争见多识广，对付起来已有经验，即便孙中山他也对付过去了，唐绍仪所谓的责任内阁他也对付过去了，因此宋教仁所谓的政党内阁他也有信心对付过去，不必采取**消灭的极端办法。他手中重兵在握，军事上占有优势；身为合法大总统，能够运用国家权力资源；还有列强的支持和不少政党团体、政治势力的拥护。即使是孙中山本人，被袁世凯轻轻一挡，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如今已用不着以对付吴禄贞的手段来对付宋教仁，那时军情火急，关乎一举成败，刺杀便成为有效手段。现在情形不一样了，而且袁的优势比那时强多了。富有经验的袁世凯当然会高度重视他的政治对手，但是他首先会考虑现有的地位声望，他自信有办法对付宋教仁，更相信实力决定一切。他不会不考虑暗杀成本问题，一旦泄露，得不偿失。
再说宋教仁的政治主张能否实现，还是未知数。首先通过国会这一关就很不容易，因为组建政党内阁也好，另举总统也好，都必须获得“出席议员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国民党议员只有392票，远不足870票的半数，而且国民党由多党改组而来，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其中举黄、举孙、举黎“各有派别”。另外当时人心普遍思定，希望有“强人”来稳定国家，掌理政权，这也是袁世凯具有的客观优势。
从惨案发生的地点来看，袁世凯也不会如此选择。行刺暗杀宋教仁要冒风险，在上海华界风险更大，因为那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而且是陈其美的地盘，方方面面都有他的人。有人说袁世凯故意将刺宋案地点安排在上海，以蒙蔽公众，嫁祸于人，使人们觉得系国民党内争所致，可是这一选择风险实在太大了，一旦出差错，满盘皆输。既然没有把握，袁世凯为什么要选择上海刺宋?
令人费解的是，宋教仁东下北上，一路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案发当时，宋教仁身边竟然没有一名卫士，也没有采取任何防卫措施，而且火车站平时值勤的警察也不见了踪影，以至于凶手得以从容逃逸。如果说对尚未组阁的宋教仁，中央不必承担保护义务，那么国民党为什么不承担起保护之责呢?国民党在上海完全能够做到。由此可见，疑窦丛生、充满诡异的暗杀，绝非袁世凯所能计划和安排的。
案发后，关涉此案的应桂馨、赵秉钧接连暴毙，也令人产生联想。有人认为这是袁世凯杀人灭口。可是，究竟是不是袁世凯派人去杀的?为何要杀?至今也无确凿的材料加以证明。所以说袁世凯主使暗杀了宋教仁，还有许多不解的谜团。他至多是个怀疑对象，但不能就此论定。
也有认为此案的幕后真凶是赵秉钧，因为有证据证明应桂馨与北京临时政府联络的密码电本是赵秉钧提供的，他提供密码电本的用意是为了直接指使这次刺杀。而且杀掉了宋教仁，他也是受益者之一，可以少一个政治竞争对手。但赵秉钧解释说，给密码电本确有其事，不过那是为了公务，因为应桂馨是中央的特派员，负责解散共进会事宜，而中央特派员，“向用密电报告，直电国务院”，所以给他密码电本并无不当。赵秉钧的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而且涉案函电不能证明他参与了这次暗杀阴谋。
刺宋案的发生有多种可能，颇为流行的观点是，洪述祖揣摩袁世凯的心思“而擅自行动”。根据涉案函电来看，洪述祖参与其中已可认定。就是他鼓动并指使应桂馨进行布置，而应桂馨又找来武士英充当刺客。问题是，洪述祖为什么胆敢擅自作主?洪述祖有没有向他的上司赵秉钧或者袁世凯透露过他的计划?当时警察总监王治馨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
洪述祖于南行之先，见总统一次，说：“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曰：“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话止如此。遯初(宋教仁)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遯初究竟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有不豫色，洪出府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从这段引来看，洪述祖南下、北上之际，或许有戏。但事到如今已经很难辨别真假。
刺宋案究竟谁是主使人，现有资料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此案是上下一致共谋?还是有人擅自行动?抑或由非袁政治势力所为?还有待于考证。
二、袁世凯后代谈袁世凯
（一）
我父亲生就一副五短身材。我们曾看到过他做直隶总督时的一张照片，从照片可以看出那个时候他已经比较胖了，到了中南海，比以前更胖了一些。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坐。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他保留着比较重的河南乡音。在谈话的时候，他总是一面和人交谈，一面却不时地用手摸他的胡子，并且时常“啥”啊，“啥”的。他说话的神情很严肃，语气斩钉截铁，从不絮絮叨叨。他有一个口头语是：“嗯!你懂不懂?”每当他和人谈话到了一个段落的时候，总要用上这个口头语。这不过表示他“重言以申明之”，使得听的人不至于忽略他所谈的内容罢了。但是，有人认为这是我父亲对人轻慢的表示，这倒真是冤枉他了。他和人交谈的时候，嘴里总离不开雪茄烟，走路的时候也是如此。他走路的时候，有一些轻微的左右摇摆，手里一定拿着一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这根藤手杖，仿佛不是我父亲借它来支撑自己的身体，而是故意用它来敲地似的，随着他走路的声音，总是另外听得见这根藤手杖铛、铛、铛……敲地的声音。我们知道，我父亲所以要随身带着这根下端镶有铁包头的藤手杖，是有防身之意的。
他平常很少有笑容，和人谈话的时候，同样很少看到他又说又笑。就是他遇到或是谈到什么极其可笑的事情，也总是哈哈地一笑就完。笑完了，在他脸上就再也找不到些微笑意了。有一次，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来看望他和我娘，这才看见他带着笑容和黎夫人问答的神态。但这只不过是“偶一为之”的例外。可是他又很少生气，也很少看见他脸上有怒容。除了管教儿子有时生气，甚至于气到用皮鞭子或是棍子责打儿子以外，他对于男女佣人，自己从来没有责打过。他们做错了事，他最后只是骂上一声“混蛋”；真的气极了，也只是把一声“混蛋”，变成“混蛋加三级”，便算了事。那些“跑上房的”(当这个差使的，都是年龄在十四五岁以下的男孩子，他们都是一些老佣人的儿子或孙子，一过了这个年龄，便调出去做别的事了)，如果谁犯了重大的错误，他也只是叫管事的申明善或符殿青把“跑上房的”带了出去，用皮鞭子责打10下、20下，以示惩罚，他自己却从不动手打人。至于他的僚属或部下，他对待他们都很客气，很少看到他厉声厉色的神气。但凡是和他接触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他抱着恐惧的心理的。可以说，我父亲是有着“不怒而威”的神态的。有的人说，他坐在那里，像一只老虎。这当然是一种附会的说法。但是他的双眼，如果圆睁起来，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杀气”，这大概就是人们对他心怀恐惧的道理吧!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6时起床、盥漱，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7时“下去”(由于当时住在居仁堂楼上，所以称上楼、下楼为“上来”“下去”)。他缓步下去的时候，总是拿着那根藤手杖。这时人们就听得铛、铛、铛的声音，最后又听得他发出一声“哦”，像咳嗽而又不是咳嗽，这才算完成了他下楼的“仪注”。我曾经问过他：“爸爸干什么要‘哦’呀?”他回答说：“要这样才好”。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大概是为了表示他的到来，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下楼后，就到办公室办公和会客。11时半他吃午饭。他所用的碗、筷、碟，都比其他人用的大些、长些，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他吃鸭子的时候，最喜欢吃鸭肫、鸭肝和鸭皮。他吃鸭皮的时候，用象牙筷子把鸭皮一掀，一转两转，就能把鸭皮掀下一大块来，手法是异常熟练的。他还爱吃我母亲做的高丽白菜。做法是：剥去一棵白菜外边的菜叶，将它的嫩心切成4段，每段的中间再夹上梨丝、萝卜丝、葱丝、姜丝。他从不爱吃咸菜、酱菜之类，因此饭桌上就永远看不到这类小菜碟，有的只是二姨太太做给他吃的熏鱼，到了冬季还有上面所说的高丽白菜。至于所吃的主食，也是经久不变的，每顿除了馒头和米饭以外，一定要准备好几种稀饭，大米的、小米的和玉米糁的，夏天还多加一种“绿豆糊糊”。这是一种河南人的饭食，用磨碎的绿豆熬成的“糊糊”。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没有外客，除了当值的姨太太(姨太太当值的办法，当在下面谈到)及我和二姐陪同他一起吃饭外，有时也叫别的姨太太来陪吃。她们来的时候，总要带自己房里做的一两样有特色的好菜来同吃。
午饭后，他上楼午睡约一小时，下午2时起，又下楼办公和会客。5时以后，他就离开办公室和姨太太们以及小弟弟、小妹妹们到中南海各处去散步，有时候也骑一骑马或划一划船。每逢他出来的时候，是要“净园”的。比如说，他今天要到瀛台去看看，那么，在他没有出来以前约一个小时，就有人按传下来的话，吹着哨子，沿途四处知会，叫人们事先“回避”。这是因为在总统府内办事的职员、杂役人数多，怕他们在无意中“惊了驾”而定的规矩。这个规矩，并不是从住进中南海的时候才开始的。他在彰德隐居的时候，那个养寿园的规模并不很大，但是每逢他去散步或垂钓，也是要“净园”的。因此，当我父亲带着我们一些人出了居仁堂的时候，只觉得满园静寂，悄无人声，各处都呈现出空荡荡的一派肃静气象。至于随着我父亲出来的，除了我们家里的人以外，他只许可那一些扬州籍的丫头、老妈(划船时，也是由她们划的)和几个“跑上房的”在旁听候差遣，其他的任何外人是都要“回避”的。
他大约7时吃晚饭，春、秋、冬三季仍在居仁堂，夏天改在稻香村，跟他外出游园散步的人们，也就和他一起同吃晚饭。星期日的晚饭，就和平常日子不一样了。这天晚上是全家在一起吃的，我娘也来。除了大厨房供应的菜以外，各房姨太太也都带来各房自做的拿手菜。有的时候还叫外面饭馆的厨师前来做菜，如烤全羊、烤乳猪、烤鸭……烤全羊，是叫前门外正阳楼的厨师来做的。星期日吃晚饭的时候，他的神情不像平时那样严肃。他和全家随意说笑，也和小弟弟、小妹妹们逗着玩。这时，哥哥们也都“解放”了，也敢参加说笑，一改他们平常那种畏惧拘谨的不自然的神态。他每晚9时归寝，在“上来”的时候，当差的必先高声报告：“总统上来啦!”然后他就用和早上“下去”时同样的“仪注”，上楼就寝。
我父亲夜间休息，并不到各个姨太太房里去，而是姨太太轮流前去“值宿”。轮到哪一个姨太太当值的时候，就由她本房的女佣人、丫头们把她的卧具和零星用具搬到居仁堂楼上东间我父亲的卧室里去。那时，大、二、三3个姨太太都已经不和他同居了，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4个姨太太。这4个人，每人轮值一个星期。其中只有九姨太太由于年纪轻，有时伺候得不如他的意，因而还没有到一个星期，我父亲就让她搬了回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
他在夜间休息的时候，虽是采用姨太太轮流值宿的办法，但一到第二天早晨却依然要五姨太太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当然，五姨太太值宿时，就接着在他身边伺候了。这位五姨太太平时对人极为严肃，但是每天早晨见到我父亲的时候，却总是笑吟吟地叫上一声“大人”，然后再去招呼我父亲的吃穿一切。其他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也同样称呼我父亲为“大人”，也同样地照料我父亲的穿衣、吃饭以及其他琐事，却总不能像五姨太太那么合他的意。此外，他许可在他身边伺候的，还有几个扬州籍的丫头。因此，有关他拈花惹草的行为，就有时风言风语地传了出来，但以事涉猥亵，这里不多谈。
在中南海，除了我娘于氏个人有一个厨房外，我父亲和所有姨太太们、少奶奶们的饭食，都由一个大厨房供应。为了分清内外界限，大厨房设置了几个转桶。当早、午、晚开饭，开点心的时候，就由各房的“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说明取哪一房的饭食、点心，大厨房的人们就把应该供应那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然后再由他们用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四菜一汤。各个姨太太又各有自己的小厨房，做菜的都是各房的女佣人。当各房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生日的时候，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面(炸酱、打卤两种)。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把面和馅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当我父亲看到饭桌上摆上饺子或是卤、酱时，必要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
当时除了大厨房以外，还另有西餐厨房。但是我父亲只爱吃西餐厨师做的洋点心，并不喜欢吃什么西菜，也不喜欢用什么刀叉。有的时候让做鲍鱼汤，都叫西餐厨房用菜碗盛来喝，既不用汤盘，也不用汤匙。这个西餐厨房，我父亲很少用它，倒是我大哥、二哥请客时还用得多一些。
（二）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固然有一套刻板的方式，就是他的装束、习惯、嗜好，也同样是一成不变的。他在前清做官的时候，除了上朝要穿袍褂以外，到家就换上黑色制服。他这种喜欢穿着短装的习惯早已形成，在彰德隐居时是如此，在中南海的时候也是如此，洪宪帝制时期也未改变，只有在祭祀祖先的时候改穿袍子、马褂。他在夏天穿一套黑羽纱制服，冬天换穿黑呢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矮立领，4个暗兜。他所戴的帽子，夏天是“巴拿马”草帽，冬天是四周吊着貂皮、中间露出黑绒平顶的黑绒皮帽。帽子前面正中镶着一块宝石。他所穿的鞋，夏天是黑色皮鞋，冬天是黑色短筒皮靴。靴内衬有羊皮，靴的两旁嵌有两块马蹄形的松紧带。他由于有轻微的风寒病，所以不愿穿新做的皮鞋、皮靴。他是从来不穿绸衣服的。他的衬衣裤夏天是洋纱小裤褂，到了严冬天气，除了绒小裤褂以外，外穿厚驼绒坎肩一件、厚毛线对襟上衣一件、皮小袄一件、厚毛线裤一条。这时外面的黑呢制服也就都换成皮里的了。不论吃点心还是吃饭，他都是穿着整整齐齐。居仁堂内烧有暖气，温度本来很高，他又穿着这么多的衣服，自然要遍体出汗。因此，在吃完东西以后，往往是腾腾的热气笼罩了他的头部，那样子，好像是刚从浴室里出来似的。
他沿着上嘴唇留着沿口胡子，胡子末梢都突过嘴唇。他吃东西的速度比一般人都快，用大海碗吃面条，几口就可以吃完。他在喝汤或喝稀饭的时候，往往弄得胡子、衣服都沾上汁沥。他又从不用手绢，遇着他擤鼻涕的时候，如果无人在旁伺候，他就用衣袖一擦了事。所以，他的衣服上就有很多这些东西的痕迹，看起来很不观。为了他的仪容，姨太太们就得将毛巾沾湿，帮他擦拭干净，他自己是从不动手的。他比大家吃得快，吃完了有时候就和大家谈些闲话，说笑一会儿。等到大家都吃完了，他才站起来。有时候就一会儿也不等，吃完以后，立刻走开。
他所住的居仁堂，是安装着卫生设备的，但是他除了每年过年时洗一次澡以外，其余时间从不洗澡。每到炎夏酷热，汗自然流得很多，他却从不自己洗，而是让姨太太们给他擦背，就是他的下身也同样是让她们给擦的。他也从不用洋恭桶，却用一个定做的木制马桶。这个马桶比一般的要高，他坐在上面，就仿佛坐在一个凳子上似的。
有一次，我问他：“爸爸，为什么不上澡房去?”他笑着回答说：“那个味儿不好”。澡房里的恭桶可以抽水，他反认为气味不好，用马桶却认为没有气味，这真是奇怪的逻辑。
他平时不喝酒，只是逢年过节喝一些绍兴酒。他嘴里经常衔着雪茄烟，却从来不抽水烟、旱烟、香烟。特别是鸦片烟，那真是他深恶痛绝的东西。他在小站练兵时，有一天独自一人出外巡查，恰恰在一个营盘里发现了一个小军官在偷偷地抽鸦片烟。这个小军官一见是我父亲闯了进来，手里的烟枪没有来得及放下，吓得浑身发抖，立刻翻身下地，跪着求饶。我父亲顿时大怒，亲自用腰刀把他的首级砍了下来。可我们家里，大姨太太、三姨太太、二哥、三哥等，后来都抽上了瘾。但这些人都是偷偷地抽，绝不敢让他知道一点风声。外间传说他有“阿芙蓉”癖，有的小说甚至还说他每顿要抽八口神仙烟，那实在是无稽之谈。他爱吃药，中药是吃参茸等滋补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放在嘴里嚼着吃。西药只吃苏打片之类帮助消化的药。此外，当时还雇用着两个奶妈，他每天就吃这两个奶妈所挤出的奶。就中医的医理说来，人参、鹿茸、人奶，都是热性的补品，他却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长了，是不会不影响他的健康的。
他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朝鲜籍的二、三、四3个姨太太是天足外，其余都是缠足的。特别是他所喜爱的五姨太太，其得宠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她有着一双缠得很小的“金莲”。二、三、四3个姨太太既都是天足，她们嫁到我们家的时候，又都已经成年，要想缠足已经不行了，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花旦、武旦角色“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于他。其中，四姨太太死在他直隶总督任上，算是少受了一些罪，二、三两位姨太太，却一直到他死，双足才得离开“寸子”。但是，她们刚刚离开“寸子”的时候，却反而不会走路了。
(三)
我父亲整个家庭的家务，主要是由被他宠爱的某个姨太太来经管的。至于我娘于氏，只是个主妇“牌位”，当然很少过问家务，就是他自己，也同样是很少过问的。经管家务的姨太太，每每狐假虎威擅权凌虐他人，但是身受其害的人们，却由于我父亲在给她撑腰而不敢抗拒，不敢声张。
我父亲规定了这样一个“家规”：“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的管束，所有礼法仪节、起居言谈，都要由老的随时教导指点，新的丝毫不得违拗”。所谓早进门的，老的姨太太，实际上就是那个管家的姨太太。前一阶段里大姨太太对二、三、四姨太太的管教，以及后一个阶段里五姨太太对六、八、九姨太太的管教，都是依照着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来办事的。
大姨太太由于骤然间来了3个对手，要分享我父亲对她的宠爱，当然内心很有醋意。因此，她表面上说是教导和管束她们，实际上却是借着“教规矩”的名义来虐待她们。这3个朝鲜籍的姨太太一旦来到我们这样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里，说话既不利落，又不懂得那一套封建礼法，自然就给了大姨太太很多借口。因此，大姨太太便乘我父亲不在家的机会，常常无事生非，非打即骂，有的时候甚至还罚她们跪砖头。为了不让她们有躲闪的可能，还曾把她们绑在桌子腿上来毒打。我母亲左腿的残疾就是我父亲所定的这个“家规”的后果。
按说，几个人被责打得那么厉害，我父亲不可能听不到一点半点，可是他却认为他所定的“家规”是不能改变的。因此，五姨太太也就仍然能够假借“家规”的名义，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于六、八、九3个姨太太非打即骂，特别是九姨太太年纪轻，进门的日子浅，又不懂得什么规矩礼节，所以她遭受五姨太太的虐待也就最厉害。有一次，五姨太太竟然把她的头都打破了。
我父亲在处理家务的时候，还出现过这样不合理的情况。有一次，我在专馆里把石笔研成细末，先撒在讲桌下面，使得前来上课的董英老师当场滑倒，这种不尊敬老师的行为，本来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父亲在听到了五姨太太的报告以后，只把我叫了过去，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你要是不好好念书，以后就不给你饭吃！”这个时候，我母亲也得到了这个消息，便把我叫回自己屋里，重重地责打起来。我父亲不但不认为她管教自己的女儿是正当的，反而很严肃地向她说：“以后你再敢这样打她，我也照这样打你”。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虽是比较马虎，但他对于所谓“男女之防”，还是非常重视的。他的几个姨太太和一切女儿，在进了中南海以后，他从不让再出中南海的大门。由于二姐和我曾多次要求大哥带我们出去玩一趟，大哥无法，才偷偷地把我们带到他在外边的住处锡拉胡同去了一趟。我们这绝无仅有的一次外出，往返所坐的汽车，是撂下车帘的。在大哥那里听京剧名艺人王瑶卿、王惠芳等人的清唱，也是隔屋子听的。这固然都是大哥的安排，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我父亲“家规”的严厉。就是在彰德老家、在中南海内，他也不准我们任意闲步。二姐和我要从所住的居仁堂到我娘所住的福禄居去，一来一往，都必须坐人力车。这个人力车，无论冬夏都支着车篷，我们坐上去以后，还必须放下车帘。伺候我们这些人的，也只有丫头和老妈，我们所见到的男性，除了自己家里的兄弟以外，就只有一些“跑上房”的男孩子。这和清宫里除了太监以外看不到别的男性的情况，又有什么区别呢!
除此之外，我父亲还在家庭里的称呼方面以及区别姨太太的身份方面，都仍然沿袭着我们袁家的一些不成的传统“家规”。比如说：我们兄弟姐妹们对大夫人都叫“娘”，对自己的生母叫“妈”，对别的姨太太就在“妈”前冠上一个数目字，如五姨太太称为“五妈”。对大姨太太叫“亲妈”是例外，但那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对那没有生过子女的，就冠上她的本性，称为“姑娘”，如“张姑娘”“李姑娘”。姨太太对大夫人叫“太太”。大夫人对姨太太也是冠上一个数目字，如六姨太太就叫作“六姨太”；对那还没有生育儿女的，也是冠上她的本性，叫做“姑娘”。在生了儿女以后，才称做“姨太太”。七姨太太是例外，但那又是经过我父亲特许的。姨太太生了儿子，在满月时，由大夫人发给大红裙子和外褂。当我母亲生二哥克的时候，由于我父亲准许把二哥过继给大姨太太，所以她们俩人同时穿上了大红裙子和外褂。至于生了女儿的姨太太，就只能发给水红色裙子和外褂。姨太太的娘家人，从来不准当作亲戚来往，就是有人来看望，也是把来人当作“下人”来看待的。
我父亲对待儿女的婚姻，当他和所谓知己之交在私室密谈时，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例如像上面已经谈过的二姐和五哥的婚事，就是在他和端方密谈时订下的。虽然二姐对于这门亲事非常不满意，可是又不敢向我父亲说明。因此，有时她只好偷偷地哭泣。我父亲知道了以后心中不免后悔。但他绝不容许自己的女儿悔婚。后来二姐坚决悔婚，那是在我父亲身死之后了。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婚事，有时很明显地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的。当然，他的所谓知己之交的朋友。其中的很多人都同样是大官僚，他们彼此之间结为儿女姻亲，不可讳言地是想在政治上彼此帮助提携。他为自己的九子克久聘定了黎元洪的女儿，以他们向来的关系说来，无疑地是抱有政治上的目的的。另外，他在做大总统的时候，还准备把我许配给清逊帝溥仪，他的这一目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时谈一下我们家里关于这件事的一些反应以及我所表示的反抗。
关于我父亲是怎样向清室提出的，又是委托什么人去提的，我们事先都不知道。在他向清室提出以后，有一天，大哥向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三妹，我把你送到宫里去当娘娘好不好?”我听了，大为不满哭闹起来，一直闹到我父亲的面前。我父亲问明情由，便把大哥说了一顿。后来，他见我还在哭闹。就又有意识地说了一句：“以后我非把你送礼不行”。我听了，更是不依，就哭着说：“我又不是家里的鼻烟壶，爱送给谁就送给谁。你要把我送礼，我死也不去”。说完以后，扭头就走向一旁，不停地哭泣着。我父亲听了反倒哈哈大笑起来。这个时候，九姨太太在旁说：“你看她这个样子，孩子不听话还行吗?你还哈哈笑呢!”我父亲接着说道：“就为的是逗她那犯混的样子好玩。她理智高，斗志强，要是个男孩子就好了。我们家的男孩子，没有一个像她那样有勇气的!”当时五姨太太就说：“别的孩子都叫你给吓破了胆了，所以谁也不敢这样。你看她这样的不听话，将来谁娶了去，谁倒霉”。我父亲又笑了起来说：“那也不见得”。
我父亲在提出这门亲事的时候，已经是在自己决定要做皇帝之后了。他既不准备让溥仪复辟，当然他就没有必要在事先取得“国丈”的地位。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能是他鉴于在清帝退位的时候自己玩的手段，很惹起一些清皇族的不满，因而想借此来缓和一下矛盾，从而使他们在自己称帝的时候，不至于公开表示异议。这件婚事最后没有成功，原因可能是清室不肯“俯就”，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积极反抗。
但是，我父亲对于二哥的婚事，却是另一种方式。我父亲在直隶总督任上，有一年他带着二哥由天津到北京颐和园给西太后拜寿。那时，二哥已经有十七八岁了。西太后接见了他们父子，她看到了二哥那很聪明的样子，非常喜欢，就提出来要把她娘家的侄女配给二哥为妻。我父亲当时“奏明”我二哥从小已经定了婚，这才作罢。实际上，二哥是没有定过婚的。因此，我父亲在回到天津以后，为了避免自己的“欺君之罪”，就暗暗四处托人为二哥说亲。当时的条件是，只要姑娘本人好，至于娘家的门第、贫富，都可以不必理论，就这样，定下了刘家的姑娘。刘家很穷，所以陪送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我们家代办的。亲事说定了以后，接着便在天津督署内举行了婚礼。这样，我父亲才算把和西太后所说的谎话给圆上了。
现在谈一下我父亲所定的从姨太太以下的月费的数目。各房姨太太的月费是80元到100元。原来是每生一个孩子，加给月费3元，到了中南海以后改为加6元。二姐和我特殊，月费都是30元。每月月费由“账房”按着房头包好，由“管事的”申明善分送。除此之外，当姨太太们需要购买一些特别的东西如衣料、首饰等等的时候，总是用一张白纸条写上需用的款数，请我父亲在条上批示，然后再由“账房”将款送来。这种特殊费用，她们总要等到我父亲高兴的时候，才敢拿出条子请他批示，不然是会碰钉子的。还有另外一种要钱的方式，那就是买好了东西，开好了账单，请我父亲在账单上批了“照付”后，再送交“账房”取款。一般说，这种账单的款数都是比较小的。
我父亲所用的“管事的”，主要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申明善，一个是符殿青。这两个人都兼管着“账房”的职务。申明善，小名叫小狗，从十一二岁起就在我家当差，人极聪明能干，很能得我父亲的信任。符殿青，除了兼管“账房”以外，还专门担任着替我父亲“置办”姨太太和丫头的任务。像上面所谈过的六、七、八、九姨太太和在我父亲身边伺候的几个扬州籍丫头，便都是由他在各地给“置办”来的。此外，他还兼管“传”戏。我父亲在彰德隐居以及后来在中南海时期，每次唱“堂会”，都是派他一手办理的。除此之外，我父亲在居仁堂楼下办公和会客的时候，随在身旁伺候的，一共是4个人，申明善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另外还有申明善的弟弟申明德、何致祥和马其昌3人。替我父亲总管北京、天津两地房产的是袁乃宽(字绍明，是和我父亲后认的本家)。管理彰德地产的是徐天成。
我们家称呼男佣人为“老伙”。前面在东华门大街被炸死的袁振标是我们家的老佣人，我们就叫他“袁伙”。称呼女佣人为“干”，如张干、李干。多年的老佣人，如果死了，在禀明了我父亲以后，按他当差的年限“赏”给丧葬费和抚恤费。如果这个人还另有功劳，那么，我父亲就不但要供给他全家的用度，并且还让他的家属跟在一起住着，以便有所照应。在礼节上对他们也是很特殊的，按照我家的规矩，一个老佣人可以和我娘平起平坐，可是儿媳们却必须在一旁站着。至于那些买来的丫头，如果岁数大了，一般地说都是通知她的家里把人领走；有那实在不愿意领走或是丫头本人不愿意走的，就暂时仍然留住，以后遇有合适的对象，就由我家把她陪送出去。
（四）
我父亲对于儿女们的教育，主要的是采用专馆(家塾)教育的办法。这个办法，从他在天津做直隶总督时就已经开始采用了。当时只有女馆，所请的老师也是女的。设女馆的用意只是为了让他的几个姨太太读些书，我们大一些的姐妹们跟着认些字罢了。后来，他在军机大臣任上住在北京锡拉胡同的时候，和以后被罢职住在彰德时，也都只设女馆。至于四哥、五哥、六弟，当时都留在天津读书。他们有的时候也回到北京或彰德住上一个短时期，然后再回天津。直到我家搬入了中南海，才分别成立了男女两个专馆。
两个专馆的规模以及课程的安排，都和一般学校没有什么差别。这就等于在自己的家里成立了两所学校。我父亲为了教育子女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也算得是不在少数的了。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亲自到专馆去检查过儿女们的功课。以女馆为例，他从来没有把女老师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和她们研究一下关于教学上的事情。逢年过节，女老师们前来给他拜年、拜节，他总是“挡驾”不见的。他在四哥、五哥、六弟前来请安的时候，经常嘱咐他们要好好念书，也对二姐和我说过同样的话。可是他既没有当面考核过儿女们的功课，也没有对儿女们说过应当怎样念书才算是好。
下面简单地谈一下关于这两个专馆的一些情况。
当时的男馆，设在北海五龙亭北土山上的一片房子里，是否就是现在中央史馆的馆址，已不能指认了。它像当时一般学校那样设有汉，、英、算术、历史、地理、体操等课程。各门课程都请专门的老师来讲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汉老师有严修、方地山、董宾吉等人。教英的是一位外国人。当时在馆读书的男生，计四、五、六、七、八、九、十弟兄7人。依照专馆的规定，不论老师和学生，都必须住在馆里，并专有一个厨房供应他们的伙食。也用了一些男佣人，做摇铃、打扫教室和馆内杂役等事情。同时，还用了一些人来专门伺候老师和学生，照料他们的起居饮食，并给他们办理一些私人事务。后来，由于四哥、五哥都结了婚，先后搬回了中南海，只在上课时间才到专馆里来，成了“走读生”。当时总管男馆事务的，是经我父亲指定的严修老师。严字范孙，天津人，是一个有名的学者。
女馆设在中南海字廊后面假山上的一个院落里。它也同样是按照学校的设置来办理的。每天上下午，一共上8堂课。上午8至12时上4堂，下午1至5时再上4堂。每堂课的上课时间是50分钟。课程和男馆不同的是没有体操。所请的老师，都是天津女子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计有教汉的杨蕴中、董英。教算术的是唐尹昭，教历史的是陆绍仪……英是请了一位英国姑娘苏小姐来担任的。汉又分门别类地讲授。例如杨教的是古，课本是《古观止》；董教的是《四书》。教室内同样设着讲台、讲桌和课桌、课椅，就外观上看来，是和一般学校的情况完全相同的。
当时在女馆上学的，有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等姐妹，还有大哥的头两个女儿，五、六、八、九姨太太。那时候，还有我二伯家里的一个大姐正住在中南海内，所以也同在这个女馆里读书。女馆里按照化程度，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班，第一班有二姐和我，大哥的两个女儿，五、六两个姨太太和二伯家的大姐，第三班则是一些小妹妹们了。专馆里也规定了考试制度，计有大考、小考两种。小考在暑假前举行，大考在年假前举行，也同样记分数、定名次。每次考试的第一名是有奖励的。二姐和我的功课在第一班里是最好的，每次考试总是我俩轮流得第一。因此在考试的前夕，我父亲总要问问我俩，这次如果考了第一名，要些什么东西。假如我真的名列第一并在试前说是要一架新式铜床的话，那么名次一定，新式铜床便也抬到我屋里来了。我们姐妹姑侄们是有学名的。对那4个姨太太，老师们在课堂里叫她们“姨太太”自然不便，因此，我父亲便分别给她们起了名字，五姨太太叫作志学，六姨太太叫作勉学，八姨太太叫作潜学，九姨太太叫作勤学。
女馆的女老师们，也住在专馆里，也专有一个厨房供应她们的伙食，专用了一些女佣人来伺候她们，她们的月薪大约是每人100元。这样一些物质待遇，在当时说来，算得是很优厚的了。但是，她们却有一大苦恼，那就是虽然没有任何明规定来限制她们的自由，实际上她们的行动却大大的不自由。在总统府里，我们姐妹和丫头、老妈们尚且不能那么自由自在地任意闲步，何况那些女老师!请假外出，本来是被允许的。但是外出的时候，要开一种条子，既要有专人送出府门，回来时也还要有专人在府门迎接，才能进得来。因此，这些女老师们为了避免进出的麻烦，除非有特别紧要的事情才出去外，不管什么样的佳节良辰，都在那小天地里熬，惟有等待寒假、暑假的到来，才能得到解放，走出总统府。
我们女生是不住在女馆里的。学生们每天上学的时候，总要随身带着自己的丫头或是老妈，有的小妹妹甚至还要带着奶妈，以便随时得到伺候和照料。学生们在教室里上课，这些随从们就坐在教室外的廊子上，等待各自的主人随时来吩咐她们些什么。教室里是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上着课某姨太太忽然站起来说“杨先生，我请一会儿假”，接着她便走出了教室，向自己的丫头问“总统吃的饺子预备好了没有”，或是再吩咐一些别的话，然后再回到教室继续听讲。也可能在同一堂上，别的姨太太也同样来上那么一套。请想，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师们怎么能够讲好，学生们又怎么能够专心!
女馆同样规定学生要和老师一同吃午饭。但是，那几个姨太太有的要回到居仁堂陪着我父亲吃饭，有的要回到自己屋里单吃。二姐和我也不能经常地和老师们一同进食。
就我父亲设专馆的本意说来，不但希望儿女们从这里学到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学问”，同时还希望儿女们在和老师们的日常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学习一些同样是封建社会里所需要的进退应付的规矩礼节。但是，根据当时的男馆、女馆的情况来看，由于我父亲不得其法，所以它们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我父亲对于教育子女，除了用专馆以外，就只有一味的严厉了，尤其是对儿子们，有时甚至用皮鞭或木棍抽打。在彰德，有一次四哥偷偷地跑到养寿园里的水池内捞鱼，正在捞得高兴的时候，猛然听得岸上“哦”的一声，似乎是我父亲的声息，他赶忙跑了上来，却是五哥在假装着捉弄他。第二天他又去捞鱼，同样地又听得“哦”的声音，他认为一定是五哥搞的鬼，便喊了一声：“好你个老小子!”不料，这次却真是我父亲带着一些人来散步了。当时我父亲就叫丫头把四哥从水池边拉了上来，不容分说，用棍子打了一顿。因为三哥克良不爱读书，又娶了唱戏的孙宜卿做姨奶奶，所以我父亲最不喜欢他，挺大的人了，有时也要挨打。
弟兄们对我们父亲非常害怕，在他的面前就只有一味的驯顺。他们每天照例要向父亲请安，每天都几乎照公式进行问答。在中南海，大哥、二哥、三哥每天总是在我父亲吃午饭以前，大约是上午11点多一点，到居仁堂去给他请安，四哥、五哥、六哥如果专馆里下课早一些，也有时在这个时候来请安。当他们进屋之前，男佣人先要高声传报：“爷来啦!”这时，他们必须得到我父亲的许可，才能进去。他们进门以后，先是叫一声“爸爸”，然后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道：“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接着就恭恭敬敬地垂手低头，静候问话。我父亲对大、二、三哥，总是问：“这几天干些什么?”对四、五、六哥，总是问：“念书了没有?要好好念书！”每天都是这样。在这之后，有时也问问他们生活上的情况，有时也问一些他所要问的别的问题，有时却什么也不问，只用“去吧”两个字来结束。这每天一次的照例会见。在他说完了“去吧”以后，这几个弟兄依然要向他再鞠一躬，倒退着蹭几步，然后才敢转身出门。
至于父亲对待少奶奶们的请安，那就更加可笑了。大约在每天上午11点左右的时候，有一个“跑上房的”分头到各个少奶奶处告诉一声“总统快吃饭啦”。这时，她们就分别前来。在叫了一声之后，同样地问一句：“爸爸!吃得好，睡得好！”我父亲对她们是更没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了，只简单地说上4个字：“好啦，去吧！”就算完事。因此，在他们彼此之间，谈不上有什么父子之情，天伦之乐，只是走走形式罢了。
当大哥、二哥、三哥每天来请安的时候，我父亲往往就让他们陪着一同吃午饭。但是这3个人怕受拘束，是不愿意留在那里吃饭的。有一次是二哥陪着他同吃，在二哥吃得很饱的时候，我父亲又递给他一个热馒头。古礼有云：“长者赐，少者贱者不敢辞”。依照这个说法，二哥是不敢说不吃的，但是他又真的吃饱了。这怎么办呢?他就一面假装掰着吃，一面把所掰的馒头块偷偷地往袖筒里装，结果胳膊竟被热馒头烫掉了一块皮。
我父亲对于儿子的管教，既是这样的严厉，儿子们又都受过专馆教育，后来五、六、七兄弟还曾先后到英国留学，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国留学，是应该成为出众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样家庭的影响下，他们念书既没有得到比较出色的成绩，以后也没能成为什么“人才”。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说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做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于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是他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也有时故意把几十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的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以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所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五）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数过多，所以采用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还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拜，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少起，一起一起地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总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禁，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采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势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里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子里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上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子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还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倒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些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戴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地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到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要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和辞岁完全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们的女眷，就一定要过了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己的家里人，要来也必须在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来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一出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却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得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了极细的竹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六）
我父亲从什么时候起想要当“中华帝国”的大皇帝?有关这一事件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是知道得比较晚的。这是由于他凡是涉及政治上的大事，向来对我们守口如瓶，加以我们被深深地闭锁在中南海内，所有府外的情况，我们了解得极少。但我们也自有其有利条件，那就是，在和大哥、二哥闲谈的时候，他们有时会露出一鳞半爪，使我们能比较简单地晓得某一个事件的经过。我父亲要称帝这件事，由于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所以一向讳莫如深。他怕过早暴露，会给自己多树敌人。至于二哥，他是一个不愿过问政治的“名士派”，又和我是同母兄妹，因此，他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我。在我晓得了这个消息以后，渐渐发觉全家上下的精神面貌，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仿佛将要发生什么大事似的。
我父亲在这一阶段里的表现，也自然不同往常。他有的时候似乎很高兴，有的时候又非常不高兴。比如说，他在晚间上楼以后，二姐和我去看他，如果他心里高兴，就会有说有笑，有时说得高兴，还会和从前一样地哈哈大笑起来。有一次，我俩在叫了他一声“爸爸”以后，他温和地对我俩说：“你们要好好念书，好好学习规矩礼法，将来要当公主啦！”有的时候，在我俩叫了他一声以后，他却简简单单只“嗯”地应了一声，说上一句：“去玩去吧!”这时候，我们便意识到，爸爸又在不高兴了。另外，我俩有的时候还听到伺候他的丫头对别的佣人说：“总统今天又有气，大家小心点！”真的，在这天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板着面孔，鼻子里有时发出一声叹息似的“嗯”声，并且一边吃，一边嫌菜做得不好，在闹脾气。这时候，就是他所最宠爱的五姨太太也要看个合适的当口，才敢淡淡地解释上一两句。但是，她的解释，也同样要碰我父亲的钉子。他这种态度的转变，大概是和外间对于帝制的反映有关的。
我父亲的生活习惯，在这个时期里也同样有所改变。我们觉得，他不再像以前那样从容，而是比较紧张。他做大总统的时候，经常是晚间9时上楼。到了这个时候，却深夜还在办公和会客，以致我俩姐妹虽和他同住在一个楼上，可是常常到了很晚还不见他上来。因此，他那逗着我们说笑玩耍的事情，就成为很少有的了。
他虽是这样日夜紧张忙碌，可是并不能阻止那内外交攻的情势向他逼来。首先是，蔡锷在云南发动了起义，组成了护**。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赞成帝制的态度。这些已经够使他恼火的了，家庭间因此而惹起的纷争，就使得他更加恼火。其中最突出的是“立太子”的问题。大哥克定以前在彰德车站骑马的时候把一条腿摔坏了，左手也连带着受了伤(他左手的手心没有厚皮，所以经常戴着一只手套)。因此，我父亲说他“六根不全”，将来怎么能够“君临万民”?他曾露出这样的口风：要在二哥、五哥二人之中，择一立为“太子”。二哥人极聪明，有才气，我父亲常常夸奖他“有天才”。五哥待人诚恳，学问也不错，我父亲也同样很喜欢他。当时的“大典筹备处”曾给各个弟兄每人做了一身“皇子服”。有一天，四哥、五哥、六弟、七弟、八弟5个人，在“新华宫”内，各自穿着“皇子服”，合着拍了一张照。大家一看，五哥那一套上的金花式样和其他弟兄的有所不同(这张照片，现在还在我处保存)，只有二哥的那一套是和五哥的相同。这反映了我父亲的用意所在。在这两人之中，二哥年长，又不时替我父亲外出办事，颇得我父亲的信任。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对他有所偏爱，因为他既是三姨太太的长子，又是过继给大姨太太而为她所溺爱的一个爱子。因此，二哥将要被立为“太子”的呼声就最高。大哥听得了这个消息，便扬言说：“如果大爷(大哥称呼我父亲为“大爷”，原因不明)要立二弟，我就把二弟杀了!”因此，“新华宫”内闹得人心惶惶。有一天，我特地把大哥所说的话告诉了我父亲，并且和他说：“咱们家要闹‘血滴子’了!”我父亲听了以后，只简单地说了“胡说”两个字，并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示。但是雍正夺位的惨剧，到底不能不使他无动于衷。
“立太子”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原因是二哥的呼声虽然最高，但五哥的“皇子服”毕竟也有那不同式样的金花。五哥是二姨太太的长子，如果五哥立为“太子”，二姨太太就是未来皇帝的母亲，也就是未来的“皇太后”了。而五姨太太想到自己既是我父亲身边最得宠的人，自然也就希冀着那样的尊位降临到自己身上。因此，她就时时在我父亲身旁嘀嘀咕咕，要求立她的长子老六为“太子”。这个情况，不但伺候我父亲的丫头流露过一言半语，就是我也听到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面前称赞老六的种种好处。我父亲处在这内外夹攻的情况下，怎么能够使他不越加恼火呢!但是，使他更加恼火的，还是假版《顺天时报》的暴露。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因为这个缘由，才使得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是否就是所谓“六君子”那一班人，那就不得而知了)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这个丫头是一个老妈子的孩子，是自由身子，所以准许她隔一些时候回家探望一次)，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看起来，我父亲对于帝制前途的不甚美妙，已经是有所觉察了。
就在这个时候，家里的几个小些的姨太太，还不知道我父亲当时处境的困难，竟因为“妃”“嫔”的名称和他当面争执，以致使得他更加一分烦恼。事情的经过是：在他决定了帝制以后，我娘于氏当然就是“正宫娘娘”，至于那几个姨太太，我父亲曾口头封过：大、二、三、五，4个姨太太都为“妃”；六、八、九，3个姨太太都为“嫔”(四姨太太、七姨太太这时已死)。这种封法，那3个小些的姨太太是不满意的。可巧在元宵节的晚上，很多人都聚在居仁堂楼下在等着吃元宵(那时我父亲和我们家里人都仍然把汤圆叫作元宵。有人把外间叫作汤圆的说法告诉了我父亲，他还说：“袁、元两字，音同字不同，有什么可忌讳的”。)等到元宵端来，我父亲一边先坐在桌旁吃，一边还叫大家坐下同吃。这时候，六姨太太首先嘀咕起来，说是如果我父亲不封她为“妃”，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到彰德去住。接着，八姨太太、九姨太太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五姨太太当时在旁解劝着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当妃子，爱管我叫什么就叫什么”。可是那3个人却依然在喋喋不休。我父亲看到了这种情况，把筷子一撂，长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接着，过了没有几天，便下令缓办帝制，撤销了“大典筹备处”。
这个时候，国内的情况是：一方面，蔡锷所率领的护**，很快地占领了四川南部的一些地方。接着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了独立，陆荣廷并自任为两广护**总司令，因之护**的声势大振。另一方面，我父亲所掌握的北洋，这个时候也开始分化，特别是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一个是置身事外，袖手旁观，一个则不再那么恭顺地服从我父亲的命令，并且联合了江西、浙江、山东、湖南4省的将军，准备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看到大势已去，只得亲自邀请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3人到中南海来共同举行取消帝制的紧急会议。关于取消帝制的电稿，已经拟好准备拍发了，忽然我父亲又叫把电稿拿了回来。徐世昌、段祺瑞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又第二次来到中南海问我父亲，为什么又撤回这个通电?是不是不愿意这样办了?我父亲当时只说：“我要改动里头几个字”。随着也就交出去拍发了。看来，我父亲本来或许是起了反悔之意，及至再一考虑，却是除掉这样做以外，别无其他出路。正好徐、段二人又来催问，于是借辞掩饰，就此下台。但是，从此他就忧愤成疾，终于身死。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又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也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这期间冯国璋的态度是值得一谈的。冯国璋从小站练兵起就跟随着我父亲做事，后来经过我父亲的不断提拔，到了民国初年，直做到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雄踞东南，手握重兵，成了我父亲手下的一员大将。有一天，我父亲在晚间上楼后，看见几个姨太太和我俩正在他的卧室里闲谈，便和我们说：“今天冯华甫来了”。我不知道华甫是冯国璋的字，就问：“冯华甫是谁?”我父亲在说明了以后，接着问我俩：“你们应当叫他什么?”二姐迟迟疑疑地说：“叫世哥”。我父亲笑着说：“不是世哥，是四哥”。由这一称呼看来，我父亲对于冯国璋是怎样看待，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里还应当插叙一下冯国璋和我们老师周砥结婚的一段故事。周砥，字道如，家住在天津(并不是天津人)，曾教过二姐和我读汉，及至我们搬进了中南海，她虽然已经不在字廊的专馆里担任课程，却由于她和三姨太太相处得很好，所以仍然常来常住。她是一个老姑娘，曾经声明过不再嫁人。那时候，冯国璋断了弦，他原想再要一个姨太太，所以就叫他的儿子到北方来物色。谁知他的儿子错会了意，竟自和周家说定了。当他回到南京复命的时候，冯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要娶太太做什么?”因此不肯应允。周老师的弟妇周四太太平素和六姨太太最好，就到北京来转求我父亲从中说合，这才定局。随后，由我父亲代为置办妆奁，并派我的姓武的保姆作为陪嫁的老妈，此外，还派了男佣人护送着周老师到南京和冯国璋结婚。结婚以后，周老师有时回到北京来，还把我家当娘家走动，我们也都改了称呼，叫他“四姐”。
还在洪宪帝制没有公开的时候，有一次，冯国璋由南京来谒见我父亲，顺便问一问外传称帝这件事的究竟。我父亲听他的口气，知道他是来劝阻的，对他说：“我的身体很不好，几个儿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这种心思呢!”就这么把他的嘴给堵住了。我父亲在当晚上楼以后，连声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
帝制公开以后，冯国璋感到自己受了欺骗。我父亲死后，曾听到一个很可靠的人说，冯国璋对于我父亲的“洪宪称帝”，始终是嫌怨很深的。有的人说，当我父亲最后处在绝境的时候，冯国璋经过徐世昌、段祺瑞、梁士诒等人的疏通，幡然变计，仍然承认我父亲继续做总统，以维“北洋派”的大局。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
附带在这里谈一下曾在彰德教过我们的杨令弗老师的态度。她也是不赞成帝制的。有一次，她到府里来，说起洪宪帝制的事，便对我说：“既然共和了，又闹什么君主，恐怕非闹出漏子来不可!”她在当时是很有名望的。她的态度如此，似乎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对这件事的看法，从而也可以知道我父亲称帝的不得人心。
在我父亲“洪宪称帝”的时候，我们家庭中对此也有不同的反应。我娘最高兴。她说她要当“娘娘”了。有一天，“大典筹备处”把做成的“皇女服”送了进来，二姐和我是经我父亲口头上封为“公主”的，但是“公主服”还没有做好，我娘便叫从二姐起都穿上“皇女服”，陪着她一起照相。这天，五、六、七、八、九妹，还有大哥的两个女儿，共7个人，都穿上了新装；惟有我是不赞成帝制的，偏偏不肯穿着照相。很多人劝我，我母亲还吓唬我，我不听，最后只得由我穿了便服了事。拍照的时候，我娘居中稳坐，众“皇女”左右簇拥着，看起来，花团锦簇，好不得意。那几个姨太太之中，除了上面已经谈过的六、八、九3个人有过争“妃”的问题和五姨太太有过争立六哥为“太子”的事情以外，其他的人从来没有什么异议。看来，她们对于我父亲的称帝一事，都是表示赞同的。
在我们家中，最热衷于这件事的是大哥。他之所以这样热衷，是为了要当“太子”，要做“嗣皇帝”。他虽然残废，却还是野心勃勃。因此，他宁肯冒着“欺父误国”的罪名，造出假版的《顺天时报》，也因此他能不顾手足的情分，竟然扬言要杀那将被立为“太子”的二哥。原先我父亲历来对他信任，他是嫡出，根据宗法制度中所谓“立嫡立长”的说法，他认为“太子”一席应当是他的，所以他竟然私自铸刻了“大皇子印”的金印。有些善于拍马的人给他写信，就称他为“大皇子殿下”，他也居之不辞。他还培植他自己的私人势力，和当时的“筹安六君子”以及一些政客们常有来往，为的是让这些人为他效力，也正是如此。例如，他的把兄弟杨士琦(杨是我父亲的心腹，当时担任着政事堂左丞)，还有杨度、沈云沛、薛大可等人，就在我父亲面前嘀嘀咕咕，说他“嫡出当立”。总之，大哥是一个在政治上有野心的人，所以他就最热衷于帝制。
二哥的态度，就和他迥然不同。二哥是一个旧时代里十足的浪漫才子型的人物。他从不爱过问政治上的事情，所以，一经听到那“太子”的称号将要落在自己的头上，并且还听说大哥因此而要杀害他，他内心是极其痛苦的。他曾和我商量过，如果我父亲一旦登基，我们就私自逃往英国去留学。不料这个消息，被大、三两个姨太太听到了，便先后把二哥叫到面前，又哭又劝，使得他想走而又不敢走。他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做了一首题目是《明志》而实际上是讽谏我父亲的诗：
乍著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我父亲称帝以前，北京城内曾出现了许多请愿团，其中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由于二哥平素爱和这些人来往，就有人说是二哥弄出来的。其实这也是大哥串通外头的一些人搞出来的把戏。
在我父亲的女儿当中，我算是惟一不赞成帝制的人了。上面谈过，我揭发了假版的《顺天时报》，不肯穿着“皇女服”照相，曾和二哥私议着要逃往英国留学。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我在政治上有什么独到的见解，但是我爱好自由，不愿意受那更进一步的束缚。我在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本来就在‘馍饭监狱’(音谐“模范监狱”)里，每天起来扛着三大件(指念书、吃饭、睡觉)，要是做了‘皇帝’，那还受得了吗!”我不愿意学习那“公主”“皇女”们所应当学习的礼节。记得“大典筹备处”为了教导“公主”“皇女”们学习礼节，专派了两个女师大的毕业生，一个姓鹿，一个姓杨，前来做示范性的讲解，我们就随着她们的讲解一次又一次地演习。一般说来，关于行礼、言谈等等的所有礼节，大体上仿照的是清宫里的那一套。例如，每天早晨向我父亲请安的时候，要像过去旗装妇女那样一次请3个安，即进了门请一个，往前走几步再请一个，最后到了我父亲面前再请一个。需要磕头的时候，要两腿同时跪下再磕。彼此说话的时候，要先问“您好”，还要问“您昨晚上睡得好”。对于这些繁缛节，我是学习一次，哭闹一次。可是，在当时我父亲已经登上皇帝宝座的情况下，要想不学是行不通的。幸亏这个学习由于当时政局的变化，没有继续多少日子就停止了。
为了筹备帝制，还有一个大典筹备处。大典筹备处是什么时候成立，又是什么时候撤销的，我们不清楚。一次听二哥说，和他常在一起的他的朋友郭葆昌奉大典筹备处的命令，到江西景德镇去烧洪宪彩瓷去了。我们从这时候起，才知道还有大典筹备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是朱启钤。听说早在它还没有公开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准备我父亲“登极”以后所该办理的一些事情了。例如“中华帝国”大皇帝的年号“洪宪”，便是大典筹备处依照我父亲的意思规定下来的。又如上面所谈到的“皇子服”“皇女服”的式样，也是这个机构制定的。我父亲的“龙袍”是已经做成了的，只是没有公开，因而我们都没有看见过，我娘的“娘娘服”，也同样是做成了的，只是由于“嫔妃服”还没有做好，所以也没有拿进来。后来，在我父亲死了以后，这套“娘娘服”实在无法交代，我娘又坚决不肯要它，最后只得把它放在“烧活”里一同烧化了。
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已经送了进来的“皇子服”和“皇女服”的式样吧。“皇女服”的样子是：上身是对襟、宽袖的黄缎褂子，上面绣着凤凰、牡丹、云彩、潮水和红色的太阳，所绣的这些都鲜明地在缎子上凸了出来。衣裳上镶着的领子，同样也绣着小的凤凰和牡丹。那样子，就像京剧里旦角行当所穿的“霞帔”似的。下身是黄缎裙子，也在上面绣着和上衣一样的花样。里面还有水红色绸子的衬衣，衬衣上面镶着白色绸子的“和尚领”。“公主服”虽然由于尚未做好而没有送进来，但是听说那样子和“皇女服”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所不同的是上衣、裙子都比“皇女服”的多绣了两只凤，裙子前短后长，“公主”们走动时裙子的后摆能轻轻地拂地。看来，这又是从古代外国贵族妇女那里学来的样式了。“公主鞋”是红色缎面绣花的所谓“朱履”。鞋的前端微微向上翘着，样子好像现在朝鲜妇女所穿的鞋。
“皇子服”又叫“金花服”，是仿照英国宫廷内的式样用黑色呢子缝制的(由于当时正值冬季，所以用的是黑色呢子，其他季节该用什么样的料子那就不得而知了)。上身采用了西洋大礼服的样式：前身仅及腹部以上胸部以下，后身长过臀部，胸襟上满是一横排一横排凸起的金绣，既不开缝也不系纽扣。下身是西装裤，两侧各绣有一条金线。帽子扁扁的，样式和土耳其式帽子相仿佛，上面饰有一大溜黄色的绒毛。前面已经谈过，四哥等5个人曾经穿着“皇子服”合影。合影时，他们身上还佩着金色的绶带，绶带下端悬着佩刀。所有这些，各人都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是胸前部分的金花，五哥和二哥的是麦穗形的，其他弟兄的是牡丹花形的；还有帽子上的绒毛，五哥和二哥的是从前到后长长的一大溜，其他弟兄的则没有他们的那么多、那么长。听说，所有上面已经做成了的服装，都是由当时最大的绸缎店“瑞蚨祥”承做的。
三、袁世凯的妻妾子女
配偶籍贯和出身所生子女子女的配偶和配偶的家世
大夫人于氏河南长子克定娶前清时代湖南巡抚、河南河道总督吴大澂的女儿
大姨太太沈氏苏州妓女
二姨太太李氏朝鲜长女伯祯五子克权七子克齐十子克坚
十二子克度
六女箓祯嫁前清时代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
娶前清时代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
娶民国时代内阁总理孙宝琦的女儿
三姨太太金氏朝鲜次子克
三子克良
三女叔祯
八女
十女思祯娶天津刘姓的女儿
娶前清时代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的女儿
续表
配偶籍贯和出身所生子女子女的配偶和配偶的家世
四姨太太吴氏朝鲜四子克端
次女仲祯
四女
七女复祯娶天津盐商何仲瑾的女儿
定给前清时代两江总督端方的侄子
五姨太太杨氏天津小家六子克桓八子克轸
九子克久
十一子克安
五女季祯
十五女娶湖南陈姓的女儿
娶民国时代总长周学熙的女儿
娶民国时代大总统黎元洪的女儿
六姨太太叶氏南京十四子克捷
十七子克有
九女福祯
十一女奇祯
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
八姨太太郭氏苏州妓女十三子克相
十五子克和
十四女怙祯
九姨太太刘氏天津小家十六子克藩十三女仪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