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从醉白楼到留椿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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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从醉白楼到留椿屋(4)

那天大家最后还是喝掉了十几瓶啤酒，七嘴八舌地说了1976年“总理遗言”案前后的许许多多事情。

他们一个个眉飞色舞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现出的光亮一扫身上的倦意和公家人在公开场合大多会有的矜持，那种小年轻才会有的**和活力荡漾在他们的眉角眼梢。

那样的**和活力迸射出来的光彩让我好像又看到了那种久违的青春的影子。

他们的述说往往是交叉的，你争我抢的，有时候三四个人叠在一起说，嗓门一个比一个大，我根本不知道听谁的好，但我没有打断他们，我也没有要求他们一个个说，我知道他们憋得太久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

我静静地听着，我的脑子显然跟不上他们说话的速度，我也不指望在这种场合能记下他们讲述的每一个细节，但我还是在他们喷涌而出的叙述中渐渐理清了自己的思路。

我决定我的第二篇文章就从“临安组”的成员开始写起，因为在醉白楼的酒桌上话最多和话最少的毛宁和大耳朵都是临安组的，他俩一个高门大嗓，一个沉默寡言；毛宁生气勃勃，已是退休的人却有着像小伙子一样的体魄和神气；大耳朵小毛宁七八岁，却两鬓斑白，神情落寞。

这种鲜明的对比给了我一个让人好奇的悬念，而悬念往往能让人产生探究的欲望。

醉白楼酒酣人散时，我留下了每一个人的手机号码，并和他们约定，找一个时间一起去临安的天目山，去那幢掩映在西天目的深山老林中，关押了“总理遗言”案五个要犯的“留椿屋”，寻觅1976年的风雨烟云。

然而，这个约定很长时间没有成行。

这些当年曾是“文革”中共和国头号大案中的要犯们，现在几乎个个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一定的领导职务，他们都很忙，不是这个公务就是那个出差。

从盛夏到深秋，从满目翠绿到遍地金黄，人还是凑不齐。

等到杭城落下了透出肃杀之意的潇潇冷雨，我终于决定不等了。

我给阿斗打电话，我说我希望立刻去西天目，我的第二篇关于“总理遗言”案的稿子是写临安组的，我必须从关押临安组所有成员的“留椿屋”写起。

阿斗在电话里迟疑了一下，他告诉我他第二天就要去住院了。

我有些吃惊，问他生什么病了，阿斗说，他身体一直有几个指标不太好，除了已经明确的类风湿关节炎、高血压、糖尿病以外，还有一个很要命的指标偏高。

医院一直没有床位，现在刚刚通知他有床位了，他得住院检查。

我听了心里又难受又发慌，我想起我姐姐曾对我说过，我们这些人住在监狱里时精神备受折磨，免疫功能都被破坏了，出来时一个个看着和平常人没什么两样，实际上五脏六腑都被损伤了。

当时听姐姐说这话我并没有太在意，现在看来姐姐这话不是随便说的。

蛐蛐儿终日与轮椅为伴，基本是个废人；我哥哥在而立之年患了一场凶险的大病，差点阴阳两隔；我姐姐心脏、肠胃也总有事儿，没有因此影响工作，那是这代人大多具备的责任和毅力。

现在阿斗又……我问阿斗那怎么办？阿斗说，你别着急，我让晨光来组织。

我说那你还能去吗？虽然阿斗不是临安组的，但平时他也很忙，要采访他很不容易，我很希望他能去。

阿斗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三秒钟后说，我去，我向医院请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