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镇压革命，巴结日本
校园掠美宝鉴 都市之美女如云 侧室谋略 我用青春一同埋葬 重生名媛我最大 无双神脉 落难郡主要逆袭 谁是凶手 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 蚀骨恩宠：误惹撒旦首席
第四章 镇压革命，巴结日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国，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全国24个省区中先后有14个省宣布脱离清廷独立。清廷反动统治陷于土崩瓦解的局面。
武昌起义的消息很快传到东北，东北的革命志士也异常振奋，开始频繁活动，准备响应关内各省的行动。奉天革命党人张榕同新军第二混成协(相当于旅)统领蓝天蔚共同酝酿起义。
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正远在哈尔滨视察。赵尔巽，号次珊，山东省蓬莱人。先世隶汉军正蓝旗，清朝进士，其兄赵尔震和其弟赵尔丰均为清末封疆大吏。赵尔巽听到武昌起义消息，吓得魂不附体，连夜返回奉天省城沈阳。他一面派出坐探，密赴上海、南京、北京探听消息；一面召集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等绅商亲信商讨对策。袁金铠建议调张作霖所部进奉天，以便加强军事力量，提高与革命党人及新军的对抗能力，达到镇压革命的目的。
赵尔巽没有完全采纳袁金铠的建议，而是决定密调驻防通辽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这消息很快被张作霖得知，他火速返回奉天，坚定地站在反对革命的阵营一边。辛亥革命为张作霖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绝好的机遇。
(一)
张作霖驻防洮南，可在武昌起义后却突然调防沈阳。人们当时不知道，其调防命令是后来补发的。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张作霖早就打报告要求调防辽南，被赵尔巽婉言拒绝了。张作霖很会见风使舵，懂得急躁往往误事的道理，所以耐心地等待时机的到来。恰在这时，张作霖的部将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等人奉命去省城讲武堂集训。张作霖要他们在省城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随时报告消息，以便采取恰当的行动。
奉天省讲武堂创办于1906年，是为培养陆军初级军官而设。赵尔巽任盛京将军时，称为“东三省讲武堂普通科”，学习年限为一年，地点在老将军府，附于陆军小学院内。1908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改称“陆军讲武堂”，作为培养陆军和巡防营军官的学校，地点移至小东边门外。辛亥革命后，该堂停办。
辛亥革命前，驻扎奉省的有旧军，也有新军。旧军属地方警备部队，也叫巡防营。新军叫新编陆军，属于国家正规部队，地方无权调动。当时新军的第一混成协驻新民；第二混成协驻奉天省城北大营，其协统(旅长)蓝天蔚是革命党人。他与张榕等人密谋举事，决定采取不流血的办法，公推蓝天蔚为革命军关外大讨虏都督，使东北脱离清政府而宣布独立。蓝天蔚便在北大营召开中下级军官会议，要求做好兵变准备，用武力胁迫赵尔巽放弃东三省总督的位置。蓝天蔚还对各营的行动进行了安排。
但是，新军中的军官不都真心拥护革命，蓝天蔚部下李际春(字鹤祥)因屡次得不到提升而怀恨在心，他当夜把第二混成协的行动密报给赵尔巽。
李际春的密告对赵尔巽是当头一棒，吓得魂不附体，他便连夜召集心腹袁金铠研究对策。袁金铠，字洁珊，辽阳县山岳铺人，秀才出身，曾任辽阳警务提督。后结交赵尔巽，受赵关爱，认为门生。赵尔巽任东三省总督时，袁金铠入督幕，参与政事。在赵尔巽支持下，袁金铠任奉天咨议局副议长。赵尔巽心事重重地说：“眼下，革命党到处煽动蛊惑，奉省岌岌可危，莫如离奉归京为上策。”
袁金铠跪倒在面前，声泪俱下地说：“次帅!”因赵尔巽字次珊，所以这样称呼，“在此大清存亡之秋，请镇静处之，为全省民命计，切莫入关。依愚见，蓝天蔚乃优柔寡断、无勇无谋之辈，张榕更是见识短浅、浮躁不羁的青年，均不足惧。”
赵尔巽六神无主，搀起袁金铠，叹口气说：“可是目前省城空虚，军队操在革命派之手，无兵怎能应对?”
袁金铠说：“应速调巡防营入省城，以平乱党。”
“你看调谁合适?”赵尔巽问。
袁金铠胸有成竹地说：“张统领作霖，久有报效次帅之志，又有胆识魄力。不妨传令回奉，安定大局。”
赵尔巽沉思一会儿，说：“作霖乃绿林降官，动荡之时，恐生二意，还是调吴俊升来省城较为稳妥。”
不料调兵一事，被前路巡防营驻奉天省城人员张惠临侦知，他立即会同在奉天讲武堂受训的张作相、孙烈臣等人，电告驻洮南的张作霖：“省城临危，火急入沈，莫失良机，万万速达。”张作霖认为，混乱的时局正是武人升官发展的大好时机，接电后，他当即点兵集合，以领饷名义去奉天。他亲率一哨马队先行，快马加鞭昼夜兼程，其余各营在后跟进。张作霖途经郑家屯时，吴俊升特率万福麟等众官佐出郊相迎，百般留张小憩，说给准备了早餐。张作霖以军务紧急为由加以谢绝，没有向他透露半点儿消息。此刻吴俊升尚蒙在鼓里，全然不知张作霖的用心。当张作霖全军开进沈阳后，吴俊升才接到赵尔巽的调令，但为时已晚，只好作罢。
张作霖此次用兵，明知违反军令，但他认为，此时的赵尔巽处于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境地，自己手握重兵，又打着“率兵勤王”的旗号，估计总督大人不会惩处自己。张作霖率一哨人马到沈阳后，住在南门外的万福客栈，并马上把城内各大旅馆、客栈全部占下，还贴上标语“前路巡防营占用”，以张声势。然后，他把张景惠等人叫来，说：“我看奉天城也没什么乱子呀。”张景惠向他报告说：“咱奉天要革命了。”张作霖一愣，问：“革命?什么叫革命?”张景惠就胡乱解释一通：“就是革咱们地盘，革咱们饷银。”张作霖把眼一瞪，说：“这还了得，革命就是跟我过不去。”说完，就去总督府晋谒赵尔巽说：“省城形势危迫，作霖闻讯赶来，愿听大帅吩咐。请大帅放心，作霖虽粗鲁无才，但愿以生命相许，报效大帅!如若大帅认为作霖未奉命令，擅自行动，甘愿接受惩处。”
赵尔巽正苦于身边无兵，惶惶不可终日，见张作霖率军赶到，自然非常高兴。他说：“你来得正好，我明天就准备去死。”张作霖问：“为什么要去死呢?要死，大家一起去死!”赵尔巽说：“明天，奉天的武官员们要独立，但我绝对不干。如果他们得逞，那我就去死。”
张作霖赶紧对赵尔巽说：“你老给我下命令吧，把我的军队全部调来。你老赶快把城门关上，再把我那30多学员召来，给他们发些枪，我来保卫这奉天城。”
赵尔巽说：“很好，不但这样，我还要把我的卫队和警察也都交给你，统统归你指挥。你把他们放在城门那儿，叛军来了，打就是了!”于是，当即给张作霖补发一张调防命令，将无令来奉之事合法化。不仅如此，又把原中路巡防营统领金道坚撤职，改由张作霖兼任中路巡防营统领。这样一来，张作霖所部达14营，兵力约5000人，相当于一个旅，势力足以和新军抗衡了。张作霖成了奉省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
有了张作霖的效忠，赵尔巽的底气足了一些，打算用旧军压一压新军的气势。于是，在1911年11月12日上午，赵尔巽在奉天省城召开了新旧军将领会议。张作霖作为前中路巡防营统领，也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应付局势的方针和东三省应持的态度。张作霖在步入会场时，两手托着一个羊肚毛巾包，里面包着两只三炮台的香烟筒子，走进屋里，把毛巾包往会议桌正中一放。谁也不知里面包着什么东西。
会上，赵尔巽首先发言：“最近，武昌发生叛乱，朝廷正派大军剿办，不需多日即可勘定。东三省是皇上的老家，祖宗陵寝所在，是龙兴圣地。因此我们必须为朝廷牢牢守住，以固根本，不可受匪乱影响……”
赵尔巽左一个叛匪，右一个叛党，会场上出现了窃窃私语。赵尔巽发现新军将领个个横眉怒目，神色不对，就马上改变口气，把话往回拉：“东三省处于日、俄两强之间，稍有异动，深恐前途不堪设想。值此关内风云变化之时，”他不敢再说“叛乱”，“我们东三省最好不动声色，静观时局演变，什么态也不表。咱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抱定这个宗旨，将来不管谁胜谁负，我们都可以堂堂正正拿得出来。只要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我们为官的就是一大功劳。千万不要受关内……影响。”他硬是把“关内”后面的“叛乱”二字咽了回去。
赵尔巽最后说：“我们今天应当郑重表决一下，谁赞成‘保境安民’，就请举手。”
赵尔巽的话一落，张作霖就率先举起手来，其他旧军将领也举手表示赞成。新军将领面面相觑，没有一人举手。赵尔巽也觉得尴尬，就一再动员大家说：“诸位不要多心，是赞成是反对，直述其见嘛!”他连说了数遍，仍没有表态的，会场上的空气显得很紧张。
张作霖见新军将领不表态，霍地站立起来，抓起桌上的毛巾包，大声吼叫着：“总督大人的劝告，可谓仁至义尽，苦口婆心，怎么能像酱缸里面的石头不进盐酱呢!”他把毛巾包往上一举，“大家今天如果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不举手赞成的话，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谁也别想逃出去!”张作霖的这一举动，惊得会场鸦雀无声，大家知道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赵尔巽也不知毛巾包里包的是什么，万一是炸药他也怕死，就打圆场说：“雨亭，不要冲动。”然后转向新军将领，“各位听我的，准保没有错。也许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于是，他又把刚才的话重说了一遍，然后再次表决。
这次新军第三镇协统卢永祥首先举手，只不过举到耳根，其他新军将领也慢慢举起了手。就这样，赵尔巽的‘保境安民’方针被强行通过了。而新军将领们预先拟订的东三省独立的约定，在张作霖的恫吓下，中途流产了。
会后，张作霖等旧军将领洋洋得意地走出了会场。其后，新军将领也陆续慢吞吞地走出来。他们见张作霖已走远，就互相埋怨着说：“事前研究好不赞成赵尔巽，是谁先把手举起来的?这不是违反事先的约定吗!”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一把抓住卢永祥的袖口，质问道：“你这老兄，咱们不是事先在外边已经说好了吗!为什么在里边你先举手？”卢永祥红着脸辩解说：“老兄，有命才能革命。张作霖那小子是不要命的主儿，你没看见他手里的炸药吗?那玩意儿要是弄响了，咱们就全完蛋了，还谈什么革命?”停一停又说：“再说，我是把手举到耳根就没再往上抬。这是表示我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也不看清楚，就盲目地全都举起手来，这能怪我吗?”
卢永祥这么一说，大家也觉得事已至此，后悔也没有用，就不再言语，一个个无精打采地返回营房。
自从张作霖进入奉天省城以后，赵尔巽在幕后大肆活动，力图控制局面。然而，蓝天蔚、张榕和吴景濂等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对反动势力估计不足，仍然幻想以和平方式争取东三省独立。他们商议决定，以奉天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的名义成立一个“奉天国民保安会”，表面上推举赵尔巽为会长，进而达到逼迫其宣布独立的目的。吴景濂，奉天兴城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原为立宪派。他看到清廷大势已去，就与奉省革命派一致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共和政府。吴景濂面见赵尔巽，请他参加省咨议局会议。赵尔巽沉思良久，才应允下来，同意出席会议。
吴景濂走后，赵尔巽将袁金铠、张作霖召来，共同商量对策，很快制订了一个周密的夺权计划。
1911年11月12日下午，省咨议局大会如期召开，来自军、政、农、工、商、学各界自治团体代表到会。张作霖的大队人马尚未进城，只携带自己的亲信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等18人进入会场，布置在场内的四个角落和出入口，会场内外戒备森严。
蓝天蔚下令调他的部队从北大营入城，但是，队伍好久没有到。蓝天蔚觉得情况不对，就和少数军官跑到某东洋旅馆，等候保安会的消息。不久，第二混成协的炮兵在标统聂汝清的率领下开进省城，把炮口对准咨议局，而不是对准总督府。这是为什么?原来北京已经电令聂汝清署理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虽然没有接到命令，但是感觉到部队已经不听他的调动了。
在咨议局内，议长吴景濂主持会议，说明此次会议是要讨论决定奉天以后的政治命运，同时指出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目前的要务是成立“国民保安会”，恳请赵次帅出任会长，然后顺从民意响应武昌起义，宣布东三省独立。他的讲话赢得了台下的阵阵掌声和不断的喝彩。吴景濂讲完后请赵尔巽谈谈看法。
赵尔巽在台上如坐针毡，不知从何谈起。他首先说：“鄙人两次到东三省，所作所为问心无愧。”他掏出手帕擦擦额头上的汗，又起来：“东三省地处日俄两强之间，稍有变动，深恐前途不堪设想……深望全省父老各安生业，静观时局演变……”
赵尔巽没说上几句，就有革命党人站起，打断他的讲话，要他讲真话，不要净讲些官场上的废话。还有的说：“干脆痛快点，宣布奉省独立，响应武昌起义!”
正当激烈争辩的时刻，张作霖突然登上讲台，拔出腰间的手枪“叭”地摔到桌上，大喊道：“我张作霖身为军人，只知道保护大帅和地方百姓。如有胆敢破坏省城秩序者，可别怪我不客气。我张某虽好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是不交朋友的!”这时，张作霖早在会场四周布满荷枪实弹的18个官兵，个个抽枪在手，大有火并之势。倾向革命的人，见此情景，有的害怕，有的气愤，纷纷离席退场。议长吴景濂等人发现大门口准出不准入，完全被张作霖的部下控制了，也相继跑出了咨议局。谋取奉天省和平独立的计划破产了。张作霖一看场面被镇住了，就继续说：“我张作霖有枪有人，只要是对地方有利的事，我张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们一定得尊重总督的意见。”
在副议长袁金铠的主持下，会议继续进行，但形势已完全逆转。会议决定，不发表独立宣言，仅把黄龙旗降下，改升黄色旗；去掉预定在旗上写的“光复”二字，仅留“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并通电吉、黑两省如法炮制。会上“公举”赵尔巽为国民保安会会长，袁金铠任参政总长，聂汝清为军政部长，张作霖为军政部副部长，由张全权负责镇压省城革命。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做了参谋部的副部长。保安会的宗旨是：“保卫地方公安”“有辅助行政之权”，保安会“所举部长皆以行政官兼充”，“一如其旧，与另设临时政府，迥不相同”。
奉天“保安会”成立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也相继成立。赵尔巽还通知各府、厅、州、县，如辽阳、铁岭、安东、海城、新民等地，都相继成立分会。保安会，是在奉天辛亥革命运动兴起的情况下，反动的官僚、地主、保皇派士绅与封建军阀势力的大联合。他们名义上是为地方保安，实际上是清廷镇压东北革命的工具。
关于上述事件，我们不妨看看原东北军将领王益知先生的论述：
辛亥十月，武昌首义，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震撼了清廷和各省疆吏。关东三省地方，由于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和日俄战争中遭受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已深感亡国灭种的危险，尤其是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之后，更感到民族危机十分严重。广大革命志士认识到，要想挽救中国，非用革命手段推翻**透顶的清廷不可，因而广泛地传播民族思想，散布革命种子，不断地掀起革命运动。武昌起义爆发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驻地奉天(后改名辽宁)省会沈阳，成为革命的重点地区，当时公开进行活动的蓝天蔚与张榕，成为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人物。
蓝天蔚，字秀豪，湖北黄陂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自费留学日本，志愿学武，曾入士官学校。1903年至1904年(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他在日本倡言革命，联合黄兴、蔡锷、陈天华、钮永建等20余人组织抗俄义勇军，谋回国抗俄排满。其报名者达千余人，由蓝担任队长，每日勤加操练，但为日本政府所阻止。他回国后，复经东三省总督锡良派赴日本陆军大学，可谓与东北素有渊源，熟知东北情况。武昌起义时，他任奉天新军第二混成协协统，驻沈阳北郊北大营(北大营之名即始于此)。由于他拥有武装力量，因而在革命派中有很高的威望。他与当时驻在保定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和驻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相呼应，共同打电报给清廷，要求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
张榕，抚顺人，又名焕榕，是张焕相(字肃堂，日本士官毕业，曾充东北军旅长、哈尔滨特区长官)的堂兄。出身于大地主家庭，富有资财，仁侠尚义。他22岁时入北京大学译学馆(当时北京大学包括师范馆、进士馆、译学馆等)，地址在东华门北河沿，监督为朱启钤。1904年(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时期，他弃学出关，毁家纾难，组织关东防卫队，聚集万余人，与丁开嶂组织的铁血团并肩抗俄。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他与吴樾谋炸清廷派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于北京车站，吴樾当场牺牲，他逃脱后易名潜往天津，但被侦探杨以德(后为天津警察局长，军阀爪牙之一)识破，被捕入狱，判处终身监禁。在狱四年，最后偕同狱吏王喜璋越狱，东渡日本。他精通剑术，在日本期间曾为一个下女争取自由，同一个武士比剑获胜，下女因之得以解放。武昌起义后，张榕来到沈阳倡言革命。这次他不是遮遮掩掩秘密地进行，而是毫无顾忌地公开活动。他甚至要与赵尔巽分庭抗礼，面对面地向他提出奉天要独立的要求。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常用刺杀个别人物的手段制造恐怖氛围，使人“谈虎色变”，何况张榕又是与吴樾谋炸“五大臣”的重要角色，所以赵尔巽感到害怕，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赵更怕与张榕会面，深恐有流血五步的危险。这样一来，张榕便在沈阳轰动一时，妇孺皆知。
在沈阳进行革命活动，比较有利的条件是：在南满车站附近可以招兵购械；以大连为跳板，可以北往沈阳，南往上海，甚至远到日本，交通很便利。同盟会在东北的活动也以大连为中心，利用交通上的方便，往来东北各地，与蓝天蔚、张榕等互通消息，联成一气。
11月初，与蓝天蔚相呼应的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于石家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调为长江一带的宣抚大臣，被夺去兵权。鉴于这种不利情况，革命派加紧了活动，一方面，蓝天蔚在北大营召开秘密会议，准备发动第二混成协士兵入城占据各机关，宣告独立；另一方面，张榕拟通过政治手段，由奉天省咨议局召集沈阳各界开会组织国民保安会，逼走赵尔巽，推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沈阳的革命活动，在蓝、张二人的策动下，很快进入了**。
第二混成协是由第二和第四两个标(每标三营)和步、马、炮几个兵种混合组成的。其中第二标标统聂汝清毫无革命思想，他认为他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便向赵尔巽告密。第二混成协是驻扎沈阳的惟一新军，如有变动，赵尔巽别无其他可靠之兵，非走不可。同时黑、吉两省惟奉天的马首是瞻，只要沈阳起义，黑、吉两省不成问题。赵尔巽接到告密后，非常惊慌，急忙找省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密商，他一面和张榕虚与委蛇，以便拖延时间，一面电调驻在洮南的张作霖来沈保驾。这样就为张作霖制造了一个政治投机的机会。
张作霖接到赵尔巽的命令后，便亲率一哨马队，兼程急进，不到三昼夜就到达沈阳。在赶路时，经过吴俊升驻地，片刻不停，只遣马弁持名片约吴于沈阳相会。吴俊升驻地距沈较张为近，吴也接到调沈命令，应当先行。但吴迟疑不决，行动缓慢，接到张之名片后，才大吃一惊，说张统领行动何其神速!这样看来，张作霖果真是机警异常吧，又不尽然。原来这时张的交际更为广泛，他与赵尔巽幕府里的人物拜把兄弟，每通消息必有厚赠，像这样的大事自然会透露给他的。兼之，他的部下张景惠等正在沈阳讲武堂受训，是他的坐探，对这种大事也会发电报向他报告。他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便快马加鞭不分昼夜地赶路，才会如此之快。他于沿途还命令所部，迅速向沈阳进发。
张作霖见了赵尔巽，表示愿以“保卫大帅，镇压地方”为己任。赵认为张这支部队比较可靠，也就挟以自重。在张作霖的伴随下，赵尔巽参加了1911年11月12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在省咨议局举行的保安会。场外由张作霖的部队严加戒备。沈阳各界出席者达2000余人。张榕等前后发言，慷慨激昂地要求宣布独立。张作霖突然跳上讲台，持着手枪，气势汹汹地说：“今日之会，我们一定要服从大帅的主张，如有反对的，即使大帅容许，我这枝手枪也是不允许的。”一时会场空气甚为紧张，就在这种恫吓和强迫之下，赵尔巽自任保安会长，吴景濂、伍祥祯为副会长，聂汝清、张作霖为军事部正副部长。张榕等原想用保安会挟制赵尔巽，逼他出走，并推举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不料反为赵尔巽所窃据(按：以后张作霖于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在东北也成立保安会，自任保安总司令，可以说是抄袭这次会的老章)。赵尔巽还进一步排挤蓝天蔚，他先将成为保安会的经过情形，报告了清廷和袁世凯，并着重指出：“协统蓝天蔚与两标素不相洽，全协皆不听从命令。”清廷复电说：“蓝天蔚即去统领官，交赵尔巽差遣委用。”1911年11月14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赵尔巽邀蓝入署，说：“因南方风潮日烈，请君去调查，据实以报。”并赠旅费2000元，由伍祥祯(二十镇三十九协协统)送交，危言耸听地促其速行。与此同时他又叫蒋百里做同样的劝告。这就是赵尔巽对蓝天蔚的“差遣方式”。蓝被迫离奉，其原因不外是聂汝清向赵告密和张作霖要和他拼命。其实张作霖的这步举动，有点类似“赌博性的讹诈”，他所率领的一哨马队，共有四五十人，与他的部下张景惠等在讲武堂受训的人数相近，合起来也不过百人，这就是他在省咨议局布置的兵力。当时他的绝大部分队伍，尚远在洮南一带，据《盛京时报》11月19日(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记载：“现在已将前路巡防营张统领作霖调入省城，并其所部马步各营暂住万福客栈，一俟勘定营房，即将分派驻扎以资防守……”可见他的部队，是在开保安会后的几天才开到沈阳的。这样，张作霖在沈阳的实力与蓝天蔚的新军相比，实在众寡悬殊。蓝天蔚当时倘若向第二混成协士兵晓以大义，动以热情，从而掌握军心，高举义旗起事，乃名正言顺顺理成章的事，而聂汝清的破坏也就起不了多大作用。至于张作霖的那点儿人马，更是不堪一击的。可是蓝天蔚何以放弃一切，悄然离沈呢?田桐曾说过：“天蔚性豪爽，心地殊光明，其与个人交，则薄于己而厚于人……惟做事少主张，易为人所摇，故与做私交则宜，共公事不尽宜也。”
蓝天蔚离奉后，曾给赵尔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天蔚(虽)秉性过愚，(但)素非畏李之辈，亦非无起义之权，并非无辅佐之人。然某甘辞兵权……者，诚以东省迭遭兵燹，去年大疫，本年大水，不忍视生灵涂炭，我公危险，且恐与日前奏请立宪主旨相背谬(指与张绍曾等合奏事)，无以见信于天下耳……”由此可见，蓝天蔚起初是否有过起义的决心和信心，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劝他离奉的蒋百里，论军事知识虽高人一等，但革命思想却极为薄弱。在蓝出走之后，不久他也入关，做了保定军校校长。后来，由于学生南下参加讨袁，他大不以为然，竟愤而举枪自戕。他二人原是留日同学，如果蓝天蔚决心起义，他再从旁相助，“辅佐得人”，张作霖不一定就能得逞。
虽然如此，蓝天蔚在关外还是有相当威望的，当时的革命党人，多假借他的名义活动，如“关东大都督蓝天蔚号召革命檄”即其一例。最可笑的是，在他离沈的第二天，沈阳通衢上出现了蓝天蔚谕军安民的六言告示，主要内容有：“本军维持人道，严守保民主张，无论蒙满回汉，不得互相残伤……”这显然是出于赵尔巽、张作霖等的伪造。可见就是反革命派也想利用他的名义安抚人心。
张作霖这番效力，深为赵尔巽所赏识，于是赵尔巽保奏张作霖、冯麟阁二人以总兵简放，更特别派张作霖为巡防营务处总办。这是奉天军事方面一个重要位置，前东边道张锡銮也曾兼过此差。从此张作霖就初步夺取了奉天的军事大权，而聂汝清也接替了第二混成协协统，篡夺了蓝天蔚的职务。
蓝天蔚被迫出走后，沈阳革命党人的活动有些低落，力量有些涣散。张榕为了挽回颓势，集中各方面的力量与赵尔巽操纵的保安会进行斗争。他于11月17日(阴历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蓝天蔚出走的第三天，组织了“联合急进会”，各界踊跃参加，推举张榕为会长，势力发展很快。张榕向赵尔巽提出奉天宣布独立，悬挂白旗的要求，虽然为赵所拒绝，但斗争还是继续下去；离沈阳不过百里的辽阳以及庄河等都接二连三地发生起义，牵制了沈阳的兵力，鼓舞了人心。
蓝天蔚由沈阳到了大连，住在吉野町旅馆，改名蓝芳豪。稍事休息之后，于11月22日(阴历十月二日)只身来到上海。他见东南方面“党派分歧”，曾悲观失望地用手枪自杀未遂，所以东北革命派以蓝天蔚名义招募民军，委任干部，他本人实未与闻。在革命派招募民军，联络“土匪”过程中，又与张作霖发生了一场斗争。在辽中县八角台一带，有股“土匪”约1000余人，经张鹏九从中拉拢，赵尔巽派辽中县知县章启槐前往收编，这样既免得被民军收过去，又可扩充张作霖的势力。收编尚未着手进行的时候，张鹏九突然被刺杀，使张作霖大吃一惊。原来张鹏九是个拔贡，也是个劣绅，平素结交官府，武断乡曲。当年张作霖收抚，他曾以绅士身份穿针引线，暗中为张主谋，因而张与之关系甚密，呼为老叔。张鹏九之被杀，是革命派所为，其给地方除一大害，人心大快。这股土匪，本来可编三营，由于大部分跑散，勉强凑成一营，由张鹏九之子为管带。可见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之间的斗争极其剧烈，此不过略举一例而已。
这时窃国大盗袁世凯采用一箭双雕的手法再度登场，赵尔巽曾去电表示拥护。袁世凯借口“兵饷无着”，要将奉天库内贮存的历代名贵瓷器盗卖，赵尔巽惟命是从，这批名瓷遂被盗走。袁世凯又想收买张榕，遭到严厉拒绝，遂电赵尔巽要他加强制止“乱党”活动。加之此时孙中山任命蓝天蔚为关东大都督，赵尔巽深恐张榕与之里应外合，酿成心腹大患，便与袁金铠、张作霖密谋进行杀害。袁金铠是奉天省咨议局的副议长，又是急进会的参议。此时混入革命队伍的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已赴沪代表东北参加临时会议，赵尔巽以吴又转赴南京为借口，主使省咨议局给伍廷芳拍电说：“本局前委任吴议长景濂，到沪会议，沪会既终，吴君不回奉而赴宁，地点已违反委任，无论所办何事，非本局共同意见，各界均不承认。公议将吴君议长资格取消，委状作废。”因此，袁金铠已稳操咨议局大权。他表面与张榕结为好友，酒食争逐，过从甚密，暗中却将探得的张榕这方面的消息，报告给赵尔巽。可惜张榕认贼作友，疏于防范。1912年1月23日晚间，袁金铠又宴请张榕于西关平康里“得意楼”(按：有记为“德兴楼”者实误)。酒阑人散，袁金铠先行，张榕和其他友人到附近的“聚福班”打茶围。就在门口，张榕惨遭毒手，身中三枪，当场死亡。三个凶手中有张作霖的侦探长于宝山(后为二十七师营长、旅长，因案被张作霖枪决)，这清楚地说明张作霖、袁金铠是预谋杀人的主犯。袁金铠以镇压革命“有功”，经赵尔巽奏保“京卿”。袁在1928年59岁生日自叙诗中曾沾沾自喜地写道：“辛亥八月秋，政变蓦然起。东陲特别地，维持岂虞毁。泰安(指赵尔巽)幸重来，临溟(指张作霖)实柱砥。我亦竭绵薄，祸福置生死。忠清蒙亮褒，京卿荷荣玺。”“我亦竭绵薄”，这正是他镇压革命杀害张榕的自供状。
张作霖又派兵至北关张榕家中，将其兄焕柏刺死，并抄没全部家产(民国成立后，由临时稽勋局局长冯自由要求奉天督军张锡銮发还张榕被抄家产，但所剩无几)，同时家属也被拘走。
同盟会的张继这时在沈阳活动，经武进人谢荫昌(后为奉天省教育厅厅长)告知其张榕被害消息，乃连夜出走。
同一天夜间，被张作霖杀害的尚有宝昆与田亚赟。
宝昆字宜山，清末协领，旗人。原籍抚顺，其父恒(名待考)曾任江南知府，住在沈阳小河沿后，即名“恒知府胡同”，人称宝昆为“小恒六”。宝昆家资富有(据当时估计约50万)，与张榕同乡，又同好骑射，常有往来。受张榕革命思想影响，亦剪辫喜谈革命，并以资财援助张榕，因而为张作霖所注意。张派兵10余人突入宅中，将宝昆从被窝中拽至楼下，用利刃刺死。宝昆横尸血泊，在院中覆以芦席，其妻亦被刺伤，财物同样被抄没。宝昆所以被杀，一种说法是，宝昆是沈阳旗人中参加革命党者，杀他，为的是警戒其他旗人；另一种说法是；宝昆所养马匹，骨骼神骏，马具华丽，张作霖曾同他赛马，样样都比不上，因此非常嫉恨。
田亚赟毕业于陆军小学，是个进步青年。那时，陆军小学与测量学校都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地方。田受此影响而参加了革命。由于擅长图画，他担任了联合急进会机关报(国民报)的图画编辑，也因为画图画的关系，与同善女学潘姓女生产生恋情。这时他正在南关合兴福胡同岳父家中养病。黎明时候，邻舍闻砰砰声响，误以为请神时放的爆竹。不久，人声嘈杂，才知发生惨案。他的被害，是张作霖做给进步青年看的。
1月24日清晨，满城传播着张作霖杀害这三个革命党的新闻，三家院中自晨至晚挤满了看死者的人。对于这种残酷的杀人手段，没有不暗自愤慨的。以后，在四郊荒野地区，以及沈阳最高学府知识分子荟萃而易于传播革命思想的两级师范(包括优级师范)学校一带，常发现有剪了发辫的青年头颅，有的还高挂在楼上。深夜捕人的事不断发生，青年学生中常有失踪者。闹得讹言繁兴，道路侧目。阖城笼罩在白色恐怖的阴霾之下。凡剪发的青年和由日本回来的留学生，都密隐深藏不敢外出，或者戴上假发辫以避侦探耳目。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张作霖为掩盖杀害张榕等事实真相，在给赵尔巽的呈中编造说：“……据报张榕与烟台民军通函，约期起事。当派侦探长于甲(即于宝山)带兵将张榕捕获，呈请讯办。乃行至平康里，路遇张榕，上前诘问，该犯竟敢开枪拒捕。经于甲还击，即将该犯当场击毙……”接着说从张榕家中搜出“谋叛”及“暗杀”(指张作霖、冯麟阁)的“铁证”，还说“……一切结合通匪，多系宝昆主谋，田亚赟辅之。宝昆本系旗籍，代受国恩，亦复甘心附逆……”。赵尔巽也在呈最后加了批语。这一套鬼话，无非想颠倒黑白，蒙混世人，其实这种欺骗伎俩，是难以掩盖天下人耳目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民军大连总机关部曾电上海都督陈其美转孙中山、黄兴说：“请速促蓝都督首途，并祈布告中外，若有借词反对蓝都督，即是东省同胞之公敌。”在东北革命党人的热诚拥戴并得到南京政府的正式委任后，蓝天蔚才率北伐舰队并用海容军舰拖带，在庄河县尖山口登陆，攻克瓦房店。当地驻军巡防队统领马龙潭(字腾溪，后为洮辽镇守使，改洮昌道尹)，惊惶失措地给沈阳打电报告急。赵尔巽连忙调兵抵挡，在营口、葫芦岛等港口也加紧防范。这部分由蓝天蔚率领的北伐军，正当捷报频传大有进展的时候，清帝宣告退位，黄兴电令停止进攻。1912年2月17日，关外北伐军第一军由邵兆仲率领撤回烟台。不久，袁世凯派王惕乾和萧广傅将蓝天蔚所辖军队全部接收改编，蓝本人出洋游历。回国后，一度优游于西湖之上。他始终是倾向国民军的。1920年为鄂西联军总司令，被长江上游司令孙传芳击败于施南(湖北)，退入四川夔州，又被缴械，以致暴死。时年45岁，只遗一女，1926年归葬武昌卓刀泉。田桐为其撰挽联：“肝胆为重，头颅为轻，名将例不令终，苍发杜鹃春送别；四海皆家，万物皆子，故国偶然卜葬，月明黄鹄夜归魂。”据说这能概括蓝的生平。
蓝天蔚出走、张榕被杀后，奉天省城的革命势力基本被消灭，但各地的武装起义仍在蓬勃发展。庄河革命军已于1911年11月末宣布独立，成立中华军政分府；辽阳刘二堡子起义军亦拟进攻州城；凤城的联庄会与官军战于薛礼站；其他如海城、铁岭、开原及兴城等地，警报也不断传来。张作霖在“勤王”的招牌下，很得赵尔巽的信任，便积极扩军。他说，东三省虽未宣布独立，但没有足够的武力是镇压不了的。于是派人到辽西一带招募新兵，从北镇、黑山、辽中、新民招来的最多。赵尔巽把中路巡防统领也让给他，连同编入的刘恩洪标，约有20多个营，实力日益扩大。不久，其所部被编为二十四镇，他担任统制，并兼奉天省巡防营务处总办。他把部队配备到各地。中路巡防，一部驻奉天省城、抚顺、开原、法库、盘山；另一部驻辽中、辽阳、本溪、海城。前路巡防，一部驻洮南、洮安、开通、安广、镇赉、突泉；另一部驻营口、盖平、复州、岫岩。左路巡防，一部驻彰武、康平、新立屯、中安堡；另一部驻海龙、东丰、西丰、西安、柳河、辉南。右路巡防，一部驻风城、安东、宽甸、抚松、辑安、临江、长白、安图；另一部驻呼兰、安达、肇州。后路巡防，一部驻昌图、怀德、梨树、辽源；另一部驻兴城、北镇、锦西、义县。至于陆军则驻新民、铁岭，用以镇压各地的武装起义。
张作霖进奉天是袁金铠推荐的，而且袁金铠是赵尔巽幕后统筹全局的人物。张作霖镇压革命有“降龙伏虎”的称号。这样，他俩一一武成为赵尔巽的左右手，其关系的密切是不言而喻的。
武昌起义枪声一响，清廷就起用袁世凯，企图用他挽救清王朝垂危的局面。开始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长江军务；旋即钦命为内阁总理大臣。开始时诏书来下，清廷已派人向袁低头。袁世凯为了讨价还价，提出了所谓条件，故意不就，赵尔巽就于1911年11月初去电敦促。等到袁到任以后，赵也惟袁的马首是瞻。袁想搞第三种势力，也乐得有赵尔巽这样一个支柱，所以11月以后，他们之间的密电就不断往来。袁世凯的想法是，一方面要打倒清朝，一方面要打倒革命；赵尔巽也就压制革命，坚决不宣布东三省独立。张作霖逼走蓝天蔚杀害张榕，并且布置大军扑灭武装起义，赵尔巽都一一向袁世凯报告，所以袁世凯对张作霖很清楚，一再加以夸奖，并且说东三省没有独立是张作霖的功劳。这样一来，张作霖就和袁世凯拉上了关系。
南北和平谈判达成协议，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定于1月1日就职，袁世凯很不满意。他声称南北和约以君主立宪为前提，密令北方将领段祺瑞、姜桂题、倪嗣冲等通电反对。张作霖也按他的指示和孟恩远、聂汝清、冯德麟等，通电表示“誓死拥护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政体”；但到袁世凯即将接任临时大总统，当中华民国的元首时，张作霖体会了他的意图，又宣布拥护共和，放弃了君主立宪的主张，以便逼迫清廷君主退位。在争都问题上，张作霖和其他军阀一样，做袁世凯的应声虫。2月15日参议院选出袁世凯为总统，电请袁驾临南京受职。袁世凯不愿南去，说什么北方秩序不易维持，东北人心不尽一致，因此不能南下，同时以制造兵变相要挟。张作霖紧紧跟上，也拍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任，说什么东北军人极不赞成，否则可能发生意外。这样就博得了袁世凯的欢心，所以民国元年改编陆军时，张作霖被任为二十七师师长，冯德麟被任为二十八师师长，吴俊升被任为二十九师师长。袁对张作霖比对冯德麟、吴俊升优渥，曾召张作霖进京觐见，由毅军老将姜桂题导引，大开宴席，席间誉勉有加，赏赐甚厚。
张作霖自受编以后，特别是辛亥时期，真所谓一帆风顺，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独霸东北的军事集团。
(二)
1894年甲午战争和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实际上东三省已被日俄两国分割。以长春为界，北面称北满，南面称南满。北满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南满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在长春至大连、安东至奉天的铁路驻扎军队，同时在奉天的日本租界也驻扎军队。尽管在奉天省城内也有英、法、美、俄等国的领事或商务代表，但他们势单力薄，没有左右日本的实力。实际上，在东三省的南部，日本已经形成了控制整个东北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很会分析形势的张作霖，就把注意力放在日本人的身上。张作霖是个见风使舵的投机分子。他深知，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只有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才能站稳脚跟，渐次发展。为此，他便不遗余力地讨好日本人，以图取得日本人的好感，并进一步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善观风向的张作霖首先把宝押在日本人身上。他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投靠巴结日本人。1912年2月5日，张作霖跟落合总领事说：“倘若日本对于本人及东三省人民尚有关切之情，则本人率众依归，并非难事。”当时的张作霖想的完全是如何扩张势力，为达此目的，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他的上述做法，完全是认贼作父的卖国举动。但是，由于他的职位较低，而且过于殷勤，不免引起日本当局的怀疑。日本外相指示落合总领事，只可同张作霖“保持联系，互通声气”，不可“过于深入”。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多次派人到奉天拉拢张作霖。张作霖在靠近袁世凯的同时，还是不断地和日本明相往来，暗送秋波。1912年9月11日，张作霖当上了师长，权力更大了。
1912年12月11日，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来奉。张作霖认为这是一个表示亲近的好机会，便秘密拜访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以后，张作霖又拜访了日本奉天满铁公所所长左藤，进一步表示对日本的亲善之意。
1913年12月4日和27日，张作霖又两次拜访日本关东都督福岛安正，露骨地表示他“打算作都督”，“希望得到日本的具体援助”。
1915年10月，段芝贵派张作霖代表他到朝鲜汉城参加农产品博览会。期间，他乘机和日本驻朝鲜的寺内正毅总督会见，多方谄媚，对寺内极尽拉拢之能事，寺内对张作霖也百般笼络。后来，寺内正毅当上了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权倾一国。这为他们之间的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
巴结日本，希图取得日本的支持，这是张作霖扩张势力、称雄东北的一个基本策略。不过，此时双方还处于起始阶段，互相靠拢，但还没有实际行动。
1916年4月22日，张作霖已经当上了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成了边疆大吏，有了相当地位，同以前小小的师长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更加引起日本当权者的注意。然而，尽管张作霖一个劲儿地巴结日本人，但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军政两界，对张作霖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这些看法是和当时日本极力推行的“满**立运动”紧密相关的。所谓“满**立运动”，其实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国的领土割让给日本的运动。日本妄想把内蒙古东部和整个东北变成一个实体，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建立满蒙王国，由日本托管。
一派认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依靠宗社党和内蒙古叛匪。而宗社党的头目就是清朝的肃亲王善耆。1912年1月25日，清廷召开最后一次御前会议，决定清帝退位。宗社党坚决反对。为了保存实力，肃亲王善耆等一伙60余人，在北京守备队队长日本顾问菊池武夫的协助下，于2月5日密潜到旅顺，被日本人保护起来，待机而起。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二部)、日本关东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他们认为，张作霖是实现“满**立运动”的最大障碍，必须除掉。
另一派认为，实现满**立，应该利用张作霖，张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帮手，应该鼓动张作霖独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占领东北。这一派是日本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日本外务省和日本驻奉总领事等。
两派互不联系，各自活动。
川岛浪速一派在策划第一次满**立失败后，贼心不死，于1916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满**立运动”。川岛浪速在前清时，曾担任过民政部尚书善耆的警政顾问，他们是拜把兄弟，关系十分密切。川岛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华活动。这是当时日本干涉别国内政的一个普遍做法。
支持肃亲王善耆的川岛浪速一伙暴徒策划了一个暗杀张作霖的阴谋。他们认为“擒贼先擒王”，企图杀死张作霖，然后趁乱夺取省城奉天，使东北成为宗社党的天下，日本便可乘机操纵之。1916年5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会议决定由伊达顺之助、三村丰预备少佐等组成“满蒙决死团”，刺探消息，磨刀练兵，执行刺杀任务。他们选择了一个张作霖必定出现的时间，那就是5月27日。
这一天，日皇之弟闲院宫载仁亲王从俄都返日经过奉天。“张作霖督军为对闲院宫的经过表示尊敬”，就到奉天车站去迎送。为表示敬意，张作霖还特率其部下二十七师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等乘5辆豪华俄式马车，在骑兵卫队的护卫下，大张旗鼓地赶往车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也到车站迎送。
张作霖送走贵宾后，在归途中，于小西门附近，突然遭到炸弹袭击。炸弹是从一层楼的窗口里投掷出来的。刺客是日本陆军少佐三村丰等人。但是，他们没有见过张作霖，看汤玉麟车马的煊赫气派，把汤玉麟误认为是张作霖了，炸弹就投向了汤玉麟。刹那间，小西门大街，硝烟弥漫，乱作一团。但由于刺客惊慌失措，投弹不准，汤玉麟等人只受了轻伤，在后边护卫的卫队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坐在后边马车上的张作霖正路过小西门外，突闻炸弹声，情知有变，就机智地跳下马车，串上马背，以极快的速度同卫兵互换上衣，在马队卫兵的护卫下，绕道从胡同穿过大西门驰回将军行署。但在途经奉天交涉署时，又遭到炸弹的袭击。张作霖在路经大西城门里的奉天图书馆时，突然从图书馆门洞里跑出来一个人，手拿炸弹向张作霖扔去。但张作霖是玩马的出身，骑技娴熟，马驰如飞，炸弹在张作霖的身后爆炸，气浪只炸掉了张作霖的帽子，人并没有受伤。可那个刺客却被炸弹的弹片击中要害，在大街上滚了几下，就死了。
两次刺杀，没有动张作霖一根毫毛，张作霖可谓命大。当然，这更和他遇事不乱、沉着应对有关。
张作霖惊慌地跑回刚刚建成不久的将军行署，也就是后来的大帅府。门卫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在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卫队紧急集合，处于戒备状态。这时才发现那匹马通身是汗，后腿正淌着血，马肚子也受了伤，知道出大事了。督军署如临大敌，紧急出动，立刻封锁了浙江会馆、通天街等周围地区。
过了一会儿，汤玉麟骑快马赶到了将军行署，立刻问：“七爷回来没?受伤没有?”卫队长赶忙回答：“刚回来，没有受伤。”汤玉麟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放下心来。径直进到府里，赶快去见张作霖。张作霖气愤地问道：“他妈拉巴子，谁干的?逮着没有?”汤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个，死了一个!”话刚说完，卫兵进来报告：“日本铁道守备队队长和日本驻奉总领事前来慰问。”其实，慰问是假，探听是真。
张作霖正在更换衣服，他一愣神，脱口而出：“来得好快呀，让他们进来!”日本人进入客厅，皮笑肉不笑地说道：“将军，您受惊了!”张作霖和他们虚与委蛇，表现得若无其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声音朗朗地说：“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挂齿，还有劳各位前来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说完便哈哈大笑，接着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说：“哼，有人打我张作霖的主意，没那么容易!”日本人“见张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称奇”。
事后检验那个刺客的尸体，没有发现有价值的东西。虽然穿戴的是中国老百姓的服装，但他的脚型明显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确认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这一次炸张，本来是日本人干的，但是，日本人却放风说是宗社党所为。其实，张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干的，但由于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势力圈内，不得不忍气吞声，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便不了了之。张作霖为了尽快平息这起突发事件，故意在一个场合，当众说道：“算了吧，单从脚型判断凶手，证据不足，不足!”也就没有向日本人交涉，把这个事件敷衍过去了。
多年以后，日本最后的元老西园寺公爵的秘书原田熊雄口述回忆录时，道出了真实情况：“这个凶手是日本人。”“这个阴谋丢尽了日本的脸。”这位日本人倒是能够面对历史事实的。其实，第一次爆炸后，矢田总领事立即跑到现场。他看到，爆炸现场血肉横飞，“真是惨不堪言”。矢田总领事“拣到没爆炸的炸弹，并带回给本乡房太郎上将看，本乡说：‘这是日本特制的火药。’”当时日本人就明了是他们日本人干的。
这一事件，使得张作霖对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觉。他知道，当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险的。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张作霖，12年以后那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了。
日本在暗杀张作霖未遂后，又制造事端，企图攫取更大的权益。他们制造了一个郑家屯事件。郑家屯，即辽源(今双辽)，位于奉天省的西北部，属内蒙古东部的哲里木盟。这个地方，不是南满的铁道附属地。即使根据同日本的不平等条约，这里也是不准日本驻兵的。但是，由于其靠近内蒙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占据此地，便占据了通向内蒙古的咽喉要冲。因此，日本便强行派一支队南满日军，驻扎在郑家屯，并公然设立日本巡警署。这就等于日本在奉天省的西北部插入了一把尖刀，这是张作霖所不能容忍的。张作霖屡命有关部门，让日军撤退，但日本不加理睬。
以后便发生了郑家屯事件。1916年8月13日，郑家屯的日侨吉田在街上买鱼，给价太低，卖鱼的小孩儿不想卖，吉田就动手痛打这个小孩儿。驻地奉军是第二十八师骑兵第二十八团，其士兵看不过去，就对吉田加以劝阻。吉田恼羞成怒，对士兵报以老拳，打不过，就跑到日军守备队，告歪状。并由松尾中尉带领武装日兵20余人，奔至奉军驻地寻衅。门卫加以阻拦，日兵竟悍然开枪，奉军不得不开枪还击。结果发生枪战，双方各伤亡10余人。
枪战之后，日军守备队队长松尾中尉一面电求附近日军来援，一面向辽源当局提出中国驻军须一律撤出城外30里。后日军两个大队从铁岭拥至，将辽源镇守使署和中**队营房，全部占据。并张贴告示，无理地宣布自郑家屯至四平街沿线30里内，不准华人入内，否则开枪。当时四郑铁路还没有通车，日军就将此一线路划归了日本。这就是历史上的郑家屯事件。
日本制造郑家屯事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救援以内蒙马贼头领巴布札布为首的蒙古叛匪。同时，帮助大连的宗社党叛乱。日本的设想，是在郑家屯这个战略要地制造混乱，以便浑水摸鱼。
在郑家屯事件之前，于6月末，奉省西北部的蒙匪巴布札布，善耆的七子宪奎和日本军官纠集5000余胡匪，打着“勤王复**”的旗号，蜂拥南下。1916年7月26日，被吴俊升部击败、巴布札布龟缩到南满铁路附属地内的郭家店，伺机待起。郭家店在四平和长春之间的南满铁路线上，巴布札布叛匪得到了日军的保护。此时，大连的宗社党本部抽调800余人也组成“勤王军”。乘坐南满铁路火车，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布札布败军。这就造成了叛匪南北会合的局面。8月30日，川岛浪速一行从大连赶到郭家店，对巴布札布表示慰问，对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给予犒赏，并鼓动他“将来时机成熟，再度举事，以效忠于清朝”。
张作霖对巴布札布叛匪的行踪是掌握的，对川岛浪速的所为也是了解的。他一方面感到，巴布札布叛匪对他的东北王的地位是个严重威胁，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铲除；另一方面，也感到日本的势力强大，亦不能轻举妄动，要适可而止。因此，他在派重兵包围郭家店的情况下，又同川岛浪速进行了谈判。
川岛浪速提出让巴布札布安全撤退，并安排了撤退路线和具体方法。同时，又派一个中队的日军加以保护。本来张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时，一举将其歼灭，但由于日本的干涉，张作霖也担心事态扩大，就对巴布札布的撤退采取了规避的态度。这样，巴布札布就安然地撤退了。
1916年9月，他们向热河方向逃窜。10月7日，巴匪攻击热河西北的西林县，县知事李传勋告急。由于准备比较充分，县武装打退了巴匪的进攻，并俘获了一些巴匪。李传勋电称：“此次匪内日人甚多，现拿获久泉登喜藏一名，经知事面认，曾经来林游历。逐加询问，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确曾帮助巴匪。”可知，巴匪内还有一些日本的死硬分子。后来，巴布札布被热河前敌总司令兼林西镇守使米振标击毙。巴布札布叛匪也就树倒猢狲散了。
由于1916年6月6日袁世凯病逝，黎元洪出任总统，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日本对华政策发生变化，决定对北京政府给予支持。日本当局便决定甩开宗社党这帮无用的老朽，于8月19日同宗社党达成协议，在两个月内解散宗社党，头目给予巨额遣散费。从此，宗社党便消失了。
关于郑家屯事件，日本公使向中国提出了八条苛刻的要求。张作霖不能全部接受，他便以奉天省议会的名义向北京政府呈送咨，坚决反对日本借郑家屯事件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11月26日，奉天召开了公民大会，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径。
中日两国政府经过反复交涉，张作霖断然拒绝了在东北派驻日本警察和向东北各部队派遣日本军事顾问的侵略要求。张作霖明确地指出：“警察有关一国之主权，顾问有关军事之秘要”，“应请严重交涉，据理力争，以顺舆情。”后来北京政府在驻警的问题上，有软弱的表示，张作霖当即表态：“查警权之作用，属于内务行政之全体，国权所系，讵容觊觎。”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后患无穷，“亟应继续拒驳”。
最后，于1917年1月22日结案，签订了一个不平等条约。其基本内容是：申斥第二十八师师长；处罚有责任的军官，应从严的从严；在中日杂居区域内，对日本军民以礼相待；奉天督军向日本领事、关东都督表示歉意；给日本商人吉田抚慰金500元。以上条件实行后，日军才从辽源撤出。
但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设立警察和聘请日本军事顾问等要求，均被驳回。这虽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关键的事项上还是顶住了日本的压力。当然，张作霖知道，要想实现他的更大的政治野心，还必须依靠日本。这是张作霖当时的内心想法。
张作霖是想要投靠日本的。恰逢此时，日本的政情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有利于张作霖。1916年10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上台组阁。
大隈重信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1915年1月18日，他命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递交了“二十一条”，逼迫中国签订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人民坚决反对。5月7日，又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5月9日，袁世凯承认了这个条约。这一切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
鉴于此，新上台的内阁总理大臣寺内正毅，就变换了对华的侵略手法。他决定，对北京政府，运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进而达到从政治、军事上控制中国的目的。在东北，决定支持张作霖“统一东北”，以达到“满**立”的目的，从而控制整个满蒙地区。
寺内正毅，1852年生，陆军元帅。日俄战争后，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委员长，主持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活动。后任朝鲜总督，对朝鲜实行严酷的统治。这个寺内，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前提到，张作霖在朝鲜时和他打得火热。此次寺内正毅上台，张作霖异常兴奋，认为有了一个欣赏自己的后台老板。为投其所好，张作霖向他的日本顾问菊池武夫说：“我对日本在满蒙有特殊地位一点十分了解，对日本开发满蒙一事……抱欢迎态度。”请菊池武夫“把以上各点向总理大臣转达”，以图取得寺内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个关注对华政策的高级谋士，叫后藤新平。此人于1906年曾任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第一任总裁。1908年，历任日本递信大臣兼铁道院总裁、拓殖局总裁。他于1916年6月和9月，曾两次到我国东北进行考察，为日本当局提供具体的侵华略策。
他回国后，撰写了一本《日支冲突之真相》。书中关于日本如何对待张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作霖并无宦途履历，与中央政府亦无密切因缘，而在满洲，则有特殊之势力与地位。张离满洲则无地位，盖以满洲为其惟一之势力范围也。张氏心中惟有权势利欲，别无他种知识。彼认日本在满洲有绝大势力，反对日本，于彼不利；倾向日本，于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认识者而行，则张氏将为满洲**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张氏，在满洲为所欲为。”
这是后藤新平在为日本当局进言献策。他通过对张作霖心理和处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须全力支持张作霖，让他当上东北王，然后日本才能“在满洲为所欲为”。这就是后藤新平为日本打的如意算盘。
后藤新平回国后，先后担任内务大臣、外务大臣、东京市长等职，疯狂宣传支持张作霖的主张，极力鼓吹向中国扩张势力范围。他的想法和寺内正毅的看法不谋而合，因此成为日本对待张作霖的基本对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张作霖最为上策”。
以后，日本确实把宝押在张作霖身上，极力支持他。1917年，张作霖与冯德麟的矛盾激化，张想解决这个问题，但考虑到冯德麟是个老牌亲日派，不敢轻易出手。后来张作霖派他的日籍顾问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务大臣本野一郎回电：“帝国政府对张作霖的立场十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诺，张作霖便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解决了这个难题。在夺取吉林省的大权时，张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为了帮助张作霖打击孟恩远，制造了宽城子事件，使得吉军不战而退，束手待毙。这样，张作霖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吉林省。总之，张作霖在统一东三省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作为回报，张作霖也在用各种方式答谢日本。聘请日本顾问，就是张作霖对日本表示亲善的一种方式。早在张锡銮任奉天都督时，在日本的压力下，不得不聘用日本顾问。在东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请的日本顾问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马少佐。他们都是日本参谋本部选拔并派遣的。他们都是奸细，经常和“奉天特务机关”秘密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他们作为顾问，同奉天都督签有正式契约。关于聘请菊池武夫为军事顾问的一份契约的开头部分是这样写的：“大中华民国镇安上将军张锡銮，兹与大日本帝国关东都督男爵福岛安正商议，聘请大日本帝国步兵中佐菊池武夫为镇安上将军之顾问，所有议定合同，开列于左。”下列6款，时间是1914年9月8日，签字者为张锡銮和福岛安正。
这两个顾问，在张作霖时代仍然耀武扬威，还是当顾问。“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要人。”据统计，自1913年到1931年19年间，张作霖父子先后聘用日本顾问18人。其中军事顾问13人，私人顾问3人，普通顾问和警察顾问各1人。
此外，张作霖还在东北镇压学生运动，以取悦于日本人。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军阀张作霖严密封锁外界消息，严禁奉天学生罢课游行，宣布“对有妄动行迹者”“予以枪杀”。并向北京政府通电：“请国家一面将青岛问题交涉经过，宣布中外；一面对肇事之徒严加惩处，以遏乱萌，而全邦交。”这完全暴露了张作霖以革命学生为敌、以帝国主义为友的丑恶嘴脸。
由于张作霖的镇压措施，全国“独奉省当局严加取缔，并添派军警监视，各校学生行动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运动终于熄灭”。对此，日本关东厅长官林权助表示感谢。这些只是张作霖亲日的部分表现。在张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结是主要的。当然，随着张作霖的羽翼逐渐丰满，势力逐渐扩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渐激化了，以致一发不可收拾。这乃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