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季羡林之君子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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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季羡林之君子风度
外修仪表，内修品格。为君子者，远看举止不凡，近看和蔼可亲；闻名如雷贯耳，深交魅力四射。身居高位，天下仰之；身处民间，乡邻敬之。做人到了这种境界，可以无憾了。
君子之交淡如水
季羡林语录：交友之道，盖亦难矣。其中有机遇，有偶合，有一见如故，有相对茫然。友谊的深厚并不与会面的时间长短成正比。往往有人相交数十年，甚至天天对坐办公，但是感情总是如油投水，决不会融洽。天天“今天天气，哈，哈，哈！”天天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像一对豪猪，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天天在演“三岔口”，到了成不了真正的朋友。
季羡林一生阅历极为丰富，到过三十多个国家，在国内，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像这样的阅历，本应广交天下朋友，但情况并非如此。他确实交了一些朋友，一些素心人，但数目不是太多。他自己检查，是天生一个内向的人，因此自谓是性情中人。先生还自称生平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最不喜欢拜访人。即使是他最尊敬的老师和老友，他也难得一访。然而，季羡林并非不重视交友。只是季羡林先生交朋友，绝不追求表面的左一握手，右一点头，如鱼得水，畅游无碍，他奉行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原则。
君子之交是心与心的交流，是一种与天地共存的默契，如丝缕般交织在一起。真正的朋友，不一定要往来频繁，而注重的是心灵的默契和呼应，并不是表面上的亲近、热闹。
春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琴家叫俞伯牙，同时，他也是晋国的士大夫。荀子在《劝学篇》中说：“昔者匏巴鼓瑟而流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匏巴弹瑟时，连水里的鱼都要越出水面倾听；伯牙弹琴时，正吃草料的马也会仰首而听。可见，荀子对俞伯牙的演奏技术是评价如此之高。
有一年八月，俞伯牙奉命外出办事。在乘船返回，路过汉江口停泊休息时，正值八月十五，月色幽美，他闲着无事，便抚琴一曲。兴正浓之时，发现有人在偷偷欣赏，就把这个人请到了船上。这个人便是钟子期。
交谈之中，俞伯牙发现钟子期不但对自己名贵的古瑶琴来历十分了解，而且对琴理十分精通，欣赏弹奏更是内行。俞伯牙想着高山弹奏，钟子期就听出“巍巍乎志在高山”；想着江河弹奏，钟子期就感叹“汤汤乎志在流水。”俞伯牙为在此遇一知音很是激动，当时就与钟子期结为兄弟。两人促膝长谈直到天亮，还觉意犹未尽。
临别时，二人约好第二年再相会论琴。
一年转眼即过。钟子期卧病在床，生命垂危，年迈的父母守在榻前伺候。临终前，钟子期只求父亲能把他葬于江边。他说：“为了一年前的约定，不能活着等，死了也要在江边守侯……”
而俞伯牙自从与钟子期船头一别，约定一事始终挂在心头，又一个中秋将至，伯牙便伯不及待地向晋主告假，宁可因此丢去官职，也不能违信失约。
只是，当俞伯牙到了他们相约的江边时，才知钟子期已经不在人世。在钟的坟前，俞伯牙不由放声痛哭。他取出瑶琴盒膝坐在坟前，凄楚地弹起了古曲《高山流水》。弹罢，他挑断了琴弦，长叹了一声，把心爱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他悲伤地说：“我唯一的知音已不在人世了，这琴还弹给谁听呢？”
这个故事曾在千百万华夏子孙的内心泛起波澜，它让人懂得人与人之间需要的正是心灵与心灵的交流。能像钟子期这样临终不忘自己的诺言，死后还要“守约”的能有几人？像俞伯牙这样宁可丢官也要履行自己诺言的又有几人？两位“知音”的友谊感动了后人，人们在他们相遇的地方，筑起了一座古琴台。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所以说，真正的友谊不见得天天在一起或者经常见面，但肯定彼此会心灵相通。
就季羡林先生本人而言，他则称师友是他一生财富。季羡林先生不止一次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话。纵望98岁季羡林的世纪人生，其实就是一部友情史，每一位师友们的点滴形象都镌刻在他的心版上。
季羡林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因此，在同辈学人中，他写的怀念师友的字最多，所怀念的师友先后达五六十位之多。
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而胡乔木、臧克家、沈从等等朋友也一直为季羡林所感念。季羡林说过，他需要老朋友，需要素心人。“在我为数不多的朋友里，都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季羡林和胡乔木是老同学，胡乔木的职务越来越高，但对老同学季羡林的友情却有增无减。“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季羡林却一次也没有回访过。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
胡乔木逝世后，季羡林特撰《怀念乔木》一，追述他们相识、相知的往事。季羡林说，在他生前，刻意回避；在他去后，却不胜怀念。他回避的是逢迎，怀念的是真情。
“君子之交淡如水”被世人推崇为朋友相交的最好境界，也是季老交友的准则。事实上，君子之间的关系就应建立在道义之上，像清水一样纯净高洁，不掺杂世俗的物质利益和过浓的情分，也避免了互相之间的拉拢、利用、吹捧等，这样纯洁无私的朋友关系才能维系的长久，才是君子应遵循的。
人生短短数十年，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会结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也会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千金易得，知己难求。逢一知己，死而无憾。
那么，为什么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呢？因为这是一种相互的信任和生活所带来的平淡后的宁静与幸福，“淡”是生活的味道，也是时间验证的朋友味道；最主要的是“淡”如平静的水，而不是汹涌的波涛，真正的朋友之间不需要有大风大浪一样的日子，能够和气、平安、健康、快乐、珍惜、信任、像水一样的清澈透明的友谊足以！
一日一心得：
以一颗平和的心对待朋友，以一颗明智的心善待友情，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不乞求得到任何回报，在朋友的世界中，多一分洒脱，多一分恬淡，这世间便多了一份愉悦，一份快乐，还有一份弥足珍贵的友谊。
君子成名而不逐利
季羡林语录：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
人的一生，无论贫富贵贱，穷达逆顺，都免不了要和名利打交道。对待名利，人们有不同的态度：一种是追名逐利，一种是淡泊名利。过分看重名利，你就会整日绷紧神经，心浮气躁，甚至茶饭不香，活的很累。
季羡林一生淡泊名利，把钱看得很淡，把名看得很轻，把人品看得却很重。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仍留在北大担任教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曾当选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荣誉。虽然他的各种荣誉光环满身，但他却看得异常淡泊。尤其是他主动摘掉外界加在自己头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项桂冠，更是被传为佳话。他说道：“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摘掉”，“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淡泊于名利，是做人的崇高境界。没有包容宇宙的胸襟，没有洞穿世俗的眼力，是万难做到的；淡泊于名利，方能成大器，方能攀上高峰。在物欲、名利横流的当今，有志者更应守住淡泊，向自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
当代大学者钱钟书，终生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他谢绝所有新闻媒体的采访，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的记者，曾千方百计想冲破钱钟书的防线，最后还是不无遗憾地对全国观众宣告：钱钟书先生坚决不接受采访，我们只能尊重他的意见。
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特邀钱钟书去讲学，每周只需钱钟书讲40分钟课，一共只讲12次，酬金16万美元。食宿全包，可带夫人同往。待遇如此丰厚，可是钱钟书却拒绝了。
他的著名小说《围城》发表以后，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在国外反响也很大。新闻和学界有很多人想见见他，一睹他的风采，都遭他的婉拒。有一位布什国女士打电话，说她读了《围城》探测切想见他。钱钟书再三婉拒，她仍然执意要见。
钱钟书幽默地对她说：“如果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要一定认识那只下蛋的母鸡呢？”
1991年报11月钱钟书法家80华诞的前夕，家中电话不断，亲朋好友、学者名人、机关团体纷纷要给他祝寿，中国社会科学院要为他开祝寿会、学术讨论会，钱钟书一概坚辞。
季羡林先生说：“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人民、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的本性的，就是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越高。百分之百，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是绝无仅有。”对这段话深表赞同。我们没有必要非把别人变成圣人，纯粹的只懂奉献而从不为自己的“傻子”是不符合人的本质特征的。先生的话能为大家所接受，也比较符合现实，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有道德的人的正确版本。当然，在危急关头、在突发事件面前，我们见到的是许多奋不顾身、舍己为人的英雄。
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追求“名利”者变的繁多，而视名利淡泊者，却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呢？用现代人的明说法，那叫“正确直面人生，体现人生价值”，所以在官场上，生活中，便有了溜须拍马、奴颜婢膝、人云亦云的一类人。明目张胆地干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干着只有某些领导喜欢的勾当。这一切都是名利**的结果。有的人可能就此平步青云直上，有的人可能追求的方向不对，道路没有看清楚，或者贪欲过度，最后滑倒在连人身自由都失去的泥潭里。
季羡林先生的历程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一个成了名的人，只有不图私利，勤勤恳恳地为民族、为社会、为国家尽职尽责，不图回报，才能名垂青史；两眼只盯着钱，争名于朝，逐利于市，即使腰缠万贯，也只能是一只空躯壳。所以，一个人要把精神世界的升华作为一生永不松懈的奋斗目标。
走进淡泊，并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工作之余，多一份清醒，多一份思考。人生在世，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有进有退，有荣有辱，有升有降，有**，也有低潮。如果我们认识到平淡是真的道理，在任何时候都会保持心理平衡，做出明智的选择。“淡泊以明志，宁静而志远”，这是一句富含哲理的话。这同“要想取之，必先与之“，“欲达目的，需先迂回曲折”的道理一样，就看你怎么样去运用了，这同样可以去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一日一心得：
生命是一种轮回。人生之旅，去日不远，来日无多，权与势，名与利……统统都是过眼烟云，只有淡泊才是人生的永恒。何必去把个人的得失看的太重，又何苦去沉吟社会的不公，人情的炎凉，世态的无常呢？做任何事都要，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失态，遇到烦恼事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淡泊为怀，知足而且常乐。这样也不枉来世走一趟了。
当仁不让真君子
季羡林语录：自人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哪一个正人君子，给自己的小人敌人脸上抹黑，造作流言飞语，把他们“搞臭”，以取得自己的胜利。这些卑鄙的勾当是小人的专利，是小人的特长。小人如此为之，此正人君子之所以不为也。
季羡林曾多次说过：“一个人除了为自己着想外，能为别人着想的水平达到百分之六十，他就算是一个好人。”仔细想一想，这个标准恐怕不能算低吧。如果人人都能为别人着想百分之六十，为自己着想百分之四十，天下岂不早已太平，国家岂不早就成了“君子国”，国人岂不早已成了桃花源中人。
季羡林还说过：“我考虑别人的利益，为别人着想，我自认能达到百分之六十。我只能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这次季羡林不客气了，他当仁不让，把自己划归好人一类。其实，了解季羡林的人都知道，一事当前，他为别人着想，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所以，季羡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但“不是一个不讲原则的滥好人。”他说：“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我会一反谨小慎微的本性，挺身而出，完全不计个人利害。我觉得，这是我身上的亮点，颇值得骄傲的。”能证明这一优点的最好例子，便是季羡林在“化大革命”中，挺身而出，反对那个执行极左路线，不可一世的“老佛爷。”虽然因此遭到抄家、批斗、劳改、踢打、关牛棚等等惨无人道的迫害，但季羡林从未屈服过，并以此为荣。
季羡林先生还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不光有君子，同时还有小人，我们自身要做一个君子，但对于小人却不得不防。所谓小人，是指那些人品差、气量小、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人。在待人处事中，谁都不愿意与这种人打交道，但不管你是否愿意，都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这种人，所以在生活中，千万要小心，不要轻易得罪这种人，因为一旦得罪这种人，可能会招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那些小人的眼睛总是牢牢地盯着别人的利益，随时准备多捞一份，为此甚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动用各种手段来算计别人，有时候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他算计了，真是令人防不胜防，所以与此类人交往，一定要慎之又慎。
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是的，君子都是一些看见别人欢笑他开心，看见别人落泪他难过的人，他们本着一颗好心，总希望别人事业顺利、生活和美。就像那句歌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以他们愿意“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所谓“成人之美”，就是帮助别人完成好事，帮助别人成功。历史上，这样的君子屡见不鲜，东汉儒学大师郑玄即是其中之一。郑玄立志遍注天下经书，他曾潜心研究《左传》，并开始了注释工作。《左传》是一部用大量历史资料来解释《春秋》的史书，它对《春秋》有所补充、有所纠正，成为研究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54年之间中国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由于年代久远，存在字和史实的障碍，后人不易读懂，所以郑玄决定为它作注，以方便后学者阅读。
有一次，郑玄外出旅行，夜宿客舍，听到外面有人谈论注释《左传》的意见。郑玄倾听很久，觉得和自己的观点一致，立即跑出去和那人交谈。最后他说：“我早就想注释《左传》，尚未完成，先生刚才说的，看法和我一样。应当把我的注释稿本全部送给你。”那人就是后来以《春秋左氏传解》而闻名的东汉学者服虔。
服虔能够完成《左传》的注释，郑玄的慷慨赠稿功不可没。此事在中国化史上传为美谈。
郑玄不惜出让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成全服虔的事业，堪称君子。
所谓“不成人之恶”，就是不帮助别人干坏事。有时候，对方知道自己是在干坏事，君子不会助纣为虐；有时候，对方不知道自己是在干坏事，君子不会盲目顺从，而要设法帮助他弃恶从善。
春秋时，有人向楚平王进谗，说太子建企图谋反。楚平王不问青红皂白，命令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曾被楚平王派到太子建的封地当宰相，所以了解太子建的为人，知道谋反之说纯属冤枉，就派人送信给太子建，让他逃到了宋国。
楚平王听说太子建逃走了，就召来奋扬，质问道：“话出自我的口中，进入你的耳朵，是谁告诉了太子建？”
奋扬坦率地回答：“是我告诉他的。您曾经命令我：‘事奉太子建要同事奉我一样。’我按照您当初的命令对待太子，不忍心照后来的命令做，所以送走了太子。”
楚平王说：“你违背了我的命令，还敢来见我？”
奋扬说：“接受命令而没有完成任务，已经犯了错误。君王召见而不来，就是第二次犯错误了。所以我不敢逃走。”
楚平王为奋扬的忠诚和敢做敢当所感动。他默思良久，叹息道：“回去吧！还像从前一样处理办事。”
奋扬知道楚平王发布的命令是错误的，如果执行，他没有责任；如果不执行，他却可能受到惩罚。但是，他“不成人之恶”，冒着风险，坚决按正确的方式做事，不愧是君子。
小人的做法跟君子正好相反。因为小人的嫉妒心强，看见别人欢笑他难过，看见别人落泪他开心，他们更希望别人过得没有自己好，所以更愿意成人之恶而不成人之美。
战国时，楚昭王即位，任命囊瓦为相国，与鄢将师、费无忌、宛三位大臣同执国政。
这一年，宛出征吴国，大获全胜，缴获兵甲无数。楚昭王大喜，将所获兵甲赐给他一半，而且每事和他商量，宠幸无比。
费无忌对宛心生妒忌，就和鄢将师一起设计陷害他。有一天，费无忌对囊瓦说：“宛有意请客，托我来转报，不知相国肯降临否？”
囊瓦说：“既然相请，哪有不赴宴之理？”
费无忌又去对宛说：“相国有意在贵府饮酒，大家快乐一下，不知你肯做东道主否？”
宛不知是计，马上说：“相国看得起我，荣幸之至！明天好了，我当设宴恭候！”
费无忌又问：“相国来了，你准备送他什么礼物？”
“不知相国喜欢什么？”
“他身为相国，女子财帛是不稀罕的。据我所知，他最喜欢坚甲利兵。他很羡慕你分得的战利品，来你家赴宴，无非想参观一下罢了！”
宛随即叫人拿出战利品来，费无忌帮忙挑选出100件最坚固的甲胄和最锋利的武器，又告诉宛说：“你把这些放在门边，相国来的时候，必问及此事，这时你就乘机献给他，如果是别的东西，恐怕他是不会接受的。”
宛信以为真，遂将兵器和被俘吴兵安排在门内，用布帐掩蔽起来。
次日，宛大摆筵席，托费无忌去请囊瓦。囊瓦正准备启程，费无忌说：“宛近来态度傲慢，此次设宴，不知是何居心。待我先去探听一下，相国再去，这样比较安全些，好不好？”
囊瓦同意了。
费无忌在街上胡乱转了一圈，踉踉跄跄地跑了回来，假装气急败坏地说：“几乎误事！我已探听明白了，宛这次请客，不怀好意，想置相国于死地。我见他门内暗藏甲兵，杀气腾腾，相国千万不能去。”
囊瓦不信，说：“我和宛平日并无过节，他断不会这样。”
费无忌又乘机煸风点火，渐渐把囊瓦的思绪打乱了。但囊瓦还是不大相信，又派心腹去宛家里打探个明白。那心腹回来报告说，门内果然伏有甲兵。囊瓦听后大发雷霆，马上派人去请鄢将师，商量如何处置这件事。鄢将师早巳与费无忌串通好，又添油加醋地说，宛早就想造反，谋夺国政。
囊瓦终于相信了，大怒道：“我非宰了他不可！”他当即奏请楚王，派兵包围了宛的家。宛这才知道中了费无忌的奸计，却欲诉无门，于是长叹一声，拔剑自刎。
一个好端端的功臣，就这样被费无忌、鄢将师两个小人整死了。而他们出此毒计，并非有着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仅仅是因为可耻的嫉妒而已。
损人利己，尚在情理之中，而且有迹可寻。损人不利己，会让受害者摸不着头脑，上当了还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这正是小人最可怕也最可恶的地方。
小人无孔不入，很难防范。但是，他们最大的伎俩就是颠倒是非、挑拨离间。如果记住这句话，中计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了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
一日一心得：
“仁”指正义的事，应该做的事。当仁不让是说遇到正义的事或者应该做的事，要积极主动地去做，不谦让，不推托，勇于负责。季羡林先生曾在章中表示，对于违反原则的事，我们不能迁就，该做的一定要做。这种态度，就是“当仁不让”。
一言为重，百金为轻
季羡林语录：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在本科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名新生在入学报到时，拜托一位老者帮他照看行李，但办完手续后直到中午才想起行李的事情，他赶快跑回去，发现等待了一个上午的老者依旧站在原地，这位老者就是我校校友季羡林老学长。季羡林先生一生严谨为学、诚信为人，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季羡林先生一生都坚定地捍卫着诚信的尊严，但现实的尴尬却总是令他叹息不已。在充满激烈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往往因各种利益发生冲突，抛弃了传统首先的信义，处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机关算尽。只要能对自己有利，哪怕什么有失承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朋友、亲人皆可以出卖，何必为了合同上那一纸条约而弄得缚手缚脚？于是人人变得不敢以真诚对待彼此，而总是用一种狐疑的目光瞅着对方，还要虚与委蛇地笑。
这些现实令季羡林先生颇为感慨万端，对此，他在多篇章中提倡做人要讲信用。诚信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是与人交往的前提，唯有遵守对他人的承诺，他人才会将心交于你，并且团结在你的周围，给予你支撑。
诚信是一种高尚的品德。拥有诚信，等于拥有一张人生通行证，走遍天下无忧；若你不讲诚信，所有的成功大门都将对你关闭。
从小我们就读《狼来了》的故事，故事中的牧童就是没有诚信的孩子，因为他的不讲诚信，最后导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褒姒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她为了自己的一时高兴，视国家安危如儿戏。点烽火，戏诸侯，兴师动众，让各路诸侯倍感受欺，不再相信烽火，最终使周幽王惹来杀身之祸。这两个故事不也正告诉我们：做人要是不诚实，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诚信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基本原则。
俗话说：“时间如金子般宝贵。”而诚信比金子更宝贵。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就以其诚实守信的品质而受到国人的尊重，他做人的原则就是两个字：诚信。正是这样的人格品质，使他从一个普通的推销员成为了一个国家的总统。
一次，福克斯受邀到一所大学演讲，一个学生问他：“政坛历来充满欺诈，在你从政的经历中有没有撒过谎？”福克斯说：“不，从来没有。”大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有的还轻声笑出来，因为每一个政客都会这样表白。他们总是发誓，说自己从来没有撒谎。
福克斯并不气恼，他对大学生说：“孩子们，在这个社会上，也许我很难证明自己是个诚实的人，但是你们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诚实，它永远都在我们的周围。我想讲一个故事，也许你们听过就忘了，但是这个故事对我却很有意义。”
有一位父亲是一个农场主。有一天，他觉得园中的那座亭子已经太破旧了，就安排工人们准备将它拆掉。他的儿子对拆亭子这件事很感兴趣，于是对父亲说：“爸爸，我想看看你们怎么拆掉这座亭子，等我从寄宿学校放假回来再拆好吗？”
父亲答应了。可是，等孩子走后，工人们很快就把亭子拆掉了。孩子放假回来后，发现旧亭子已经不见了，他闷闷不乐地对父亲说：“爸爸，你对我撒谎了。”父亲惊异地看着孩子。孩子继续说：“你说过的，那座旧亭子要等我回来再拆。”父亲说：“孩子，爸爸错了，我应该兑现自己的诺言。”这位父亲重新召来工人，让他们按照旧亭子的模样在原来的地方再造一座亭子。亭子造好后，他将孩子叫来，然后对工人们说：“现在，请你们把它拆掉。”
福克斯说，我认识这位父亲，他并不富有，但是他却在孩子面前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学生们听后问道：“请问这位父亲叫什么名字？我们希望认识他。”福克斯说：“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儿子还活着。”“那么，他的孩子在哪里？他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福克斯平静地说：“他的孩子现在就站在这里，就是我，墨西哥总统福克斯。”
福克斯接着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愿意像父亲对我一样对待这个国家，对待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台下掌声雷动。
将一座亭子拆建两次，绝不仅仅为了满足一个孩子的愿望，更是为了满足一个成人自我完善的道德要求。在社会生活中，失信会增大交际成本，会使许多简单的事变得艰难甚至不可能。所以，一个希望得到社会尊重和支持的人，是不愿意牺牲诚信原则的。在园子里重新拆掉一座亭子，就在孩子的心里重建了一座亭子，这座亭子就是一个信念对诚信的信念。
无独有偶，我们再来看看咱们的周总理是如何树立诚信的。
周总理曾经深入农村与一位老农拉家常。临别时，总理说：“过一段日子，我还来看你。”但是，后来的岁月总理工作繁忙，没空去实践前言，他就指派工作人员去拜望那位淳朴，憨厚的农民，老人在那一刻，流下了激动的发自心底的泪水。
人不信于一时，则不信于一世。在生活中，诚信是我们培养良好品质的重要方式，别小看他，正是从小事中我们才能慢慢培养起了诚信。季羡林先生提倡诚信，其实也正是在告诫那些与信用背道而驰且越走越远的人们，诚信是人与人交往最基本的底线，不可逾越。
一日一心得：
中国有句古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不管你是大丈夫还是小女人，也不论身为一国之君还是平民百姓，话既出口，就当践行；“一言为重，百金为轻”我们每一个人既然承诺了对方，就要做到，这是诚信，也是你的诺言。如此才能增加自己德行的厚度，成为一个守住自己人生底线的有德之人。
君子交友要讲信义
季羡林语录：在宗法伦理色彩极强的中国社会中，朋友被尊为五伦之一，曰“朋友有信”。我又记得什么书中说：“朋友，以义合者也。”“信”、“义”含义大概有相通之处。
季羡林先生在《论朋友》一中这样写道：“人类是社会动物。一个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没有朋友。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友，则形单影只，鲜有不失败者。如果有了朋友，则众志成城，鲜有不胜利者。”
对于中国宗法社会中一些正确的伦理道理，季羡林先生是笃信并一直坚守的，其中“朋友有信”就是一条。季羡林先生说他虽然朋友并不是很多，但每一个都是靠得住的，这与他平日里“信”、“义”的君子处事原则不无关系。
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化传统之一，自古以来，中国人都十分注意重讲信用，守信义。中国人历来把守信作为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基本品质，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古人有言：“君子以诚信为本，小人以趋利为务。”清代顾炎武曾赋诗言志：“生来一诺比黄金，哪肯风尘负此心。”表达了自己坚守信用的处世态度和内在品格。可见，处之本，在于诚信。为人处世决不能见利忘义，不讲信用。
首先，以信交友。朋友信服你，才愿意跟你保持友谊。这就要求你对朋友守信用。老子说：“大信不信。”意思是说，别人不相信你，是因为你不守信用。在生活中，有些人不知道信之重要，经常用虚言假意敷衍别人，久之必然失去别人的信任。这样怎么能交到真心朋友呢？
东汉时，汝南郡的张劭和山阳郡的范式同在京城洛阳读书，学业结束，他们分别的时候，张劭站在路口，望着长空的大雁说：“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能见面……”说着，流下泪来。范式拉着张劭的手，劝解道：“兄弟，不要伤悲。两年后的秋天，我一定去你家拜望老人，同你聚会。”
落叶萧萧，篱菊怒放，这正是两年后秋天。张劭突然听见长空一声雁叫，牵动了情思，不由自言自语地说：“他快来了。”说完赶紧回到屋里，对母亲说：“妈妈，刚才我听见长空雁叫，范式快来了，我们准备准备吧！”“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一千多里，范式怎会来呢？”他妈妈不相信，摇头叹息：“一千多里路啊！”张劭说：“范式为人正直、诚恳、极守信用，不会不来。”老妈妈只好说：“好好，他会来，我去做点酒。”其实，老人并不相信，只是怕儿子伤心，宽慰宽慰儿子而已。
约定的日期到了，范式果然风尘仆仆地赶来了。旧友重逢，亲热异常。老妈妈激动地站在一旁直抹眼泪，感叹地说：“天下真有这么讲信用的朋友！”范式重信守诺的故事一直为后人传为佳话。
讲信用，守信义，是立身处世之道，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它既体现了对人的尊敬，也表现了对己的尊重。
其次，以义交友。做人要讲义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是真朋友。管鲍之交传颂数千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鲍叔牙深知管仲有谋划大计、图成霸业的雄才伟略，他们共同做生意，管仲每次都要多分得些财物。鲍叔牙知道管仲家贫，并非出于贪心。他们一起办事，管仲经常惹麻烦，鲍叔牙知道这是运气不好，从不认为他愚笨；他们参加战斗，管仲多次逃跑回家，鲍叔牙知道他有高堂老母需要奉养，从不认为他怯懦。他们一起当官，管仲多次被炒鱿鱼，鲍叔牙知道这是因为没有遇到明君，并不认为管仲无能。后来，鲍叔牙将管仲推举给齐桓公，管仲才得以施展雄才伟略，助齐桓公图成霸业。难怪管仲感慨地说：“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鲍子也！”交朋友时，如果见别人发达了就去趋奉，失意了就弃而远之，这不过是小人之交，是很难交到真朋友的。
在孔子看来，交友不仅是一种人际活动，也是一种自修方法。他说：“与君子游，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人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这说明，他交友的选择对象侧重于品行方面。老是跟品德、修养胜于自己的交往，就越来越接近君子了；老是跟品德、修养不如自己的交往，就越来越接近小人了。当然，要向君子靠拢，还有一个要点：过则勿惮改。把别人的好处学到手，把自己的毛病改掉，这是最好的自修。至于名利、权位、学问等方面，跟品德、修养并无必然联系，并不是孔子考虑的问题。他所交的朋友，并非个个地位崇高，贫贱者也不在少数。只要品德好、修养好，就值得一交。如果品行不端、人格有缺陷，别的方面再优秀，也不值得一交。
一日一心得：
孔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朋友之间不但需要理解，不但需要推心置腹，更重要的就是信义。人无信不立。要赢得朋友的尊重，要赢得友谊的长久请珍惜信义之道。
以仁交心，更要有爱人之德
季羡林语录：做一个有人情味的人，不管我们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这个“人味”都不能缺少。
当一个人回首往事，预见未来而不再困惑时，已是人到中年。岁月的点点过往已经化为昨日的云烟，多少痴恨已消逝，无限凄凉上心头。值得安慰的是，在人所经历的人间情感中，那点“人情味”依然保持着恒定的温度。
季羡林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做人要有‘人味’。”从一位耄耋老人的本心出发，季老先生赋予了“人味”更多的含义，将它从单纯的情义上升到了“仁”与“爱”的层面。
在儒家思想中，“仁爱”是精华所在。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仁者，人也。”其中“仁”是指“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为“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宽、信、敏、惠即庄矜、宽厚、信义、勤敏、慈惠，这五条加起来即是“仁”。孔子认为只有庄重的人才不会受人侮辱，宽厚的人才能受人爱戴拥护，讲信义的人才能得到别人任用，勤奋机敏的人办事才会有成效，能给别人以恩惠的人才能指挥别人。
仁爱思想讲究付出、不计回报，提倡扶危济困、尊老爱幼。但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却经常抱怨别人不讲义气，抱怨别人对自己不够好。托人帮忙遭到拒绝，心里就想：“这人太不够意思了！”老公或妻子一事不顺，心里就想：“他（她）太不关心我了！”上司久不重用自己，心里就想：“他太不识好歹了！”下属干活不卖力，心里就想：“这家伙太坏了！”而董仲舒却从儒家的思想出发彻底否定了这些“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提出了“以他人为中心”的观点。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意思是：仁的要点是爱护别人，不是爱惜自己；义的要点是矫正自己，不是矫正别人。我行为不端正，即使能矫正别人，也不能称之为“义”；不把别人放在心上，虽然很爱惜自己，也不能称之为“仁”。
董仲舒的观点，不是提倡舍己为人，更不是提倡大公无私，而是强调，好人要从自己做起，好事要从自己做起，不能强求别人。
仁爱之心，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精神力量，它能融化人的孤独感和分离感，它能使人与人和睦温馨，它能打破人与人心中的围墙，它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纽带。人间需要每个人都永存爱心，然而这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要做到永存仁爱之心，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强修养。
第一，要有自爱之心。自爱心是人的本性，是个体生存的基本特征，自爱心的进一步发展，就会产生自尊心、羞耻心、责任心和自信心，这有助于塑造自我道德形象。
人若没有自爱心，生命便缺乏根基，正如鲁迅所说：“无论何国何人，大都承认爱己，是一件应当的事，这便是保存生命的要义，也就是继续生命的根基。”自爱包含对自己做人的准则、人生意义、道德信仰、价值观念、人格荣辱等诸方面的理解、信奉和实行，它体现着一个人对真、善、美的珍初和追求。
第二，要有爱人之德。一个人如果只能自爱而不能爱人，那只能是一利低层次的狭隘的爱：人只有做到爱人如己，以爱己之心爱人，才算有了爱人之德，正如古人所云：“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
第三，要有利人之行。在社会生活中，“爱语”会给人们带来温暖和快乐，甚至有“回天之力”。但是，人们之间的相爱，不能只停留在漂亮的语言上。而要体现在实际行动上。有这样一句格言：“一个救人的性命、出于纯正之爱的行动，比在侍奉佛祖的宗教活动中献祭大象和马匹而度过一生时光要更伟大。”
第四，要守仁德之道。儒家讲仁爱，并非让人们去爱一切人。而是教导人们要爱之以道、爱之以德。我们要当爱则爱，当恨则恨，正像鲁迅所说：“横眉冷对干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际的道德产物，**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若对错误的东西，丑恶的现象和罪恶的人一味讲爱，就会姑息养奸，把“爱”变成了“害”。不仅失去了仁爱的价值，而且会走向事物的反面，结出过爱不义的恶果。
那么，如何才能以仁交心，做一个富有爱心的人的呢？
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者与天地同在。仁心是天心，也是人心。儒家要求人们用仁德来保存做人的真心，也就是保存了天地之本心，保存了人之本心。保存了人的本心。仁就不会丢失，扩充它，就会受用无穷。人的仁心，每个人本身就具备。不必到外面寻求，反求于内，仁心自然存在，并且上合于天道。这样。天道也就在我的心中。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方老师高烧不退，透视发现胸部有一块拳头大小的阴影，医生怀疑是肿瘤。同事们纷纷去医院探视。回来的人说：“有一个叫杨红丽的女人，特地从外地赶过来看方老师，不知是方老师的什么人？”又有人说：“那个叫杨红丽的整天守在方老师的病床前，喂水喂药端便盆，看样子跟方老师可不是一般关系呀。”就这样，去医院探视的人几乎每天都能带来一些关于杨红丽的花絮，更有人讲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奇事，说方老师和杨红丽一人拿着一根筷子敲饭盒玩，杨红丽敲几下，方老师就敲几下，敲着敲着，两个人就又哭又笑起来。
十几天后，方老师的病确诊不是肿瘤。不久，方老师就喜气洋洋地回来上班了。有人问起了杨红丽的事，方老师说：
“杨红丽是我以前的邻居，大地震的时候，杨红丽被埋在废墟下面，大块的楼板在上面一层层压着，而父母的尸体就在身边，杨红丽在下面吓得直哭。邻居们找来木棒、铁棍撬那楼板，可说什么也撬不动，就说等着用吊车吊吧，天黑了，人们纷纷谣传大地要塌陷，于是就都抢着去占铁轨，只有我没动。我家活着出来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把杨红丽看成了可以依靠的人，就像杨红丽依靠我一样。我对着楼板的空隙冲下面喊：‘杨红丽，天黑了，我在上面跟你做伴。你不要怕！现在，咱俩一人找一块砖头。你在下面敲，我在上面敲，你敲几下，我就敲几下。好，开始吧。’她敲‘当当’，我也敲‘当当’，她敲‘当当当’，我也敲‘当当当’……渐渐地，下面的声音弱了、断了，我也眯眯瞪瞪地睡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下面的敲击声又突然响起，我慌忙捡起一块砖头，回应着那求救般的声音。杨红丽颤颤地喊着我的名字，激动得哭起来：第二天，吊车来了，杨红丽得救了。”
谁都有陷入困境的时候。而这时正是需要他人爱心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就不要吝啬你的爱心。我们付出了多少爱，就会收获多少爱。
做人到底拥有多少成功和快乐，这要取决于我们到底付出了多少爱，又有多少人在爱着我们。做人最博大的自由是爱；做人最富有的财产也是爱。爱的成就无限宽广，因为它能到达一切才智难以到达的心灵彼岸。
爱是一种活动的情感，不是静止的物体。爱是我们生活中一种很特殊的经验，要想拥有它，最佳办法是把它施舍给别人。诚如法国哲学家居友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同情、很多的爱心，比维持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我们应该把它施舍给别人，这就是生命开花。”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爱人，又如何能被人所爱？有的人之所以对生命做不到深刻透彻的认识，总认为做人难，是因为还没有意识到爱人的快乐。人与人都是以心交心。以心换心的。爱人的心，自然会被人所爱。
一日一心得：
爱人者人恒爱之，唯有你对他人施予仁和爱，他人才会以德报德。不管你是贩夫走卒还是高官显贵，唯有仁爱之心才能让你从容淡定、广结善缘。人生来便受父母之爱恋、兄弟姐妹之悌怜，情义、仁爱是最早具备的情感和德行，它最能体现人情味，其乃人性中的无价之宝，我们自当珍惜。
季羡林之醒世妙语
季先生知识渊博，时常语出惊人，更是给世人留下了不少醒世妙语。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和运用季先生的醒世妙语呢？
一本好书的标准
季羡林语录：一本书能鼓励人前进呢，抑或拉人倒退？一本书能给人以乐观精神呢，抑或使人悲观？一本书能增加人的智慧呢，抑或增强人的愚蠢？一本书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呢，抑或降低？一本书能给人的力量呢，抑或使人软弱？一本书能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呢，抑或让人向困难低头？一本书能给人的高尚的美感享受呢，抑或给人的低级下流的愉快？
那么如何判断一本书是好还是坏呢？季羡林给了我们一个好书标准。他认为能鼓励人前进，增加人的智慧、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增强人的伦理道德水平、给人力量、激励人向困难作斗争、给人高尚的美感享受，这样的书就算得上是好书。而那些拉人倒退、使人悲观、增强人的愚蠢、降低人的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水平、使人软弱、让人向困难低头、给人低级下流的愉快的书则是坏书。
新闻出版总署发布的《2008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报告显示，2008年全国共出版图书超过27万种，其中新出版图书约15万种。15万种新书是什么概念？如果一个人一年可以读100种，那第读完15万种得花1500年。如此宠大的新书数量，真是不禁让人咋舌，据说中国每年的新书出版时已经在世界上排第一位，远远超出了那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出版数量。这对媒体从业人员和读者来说都是一个问题。图书出版规模如此之大，媒体工作者又有多少精力来出精品图书呢？而这些已经出版出来的图书中又有多少图书是真正对读者有用的呢？
作为一位出版了众多学术著作、论、翻译作品，散随笔的作者，季羡林在写书、出书方面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他常常说出书必定要有用，对个人有用，对社会和国家有用。如果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书，大可以不必出。没有用的图书出版出来，是对读者的不负责任，也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季羡林把自己的这个“出书有用论”笑称为“狭隘的功利主义”观点。其实这正是一位媒体工作者应有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而像现在社会在一些出版者不问图书质量，只求图书销量的行为，才真正是一种名符其实的功利主义。
季羡林主张，作为一个作者要有自己的气节，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名气多么高，在死守教条的基础上，在迎合上意的前提下，写出来的决不会是好书，有时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关键在于一个“论”字。这是什么样的“论”呢？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他们的“论”。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图书的种类如此之多，如果没有清醒的头脑，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不能分辨哪些图书是好书，哪些图书是坏书，哪些图书对自己有利，哪些图书对自己有害，肯定是会昏了头。面对良莠不齐的图书大市场，完全可以借鉴季羡林的一本好书的标准来辨认良书，剔除害虫。
有些坏书有很强的**力，比如那些**、暴力的图书，这些图书会在不知不觉中腐蚀人的心灵，对待这些图书不那要清辨是非，还要有坚强的意志力，读者要拿出品位，积极抵制。
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中的男主角。吉哈纳是一位绅士，因为看了许多骑士小说，受到书中的影响，开始想入非非，要去当一位游侠，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唐.吉诃德，还把爷爷传下来的盔甲穿上，选了一匹马作为坐骑，按照骑士小说上写的来四处漫游，从而闹出了一系列的笑话，直到他去世前才醒悟过来。唐.吉诃德由于沉湎于骑士小说，“每天晚上通宵达旦，白天也读得天昏地暗”，村里人一致认为是骑士小说害了原本是叫吉哈纳的堂吉诃德。吉哈纳的外甥女因此而产生了对书的仇恨，她建议销毁堂吉诃德所读的书，“一本都不要宽恕，都是害人的书。最好把它们都从窗户扔到院子里，做一堆烧掉。要不然就把它们弄到畜栏去，在那儿烧，免得烟呛人。”
20年代的德国，不少人因看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受其不良影响而论为希特勒的殉葬品，这些人都是因为读错书，而又不知明辨而害了自己。
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每天抽出一些时间，安静地坐下来，品品香茶、读读好书，会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人的化品味。读书就像是和作者在交谈，读一本好书，就像是和一个有智慧的人交谈，反之，读一本坏书就是跟一个思想有问题的人打交道，长期受他的影响，那就会“近墨者黑”，所以，一定要警惕自己休闲的品味。选择书的时候，一定要读好书，读水准较高的书，而读一些粗俗低级的书，只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浪费，对人没有一点好处。
一日一心得：
一本好书就像一个好朋友，能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滋养，而不好的书，会把人带入歧途，让人变得低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不好的书，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害了。古人常说，开卷有益，其实也不尽然，要看所开的是什么卷，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坏书，好书使人受益，坏书只能有害无益。
没有压力，哪来的拼搏？
季羡林语录：压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从大处来看，现在全球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出洞，人**炸，新疾病丛生等等，人们感觉到了，这当然就是压力，然而压出来却是增强忧患意识，增强防范措施，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季羡林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压力。他把人受到的压力按来源分为两种：一被动，一主动。天灾**，意外事件，属于被动。主动的来源于自身。人生在世，压力不可避免，应该如何对待压力呢？季羡林说对于天灾**，意外事件，这些不以上人意志为转移的被动压力，要泰然处之，不要杞人忧天，因为忧也没有用；对于来源于自身的压力，季羡林认为适当的给自己压力可以激励人有所作为，但不要过分地嘀咕、逃避，使压力积聚，造成压力过大，应用行动来化解压力。
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对于逃避压力的人来说，压力是坏事，因为压力根本无法避免，也无法逃避，越是不去面对压力，只能让压力积累，最后积累的压力越来越太，会让自己无法承受，最终变成坏事。而对于敢于面对压力的人来说，压力是一件好事，促使人调动全部的积极性来应对，在压力的刺激下，人会表现出超常的能力水平，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创造出非常好的成绩，不少伟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创造出了奇迹。压力就像是一只纸考虑，看起来很可怕，但只要去面对，它就会化成一阵烟飞走。
季羡林曾以自己写作为例子，来说明压力的好处。季羡林说：“我不是一个没有名利思想的人我怀疑真有这种人，过去由于一些我曾经说过的原因，表面上看起来，我似乎是淡泊名利，其实那多半是假象。但是，到了今天，我已至望九之年，名利对我已经没有什么用，用不着再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这方面的压力没有了。但是却来了另一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电台采访和报刊以及友人约写章。这对我形成颇大的压力。以写章而论，有的我实在不愿意写，可是碍于面子，不得不应。应就是压力。于是“拨冗”苦思，往往能写出有点新意的章。对我来说，这就是压力的好处。”
科学家做过这样的实验：把青蛙放到温水中，慢慢加热，青蛙不跑，等到水烫得受不住了，青蛙想跑已经跳不起来了。而把青蛙直接放到烫火中，青蛙立刻就跳出去了。实验证明：温水中的青蛙身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中，会逐渐失去生存的能力，也启示我们烫水中的青蛙因有压力就有生存，就有机会，就有发展。
中国在解放后十五年就制造出原子弹，这个奇迹也是在压力下产生的。在外国人看来，以中国当时的起点，不论从经济和科技水平方面，要想研制出原子弹都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1959年后，苏联毁约停援，我国又连续三年发生自然灾害，在既无图纸又无资料的艰苦条件下，我国开始了自己的核武器研究。
在这些巨大的压力下，科技工作人员把巨大的压力化为动力，技术落后下的攻关，让中国人发展出惊人的创造能力、集体智慧和难以想象的奋战精神。两弹一星不仅搞成功，而且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原子弹的所有零件、材料，全是国产，指标高于美苏，时间却短得多。深知制造原子弹的不易的杨振宁曾因此感动得流下眼泪。二两弹一星的成功，是解放后我国国家领导人和优秀的科技工作者，能够顶住重重压力，为核试验呕心沥血，化压力为动力而创下的奇迹。
为什么在许多人压力之下，反而能取得更大成绩呢？研究情绪和压力的专家指出：压力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的压力有益于我们的心理成长，增加生活情趣，激发我们奋进，有助于我们更敏捷地思考，更勤奋地工作，更增强了我们的自尊和自信，因此有了特定的能够实现的人生目标。
当然，应对压力是要有一定度的。太大的压力让人承受不住，太突然的压力让人措手不及，选择放弃也是一种化解的方法。专家发现，如果压力过大，会危害人的心身健康，导致心力衰竭，行为混乱，心里活动能力下降。研究指出，压力过大会使观察能力减小，注意力不集中，注意范围狭窄，短时和长时记忆能力减退，思维易混乱，错误率增加，易悲观失望，自我评价能力降低，兴趣和热情减少，语言问题增加等心理障碍。最严重的可以导致人对生活失去信心，产生轻生的想法。
所以压力不足与压力过度同样糟糕，没有压力，没有适当的紧张度，就会失去动力，没有兴趣和热情，缺乏责任感和紧迫感，抱无所谓态度，不思进取，不求前进。但是压力过大，超出人所能承受的范围，就会对人产生不好的影响，甚至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维持适度的压力和紧张感有益发挥人的积极性，压力过大或过低不利于人主体性的发挥。
一日一心得：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说明了在没有压力的安逸状态下，思想会松懈，意志会消沉。相反，常怀忧患意识，压力意识，就会奋发图强，成就梦想。变压力为动力，在压力中寻找和抓住机会，应是我们正确面对压力，化解压力的办法。也是我们走向成功的途径之一。
孱头：不应当恐惧而恐惧
季羡林语录：我认为，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正常的。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是英雄。我们平常所说的从容镇定，处变不惊，就是指的这个。不应当恐惧而恐惧者是孱头。不应当恐惧而不恐惧者也是正常的。
季羡林把人的恐惧反应分为四种：一是当恐惧则恐惧，二是不当恐惧则不恐惧；三是不当恐惧而恐惧，四是当恐惧而不恐惧。其中一、二是人的正常反应，三、四则有则有些反常。三不当恐惧而恐惧是胆小鬼的行径，应当避免，四当恐惧而不恐惧是伟人壮举，值得敬佩。
恐惧是人天生就具有的一种心理，正常的恐惧源于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可以让人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保护自己，是对人有利的心理行为。但是过分恐惧则对人有害，会使人整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失去对自信心，丧失和困难做斗争的勇气。过分恐惧的人，做事常常是犹豫不决，优柔寡断，这样的人永远抓不住机会，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
契诃夫作品《小公务员之死》中的男主角切尔维亚科夫就是一个有着病态恐惧的人，切尔维亚科夫是一个小公务员，有一天在剧院看戏时打了个喷嚏，不慎将唾沫溅到了坐在前排的将军级官身上。从此这个小公务员就陷入恐惧中无法自拔了。他惟恐将军会将此举视为自己的粗野冒犯而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第一次将军说没关系，第二次将军还是耐着性子说没关系，但是小公务员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道歉，弄得那位大官人由哭笑不得，最后实在受不了小公务的反复道歉，真的大发雷霆；而执着地申诉自己毫无冒犯之心实属清白无过的小公务员，在遭遇将军最后一次的不耐烦与呵斥后，竟被活活地吓死了。小公务员其实是被自己吓死的，丧命于他自己对达官贵人的恐惧。
加德纳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原来是一名医生。他竭力反对把实情告诉癌症患者。他认为，在美国死于癌症的病人中，75(百分号)的病人是被吓死的。
加德纳曾做过一个试验：让一死囚躺在行刑**，并告诉他将被执行死刑，然后用手术刀的刀背在他的手腕上划了一下，接着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水龙头打开，让它向床下的一个容器里滴水，伴随着由快到慢的滴水节奏，结果那个死囚昏了过去。1987年，加德纳把试验结果公布出来时，却遭到了司法当局的控诉，但他用事实告诉世人：精神才是生命的支柱，一旦从精神上摧垮一个人，生命也就变形了。
恐惧是如何发生的呢？
一只猪晚上要被杀了，中午它照样可以很快乐地进食，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原因在于人会为未来的事而忧虑。未来如果没有安全，没有因慰藉带来的幸福，没有人格与人格之间的交流，人就无法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合适的位置。他一旦跨出存在的本位，任何的事物都可能给他带来威胁。没有了更大有保护者，自身又不可靠，慰藉从何而来呢？人把自己抬高到了宇宙的中心位置，却又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严重的生存境遇面前，恐惧是在所难免的了。
恐惧心理的产生与过去的心理感受和亲身体验有关。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的人在过去受过某种刺激，大脑中形成了一个兴奋点，当再遇到同样的情景时，过去的以经验被唤起，就会产生恐惧感。
恐惧心理还与人的性格有关。一般从小就害羞、胆量小，长大以后也不善交际，孤独、内向的人，易产生恐惧感。这种人从小就在备受溺爱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习惯于依靠父母和兄弟姐妹，当走上社会或独立面对问题时，就容易产生恐惧心理。
恐惧的外面表现，常常是优柔寡断。
莎士比亚说：“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懦夫，决心的炽热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情在这种考虑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那些由于恐惧而失去自信心和勇气的人，遇事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经常在人生的道路上彷徨不知所措。这样的人不敢大胆抉择，只会听从别人的意见，他们缺乏勇气、意志不坚，既不相信自己，也得不到别人的信任。
其实优柔寡断的人中有些人本领很强，人品很好，但是对于自己完全丧失信心，所以总是迟迟不能决断，因为优柔寡断的坏习惯，以至于一生蹉跎。一事无成。而那些勇敢的人，决断迅速敏捷，他们不惧怕指失败。因为，不管即使发生错误，也比那些不行动的人要好得多，至少他们证实了自己的勇气，敢于面对现实，他们积累了经验，有助于在下一次行动中取得胜利。懦弱不是谨慎的同义词，因为，谨慎是一种深思熟虑的勇气。做任何事情都有种结果：成功；不成功；不做则基本上只有一种结果：不成功。
今年4月，被索马里海盗劫持为人质的美国船长菲利普斯，在艘货轮途经印度洋海域遭索马里海盗袭击时，挺身而出，以自己做海盗人质的代价换取船员及货轮获释。在被劫持后，菲利普斯船长曾试图跳海逃跑，但被海盗抓回，海盗们提出了200万美元的赎金要求。这个消息传出后，菲利普斯船长因为无惧海盗、舍身救人，成了美国媒体赞扬的英雄。菲利普斯的妻子说：“我相信自己的丈夫。他是很有智慧的人，我知道他会平安归来。”五天之后，被妻子言中，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的狙击手开枪击毙了劫持船长的三名海盗，英勇无畏的船长被安全救出，最终结束了人质事件。
人人都惧怕死忙，但船长菲利普斯面对海盗却挺身而出而出，以自己做为人质换得船员的安全，船长所表现出的无畏令人赞叹。这种无畏来自船长的强烈责任感，因为他知道他是船长，他有保护船只的责任和义务。
克服恐惧的力量从何而来？力量来源于人的责任感和自信心，也可以说来源于人的信仰和认知。信仰给于人以强烈的心理暗示，像一个支柱使人产生不惧怕任何事务的勇气。另外，当我们认识的事物越多，未知的东西越少，就会越有自信，会减少人的恐惧心理。当人不去依赖别人，尝试自己独立去面对和处理问题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会让一个人他获得经历，足够多的经历可以让人变得理智，经历之后，他会发现原来过分恐惧是多么可笑。
一日一心得：
恐惧来自于人的内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不是活在物质世界里，而是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每个人都有恐惧心理，不同的是消除恐惧的方法。同样怀疑地毯下有条蛇，胆小的人会一直疑神疑鬼的想着这个恐惧的问题，不断折磨自己。而勇敢的人会想办法去证实到底有没有蛇，没有蛇自己就得到了解脱，有蛇再想办法对付。所以行动是克服恐惧的关键。
傻瓜：把别人当成了傻瓜
季羡林语录：天下有没有傻瓜？有的，但却不是被别人称做“傻瓜”的人，而是认为别人是傻瓜的人，这样的人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季羡林认为，把别人当成傻瓜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季羡林分析了一下，因为把别人当傻瓜的人，往往以为自己最聪明，他们争名于朝，争利于世，锱铢必较，斤两必争。如果用正面手段，表面上的手段达不到目的的话，则也会用些负面的手段，暗藏的手段，来蒙骗别人，以达到损人利己的目的。结果怎样呢?结果是：有的人真能暂时得逞，"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大大地辉煌了一阵，然后被人识破，由座上客一变而为阶下囚。有的人当时就能丢人现眼。《红楼梦》中有两句话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话真说得又生动，又真实。我绝不是说，世界上人人都是这样子，但是，从中国到外国，从古代到现代，这样的例子还算少吗?”
季羡林总结说，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可悲的下场，就是因为他们把别人当成傻瓜，但是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的最后结局却说明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傻瓜。
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傻子，人一出生下来智力都差不多，每个人都有生存和维护自己的本能，有与生俱来的趋利弊害的智慧。把别人当成傻子的人，其实很可能正在被人愚弄。
有一则寓言就告诉人们，千万别自以为聪明：
动物园里，大人指着笼子里的猴子对孩子说：“这种动物叫猴，是专门供咱们人类开心的。”“何以见得呢？”小孩问。“不信你瞧，”大人说着，从提包里摸出一颗花生，朝笼子里的大猴背后扔去，只见大猴急转身，用嘴接住，再用爪子从嘴里取出来，剥开吃掉，显得很滑稽。小孩笑起来。大人也被大猴的举动逗得很开心，便来了兴趣，又将一颗花生扔进去，还扔向大猴身后的方向，大猴故伎重演。大人觉得有趣，便不断地扔，大猴便不断的这样接，直到一大包花生全部扔完，大人和孩子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路上小孩问大人：“你为什么将花生扔到大猴的背后？”大人得意的说：“后再翻来覆去地来回折腾才有意思啊。”小孩信服的说：“爸爸，你真行。”大人又说：“猴子这种动物自以为挺聪明，其实被咱们耍了，他还不知道呢，真可悲！”
动物园里，大猴指着笼子外面的人对小猴说：“这种动物叫人，是专门供咱们猴子开心的。”“何以见得呢？”小猴问。““不信你瞧。”这时正好有个大人往笼子里面扔花生，扔向大猴背后，大猴急转身，用嘴接住，再用爪子从嘴里取出来，剥开吃掉，显得很滑稽。终于，那个大人的一大包花生全部扔给猴子。他们走后，小猴问大猴：“你为什么用嘴去接扔进来的花生呢？”大猴得地说：“如果我用爪子去接，他们还会继续扔吗？”小猴信服的说：“妈妈，你真行。”大猴又说：“人这种动物自以为挺聪明，其实被咱们耍了，他还不知道呢，真可悲！”
看到这个寓言，可能有人会一笑了之，但我们仔细想来，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人，自以为玩弄了别人，其实自己也在被别人玩弄。因为他们只在意一时之快，从娱乐的角度，是人玩弄的候，但从实际物质利益的角度来看，是猴玩弄了人，人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真正聪明的人会从另外的角度来思考和行动，不会认为别人就是傻瓜，别人的行为只是他在利益考虑后的一种取舍而已。
社会上有这样一种人，他们自以为比别人聪明，高人一等，经常耍点小聪明，使点小阴谋，或是显示自己的聪明，或是侵占别人的利益。对于这些人，其实身边的人都看得很清醒，有句话叫“心知肚明”，真正聪明的人并不会说破，但是这些耍小聪明的人从此就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等到时机成熟，这些耍心眼的人肯定会得到别人的报复。
真正聪明的人，是有大智慧的人，他们不会去愚弄别人，也能看淡别人对自己的愚弄，他们看重的是长远的利益和内心的安宁。《寒山拾得问对》中，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贱我，当如何处治乎？"拾得答曰："暂且忍他、避他、由他、耐他、让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格言联璧》云："人之谤我也，与其能辩，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与之能防，不如能化。"当别人愚弄自己时，最好的反击方式是让他继续沉浸在愚弄别人的"快乐"中，我不计较，我自逍遥。
有些人头脑得聪明，也有很多知识，却没有人生的智慧，无视别人的利益，破坏社会公平，挑战法律。做起事来总是无所顾忌，肆无忌惮，这种人最终陷入牢狱之灾，自我毁灭，即使暂时逃脱，也是流离颠簸，提心吊胆，失去美好的生活。如果他们不是过于自负，能够高估一下别人的聪明才智，也许会心怀畏忌，远离犯罪吧。
一日一心得：
别人当成傻瓜的人，自以为比别人强，会无视社会公德及法律的规范。放纵自己的私欲，会放松对自己的道德要求，甚至以一些不光明，不合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耍小聪明的人，没有人会喜欢，虽然可能一时有利可图，但却失去了别人的信任。
隔膜：不懂“宜之”的标准
季羡林语录：韩公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可是“宜之”的标准是因个人而异的，因民族而异的。因立场不同而异的。不懂这个道理，就是“隔膜”
在生活中，有时候我们会对别人的某些行为不理解，如果不及时沟通，慢慢地我们与这个人之间就会产生隔膜。隔膜如果很深，就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甚至矛盾激化，关系恶化。同样民族与民族、化与化之间也是如此，现在国际上许多民族问题和区域战争，可以说是相互之间隔膜严重激化的结果。
隔膜是如何产生的呢？季羡林有很精彩的论述，他说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如果他人或其他民族，不理解这个标准，就会产生隔膜，而如果公然无视或违抗这个标准，就会引起对方的强烈不满。所以不管是与人交往，还是民族间、国际间交流，都要先了解对方的习俗、禁忌，了解他人的习惯、信仰，并且尊重对方的这些行为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消除隔膜，与对方合谐相处。
季羡林以他自己的感受为例。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读书时，适值"九一八"事件发生，日军入寇东北。当时中**队实行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派大员赴日内瓦国联(相当于今天的联合国)控诉，要求国联伸张正义。季羡林也觉得应该向国联求援，而国联出于正义肯定也会出手相救的。但结果当然是落了空。当时季羡林就很不理解，为什么国联不伸出援助之手，而是坐视日军侵略我国。对此事季羡要颇恨恨不已了一阵子。
但是后来在德国留学的时候，遇到的一件事，却让季羡林不再迷惑于国联的不出手了。一天，季羡林看到两个男孩在打架，一个大的约十三四岁，一个小的只有约七八岁，个子相差一截，力量悬殊明显。当时季羡林期望，有一个人会像在中国一样，主持正义，说一句：“你这么大了，怎么能欺负小的呢!”但是没有。最后还是对门住的一位老太太从窗子里对准两个小孩泼出了一盆冷水，两个小孩各自哈哈大笑，战斗才告结束。
这件小事给了季羡林一个重要的教训：原来在西方国家，他们信奉的是，谁的拳头大，正义就在谁手里。这也让季羡林不再把救国的希望放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上。季羡林说：“我从此脱离了隔膜党。”
东西方的化存在很大的不同，世界各民族与民族之间也有很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国际交往中，当我们到达他人的地界上时，尽量做到入乡随俗，可以使人尽快融入到对方的氛围中。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以对方的生活标准来要求自己，往往可以消除隔膜。如果不肯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会成为一个不合时宜的人，成为一个在他人地界上不受欢迎的人。
在下面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两种做法的不同：
很久以前，有两兄弟置办了许多货物，准备外出去做买卖。走着走着，他们到了一个国家，这里的的人都不穿衣服，因而被称作裸人国。
弟弟说：“这儿与我们家乡的风俗习惯完全不同，要想在这儿做好买卖可实在不容易啊！不过俗话说得好，‘入乡随俗’。只要我们小心谨慎，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办事，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然而哥哥却不同意弟弟的看法，生气地说：“无论到什么地方，礼义不可不讲，德行不可不求。难道我们要光着身子与他们往来贸易吗？这可太伤风败俗了！”弟弟说：“古人说得好，树正影不斜。虽然我们外在的形体服饰有所变化，但只要行为正直，也是戒律所允许的。”哥哥说：“这样吧，你先去打探一下详情，然后派人告诉我。”
于是弟弟先进入了裸人国。十多天后，弟弟派人告诉哥哥说，一定得按当地风俗习惯，不穿衣服，赤身**，才能办成事。哥哥一听就火冒三丈，说：“赤身**，像畜生一样不知羞耻，这难道是君子应该做的吗？我绝不会这样做。”
???在裸人国里，每月初一、十五的晚上，大家都用麻油擦头，用白土在身上涂画各种图案，然后戴上各种装饰品，敲击着石头，男男女女手拉着手唱歌跳舞。弟弟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与他们一起载歌载舞，十分愉快。裸人国中无论是国王，还是普通百姓都十分喜欢弟弟，他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国王因此买下了他带去的全部货物，而且付给他十倍的价钱。哥哥也坐着车子来做买卖。然而他满口仁义道德，指责裸人国的人这也不对，那也不好，引起国王及人民的愤怒，大家把他抓住狠狠揍了一顿，而且把他的全部财物都抢劫一空。若不是弟弟为他说情，恐怕连性命都难保。
在故事中，弟弟入乡随俗，尊重当地人的风俗，按照当地人的习惯，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与当地人之间就能够友好相处，没有隔膜。而哥哥却因为无视对方的习俗，坚持自己的方式，不肯改变，而受到当地人非常不友好的对待。这可以算得上是不懂“宜之”的标准。
在与交往时，不要以自己为中心，毫无顾忌的按自己的习惯来行事，也不要把自己的道德标准强加在别人的身上，因为别人和你是不同的，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不同的自我，有不同的喜好、禁忌、价值观，如果无视这些，对方就会感到被冒犯。只有了解对方、尊重对方才能不产生隔膜，友好相处。
一日一心得：
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是因为不理解而产生的，由于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不去理解对方的感受和心思，而使自己的行为方式冒犯到别人。如果对方不够开朗的话，就会留下积怨，表现出不满或敌意，慢慢地双方的关系就会变得很紧张。其实很多时间隔膜的产生都是无意的，来自于误会，如果都能够多了解别人，学会体察别人的内心感受，又能足够开朗，对人满怀善意主动沟通，即使产生隔膜也能够化解。
东风压过西风
季羡林语录：21世纪将是中国化（东方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层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季羡林是一位东方语言家，在德国留学十余载，精通多国语言。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在当今西方化盛行，欧美西方经济占领先优势的大背景下，却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他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化（东方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季羡林的话掷地有声，给发展中的中国注入了更多的自信。
提到中国古老的明，也许每一个中华儿女都会有很复杂的感受，既有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明的崇敬与自豪，又也对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所遭受的屈辱的悲愤和心痛，还有对现在中国发展强大的期盼。曾经在我们的中华大地上孕育出了人类最古老的四大明之一，古代中国曾一度是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科技、化，古代中国所创造的鼎盛的明成就都为世界所景仰和赞叹。
中华化是什么时候开始落没的呢？在14世纪左右，中国的封闭自锁，已经使中国失去了世界强国的实力，但中国大国的架子还在。季羡林分析，中国化被西方化所取代是在鸦片战争后，战争的失败使西方戳破了中华帝国这一只纸老虎。从那以后，中国人在西洋人眼中的地位日降，最后几乎被看成野人。”西方化遂代替东方化成为世界的潮流。
在鸦片战争后的这些年代里，西方的物质明和精神明，不管是西方列强强行送来的，还是中国有识之士自己拿来的，都渐渐渗透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至今的三十年，中国与国外的交流与接触变得更为频繁。东方和西方融合加强，但由于经济实力和地位的原因，西方思想对我国的影响很大，而我们东方的化却没有那么大的影响。甚至有人说中国有“全盘西化”的危险。对此季羡林非常乐观，他相信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现在西方明已显出衰退的端倪，东方明的优越性在应对当前一些危机方面有西方化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季羡林为什么对东方化如此有信心？
首先，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季羡林认为人类创造的明或化从世界范围来说可分为东方化和西方化两大体系，每一个明或化都有一个诞生、成长、发展、衰落、消逝的过程，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化和西方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三十年河西的西方化将逐步让位于三十年河东的东方化，人类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无独有偶，英国的史学家汤因比在他所著的《历史研究》中，从他的哲学基础出发，得出结论，西方的化将来要消灭。他把各国民族的历史作了个总结，他认为人类共同创造了23个或26个明，每个明或化都有其诞生、生长、繁荣、衰微、消逝的过程，没有任何一种明或化可以贯穿千秋。
其次，季羡林对东方化有深刻的认识，东方和西方两大化体系，最根本的不同表现在思维模式方面，这是其他一切不同之点的基础和来源。即东方化体系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而西方则是分析的。所谓综合思维，其特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整体概念与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用医学来打个比喻：头痛可以医脚，反之亦然。所谓分析思维，其特点就是抓住物质，一个劲地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基本粒子。是不是还能再往下分呢?在这里，科学界和哲学界意见都有分歧，一派主张物质无限可分，一派主张有限。这种分析的思维模式，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再用医学来作比喻，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再次，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季羡林认为，在今天，西方化已逐渐呈现出强弩之末的样子，大有难以为继之势了。具体表现是西方化产生了一些威胁人类生存的弊端，其荦荦大者，就有生态平衡的破坏、酸雨横行、淡水资源匮乏、臭氧层破坏、森林砍伐、江河湖海污染、动植物物种不断灭绝、新疾病出现等等，都威胁着人类的发展甚至生存。而这些人类面临的危机，都可以从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角度来解决。
先不论季羡林的分析是否严密，单从他敢于在西方化主导世界的现在，提出东风压过西风的理论就让人敬佩。季羡林给了中国坚持自我化的信心，坚定了中国走自己道路的步阀。
东风能否压西风，东方能否再次崛起，有一些数据，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巨大的问题前面是，有一些思路。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英国《经济学家》信息部今天公布了20042008年全球82个经济体的创新绩效排名。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创新力的经济体，而中国是进步最快的经济体。报告指出，日本仍然稳居榜首，但此次排名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中国从两年前公布的20022006年创新绩效排名的第59位上升到第54位，而《经济学家》信息部此前曾预计，中国需要花5年时间才能达到这一水平。报告说，中国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重大的进步“引人注目”，认为这种飞跃得益于中国通过加大研发和教育投资来建设更具创新力的经济的政策。印度是另一个取得显著进步的国家，从第58位上升至第56位，幷有望在20092013年的排名中提升到第54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认为，如果中国继续以每年8(百分号)左右的速度增长，欧美增长率仍不足2(百分号)，在2018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亚洲经济体与传统发达经济体的实力格局将彻底扭转。
从这些数据中看得出，中国在发展，而且发展的速度很快。但是我们也不能太乐观，毕竟中国的底子薄，底数大，发展的道路还任重道远。
一日一心得：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有特色的东西才有生命力。当前，由于西方的经济强势，许多国人盲目追求西方的化，而放弃了很多中华优秀的传统，这不明智，就像一个人没有自我的特色，就没有了魅力一样，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特色，就像树木失去根基一样，逐渐消亡。
虚荣心不当一概贬低
季羡林语录：我从自卑到自信，从不认真读书到勤奋学习，一个关键就是虚荣心，是虚荣心作祟呢？还是虚荣心作福？我认为是后者。虚荣心是不应当一概贬低的。
虚荣心?是指人追求表面光彩的心理，是一个贬意词，一般的教育都是要求人们对虚荣心采取摒弃的态度。但是季羡林却说，虚荣心不应该一概贬低。有时候适当的虚荣心会成为人奋斗的动力，如果付出努力去追求或维护好的声名，那么这样的虚荣心对人是有利的。当然如果用不光彩的手段弄虚作假来换取好声名，则是不可取的。
季羡林之所心认为虚荣心也有促进人进步的好的一面，是源于他自己少年时的一次经历。季羡林15岁的时候，考入山东大学附属高中。山大的校长是当过前清状元的王寿彭。在王寿彭的影响下，山大附中的老师尊孔成风。这所高中的老师们，古水平极高，尤其教是国的王老师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他布置的一篇作《读徐长传书后》，季羡林写得下力，他给的批语是“全校之冠”。从此季羡林的所谓虚荣心一下子就被提起来了，他再也不愿意有不好的成绩。于是，他一改过去贪玩不用功的习惯，开始用起功来。第二学期，他又得了甲等第一名。
????而校长王寿彭曾有言在先，谁如果连续两个学期得甲等第一名，他就给谁题写一幅字。1927年5月，王寿彭兑现自己的诺言：给这位16岁的少年题字。他给季羡林题写了副对联，另外又写了一个扇子面，在扇面末端，题写：“……羡林老弟正，王寿彭”。一个教育厅长兼大学校长的硕学之士对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称老弟，这对季羡林来说真是莫大的荣誉。
从这件事之后，季羡林以前的自卑心情一扫而光，自信心大增。而且季羡林觉得这样的荣誉过去从未得到过，真是来之不易的。现在既然于无意中得到，就不能让它再丢掉，如果下一学期考不到甲等第一，这一张脸往哪里搁呀！从些，季羡林在学习上改弦更张，认真埋头读书了。而王寿彭校长可能万万不会想到，一个十五岁的大孩子，因为他的表彰，改变为另一个人。季羡林后来回忆说，他永远不会忘记王寿彭老先生。
每个人都有虚荣心，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别人真诚的表扬和赞美，如果能够把握人的这种心理特点，合理引导，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是中国传统的教育似乎不是这样，“教不严，师之惰”，许多老师都不愿意当着孩子的面，赞美和夸奖孩子，生怕产生副作用，滋生出骄傲自满的情绪。为了让孩子具有谦虚谨慎的态度，老师便经常不断地在孩子身上挑缺点，找毛病。有些教师认为优点不说不会出什么问题，缺点不指出就是对孩子不负责任。因此，在中国的教育语言中，挑剔比鼓励要高好多倍。相比而言，在教育上，这位清朝状元王寿彭实在是很开明了。
虚荣心比较强的人，一般都很爱面子，对他们来说，面子对他们很重要，所以当一件事情关乎荣誉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愿意花很多的精力来做好。当一个人肯下苦功朝一个方向努力，可以说这个人很少会不成功。有许多名人都是由于别人的一句赞美而走上了成功之路。
有一个穷困潦倒的青年流浪到巴黎，期望父亲的朋友能帮自己找一份工作。“精通数学吗？”父亲的朋友问。青年羞涩的摇头。“历史地理怎么样？”青年不好意思地摇头。“那法律呢？”父亲的朋友连连问话，青年只能摇头。“那你先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吧，我总得帮你找份工作呀！”青年惭愧地写下了自己的住址，急忙转身要走却被父亲的朋友拉住：“青年人，你的名字写得很漂亮嘛，这就是你的优点啊！”“把名字写好也是一个优点？”青年在对方眼里看到了肯定的答案。“能把名字写好，就能把字写得叫人称赞，就能把章写好！”受到鼓励的青年，一点点的放大自己的优点，兴奋的脚步都轻松起来了。数年后，青年果然写出了享誉世界的经典作品。他就是家喻户晓的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
有虚荣心的成功欲比较强，只要有人给他们指出一条适合他们发展的道路，他们会非常乐意去努力，并且很专心的努力下去，直到成功。而这些指引者，就是表扬和赞美他们的人。也许这些表扬他人的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所给予的表扬对别人造成的影响有多么巨大。他们因为这一句表扬，成为了别人心中最想感激和一生最难忘的人。
有一个叫马可的职业作家，现在已经48岁了，在过去的24年的作家生涯中，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说了一则关于他自己的真实的故事。
马可说，小时候他是个非常胆小害羞的孩子，他没有什么朋友，对自己也很没有信心，总觉得自己什么事也做不了。上中学时，有一天，他的语老师给全班的同学布置了一道作题。马可回家后认真完成了作业，然后交给了老师。现在他已记不起当初他写的内容和老师给他的分数了，但他仍清清楚楚记得，并且永远不会忘记老师在他的作本里的空白处写的那四个字“写得很好！”这四个字，改变了他的一生。
“在我读到这四个字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自己是谁，也不知道将来我能做什么，”马可说，“直到读了老师的评语，我才找到了信心。那天回到家后，我又写了一则小故事，这是我一直梦想着去做却不相信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之后，在读书的业余时间，他又写了许多小故事，每一次他都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学校，交给这位语老师。而老师对这些稚嫩的作品则给予了鼓舞人心的、严肃而又真诚的评价。“她所做的一切恰恰是当时的我所需要的。”马可说。
在第30届中学同学聚会时，马可回到了当初所在的学校并且拜访了已经退休的语老师。他向老师诉说了当初写的那四个字对他一生的影响：正是那四个字给了他信心和勇气，他才能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
故事中马可的虚荣心给他带来了动力，当老师表扬他一次后，虚荣心使他想一直拥有老师的表扬，于是他愿意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写作上，他努力使自己的作写得越来越好，这样他就可以不断的得到老师的表扬。
一日一心得：
每个人都有虚荣心，都喜欢别人表扬自己，肯定自己的价值，如果通过实际的努力，取得成绩来赢取别人的赞扬，这种行为值得肯定。但如果既爱慕虚荣，又想不劳而获，只想着怎么投机取巧来换取表面的光彩，则应该贬低。
“把毁誉置之度内”
季羡林语录：古代豁达之人倡导把毁誉置之度外。我则另持异说，我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置之度外，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我有点担心，这有可能表示一个人的糊涂或颟顸。我主张对毁誉要加以细致的分析。首先要分清：谁毁你？谁誉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由于什么原因？这些情况弄不清楚，只谈毁誉，至少是有点模糊。
季羡林主张“把毁誉置之度内”，看起来似乎不够豁达，但季羡林又并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这一点从他对待在革中曾经迫害过他的人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季羡林自己解释说，把毁誉置之度外，虽然可能表示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他觉得不把别人对自己的批评、谪毁加以分析，只当成一阵风，不去究“毁“之来源、动机、内容，可能使人变成一个糊涂的人。不利于一个人总结人生经验，提高自己的识人、识物、识人生的水平。
历史上苏东坡是一个非常旷达的人，他在诗方面有很同的造诣，但在官场却一生不顺。苏东坡性格耿直，为人真纯，在复杂的官场中，虽然一心为民，但缺乏斗争策略。在他为官的道路上，他一直是起起落落、坎坷不断，屡遭小人的谪毁，多次被贬到京外，在京城与外地之间流转，最后也是死于回京的途中。
我们来看看苏东坡一生在官场中的沉浮：
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实行新法，苏东坡由于不满王安石新法给人民增加的负担，对这些新法极力反对，他连续上书皇帝，然而却没有什么作用，自己却成为了新派的眼中钉，最终被弹劾下被贬到了杭州，后又调任湖州。
然而这只是刚刚开始。遭到谪贬之后，苏东坡仍然不满，他把这种感情写进了诗中。他的诗使当权的人无法忍受，新党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章。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以“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
宋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旧党领袖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东坡由于反对新党，所以旧党对他很有好感，苏东坡的官场生涯有了转机。苏轼于这一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但是当苏轼看到复苏的旧党对新党势力拼命压制后，他认为司马光一派与王安石一派不过是一丘之貉，于是他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这使得苏东坡又遭到了司马光一派新党的谪毁，至此苏轼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杭州。
但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再次外放颍州。元祐八年新党再度执政，他又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而后，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今海南）。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来徽宗即位，苏东坡又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直到元符三年大赦，苏东坡复任京官朝奉郎，但是此时的苏东坡已是花甲之年，在北归途中，他死在了常州。
对于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贬到外地，苏东坡也很无奈。有一次，苏东坡退朝回家，指着自己的腹部问侍妾：“你们有谁知道我这里面有些什么？”其中一个回答：“是章。”还有一个回答说：“是见识。”苏东坡都摇了摇头，只有苏东坡的宠妾王朝云笑道：“你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听到这句话后，夸赞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
苏东坡的性格豁达大度，豪放不羁。对于别人的谪毁他视若过眼烟云，但是自己却因此而受了很多苦，如果他能吃一堑长一智，分析一个谪毁他的人，分析一下官场的规则，是不是可以少受一些冤枉罪呢？
所以面对别人的批评、批判、甚至谪毁，不能一概不闻不问，当成过耳秋风，这对自己没有一点好处，也不能使一个人变得成熟起来。人都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做糊涂的受难者。要分析别人的“毁”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这可以让我们了解对方的为人。还要分析“毁”的内容是否属实，如果是真有其事，那么虚心改过，如果是无中生有，则不用背这个黑锅。
**有一句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指的是善意的批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当然应该虚心接受，并且还应该向别人表示感谢。但是对于恶意的谪毁，就不能傻乎乎的当成好心了，对这样的人要有防备之心。对于那些严重污蔑别人，捏造事实的，法律上还有“毁谤罪”，这种情况，就算当事人想置之度外，法律也不会容许。
一日一心得：
人常说“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种态度用在光明磊落的大侠身上会比较合适。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恶意的小人，他可以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伤害你，这种时候，就不能过于大度了。认真对待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特别是那些不好批评和批判，是对自己的一种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