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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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2）
“别不好意思。承认事实本身应当是一件坦然的事情。而不应当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情。真的。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也是一个没了信仰的人。彼此彼此。尽管我的职业经常使我不得不面对信仰问题。但那不过是工作。而非热忱。好比木匠经常接触钉子。
从马路上随便拉十个中国人来问问，大概有五个人发愣，三个人坦率告诉你让信仰他妈的见鬼去！一个人说谎。最后一个人，将会像你一样，需要经过犹豫、暗想，掂量才能作出似乎体面似乎古典的回答。其实，没有信仰也并不可耻。我以学者的身份访问过德国的慕尼黑。一座非常美丽清洁的古城。一个德国，一个日本，曾是这地球上最善于创造现代的种种‘主义’的人。过去了‘纳粹主义’和‘武士道精神’，它们对种种‘主义’也就是对信仰的创造性终于疲软了。慕尼黑最大的啤酒店里，常有几百人在一起喝啤酒。有一天我也在那里喝啤酒。我突发奇想，打算问一百个人，他们信仰什么？我那么做了。一半左右人信仰上帝。多数是中老年人。而另一半年轻和较年轻的人，几乎全都坦然他们并无什么信仰。问我人为什么非要有一种信仰？为什么非要追求一种信仰？
竟问得我答不上来。
我也呷了一口茶，尽量耐着性子听。
“翟子卿这个人很值得研究。许多人没信仰不觉得缺少什么。许多人丧失了信仰也不觉得丧失了什么。正如我在慕尼黑问过的那些德国人，没有了信仰或丧失了信仰，并不影响他们快快乐乐地喝啤酒，无忧无虑地生活。还有许多人，已因为丧失了信仰摆脱了信仰，才更加活得精精神神潇潇洒洒有滋有味儿。但对另一种人就不行。他们仿佛没有信仰就活不了。起码是活得营养不良似的。没有信仰，他们就会从现实中抓住什么替代物，想象成是信仰。大猩猩丢了崽子就会发怒，就会痛苦嚎叫。但饲养员扔给它一个布娃娃，它往往就会爱那布娃娃。想象成是自己的崽子。翟子卿便是这么一个人。可是如今你叫他信仰什么？上帝或耶稣？或像你刚才回答的——**与科学？都是很具体的信仰。但都很抽象。好比你必须扔给丢了崽子的大猩猩一个实在之物。并且，在现实中，真正虔诚的种种主义的信徒已很少。比信气功的人少多了。翟子卿是这样一种人，第一他得信仰什么。第二，他得看到，他所信仰的，乃有着亿万和他一样的信仰者。第三，在这个前提之下，他要求自己是最虔诚的一个。你说，在中国，在目前，他除了牢牢抓住钱这种一切实在之物中最实在的替代物，究竟还能抓住什么别的东西？据说他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是不是常有迷津于某种目标的心理倾向？”“你……怎么知道？”我回忆起了他当年的作家梦和大学梦。“我是干什么的嘛！这用不着和他深谈。”
对方十分得意起来。
我终于按捺不住，矜持地问：“我此次回来，去过他家，可，他家搬了。”“唔？搬了？搬哪儿去了？”
“我也正想问你呢。”
“是啊是埃你也正想问我呢。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了。你上次走后，我们好像又见了一面。让我回忆回忆……对，是又见过一面。过年前后，他来拜年。当时我还挺纳闷儿，他这个人，怎么给我拜起年来了？这茶，就是他带给我的。茶是上等名茶。不过是红茶。我不太习惯喝红茶。家里也没人喜欢喝。反正不是自己花钱买的，将就着喝吧。”我忍不住打断他的话：“还听人说，他老母亲死了，他妻子也死了。”“唔？”“我以为，能从你这儿了解到些什么。”“我倒没听人说过。我没工夫总想到他……死了？都死了？这……简直太……太他妈的绝妙啦！”博士站了起来。在不宽敞的客厅里来回踱步，显出又兴奋又踌躇志满的样子：“我正在写一篇关于中国新生资产阶级的论文，独辟蹊径，打算将心理学和东方神秘主义，比方宿命论，因果论什么的结合起来……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可以打电话证实。”
于是他抓起电话就拨。
“阮桑吗？我是青平啊！喂，听着，我希望你能证实一下——翟子卿的老母亲和妻子，是不是都死了？唔，唔，唔唔！这确切与否对我很重要，以后再告诉你。”
放下电话，他显得更加兴奋。脸上兴奋得红光焕发搓着双手对我说：“没错儿，是都死了。可怎么死的，阮桑也不清楚。大家都活得很忙碌啊！这样，我给你写个条子，你去找他当面问。也许他能告诉你些更详细的情况。你见过他的。”
于是他找到笔，就站在写字台前，刷刷刷极快地写好了交给我。
“中国太伟大了！中国确实很伟大。神秘主义，宿命论，因果论，报应论，都未必是邪说。一与哲学、心理学、历史学相结合，这世界就有可能被解释清楚了——对于我那篇论文，翟子卿这个人现在的心理状况怎样，是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幸亏他还没死。还留下了研究线索。你一打听到他的下落，及时用电话通告我行不？你说话呀！哎，老兄，你怎么了？你没事儿吧？”“行，我没事儿。”“那你脸色怎么变得这么苍白？”“一时心动过速，老毛病了。”我硬撑着从沙发上站起来。我的心率并不过速。相反，它仿佛停止跳动了。“哎，你带走几盒茶叶吧？他当时给了我不少呢！我今年一年也喝不完。”“不，谢谢。我……也不太习惯喝红茶。”我没能从他家走出多远，两腿就发软无力了。我缓缓坐在马路沿上，觉得自己仿佛非在家乡城市里，而在一场朦朦胧胧凶兆四伏的梦里。北方的最后一场雪最初一场雨混合着悄悄地就下了起来。斯其时如同一整套千疮百孔的破棉絮罩将下来，天地间阴冷憋闷而且湿嗒嗒的。一辆车从我身旁疾驶而过，将湿嗒嗒的雨雪的混合物溅了我一身一脸。
仿佛压死了一个冷血的活物，脑浆和冷血溅向了我似的。那一团梦魇好像具有强大的吸卷力，要把我吸卷到更阴冷更憋闷也更黑暗的地方去。而我僵坐在那儿乃是能避免的唯一方法。叫阮桑的是翟子卿宴请过的那位记者。他约我在一家歌厅面晤。
“我最后一次见他就在这里。那一次他高明地赚了十几万。甩出一万请朋友们玩玩，高兴一番。他自己也借机会轻松轻松。其实我和他又算是什么朋友呢！这个红火的时代，称得上是朋友的人们之间，反而没空儿也没情绪聚聚了。常往一块儿聚的，说穿了，都是彼此需要常利用利用的关系。也可以叫作‘互相帮助’吧。今天，‘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有了另一层注解。不过我还是挺感激他的。通过他，我才深入到了他那个圈子里。他上次宴请时你见到的几位，其实都没资格成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是他那个圈子的边缘人罢了。他那个圈子，是他真正的精神王国。是我们这座城市，也是我们中国当前社会一个特殊阶层中的一个特殊的圈子。”记者的口吻，似乎比博士的口吻更权威。但有一点却是相同的——谈论到翟子卿，都像医学院的教授谈论动物或人的某一脏器。他们并不轻蔑他。我丝毫也没感到他们流露着对他的轻蔑。他们既不乏谈论他的兴致又对他完全没有对一个熟悉之人的任何感情。
还仿佛都希望有人倾听他们谈论他。似乎谈论他是他们对这时代这社会能进行的一次准备最充分，最自信也最得意的答辩。“都是些所谓‘款爷’。当然其中也没什么真正说得上是‘大款’的人物。他在他们中是最财大气粗的了。其余者各有五六十万、四五十万、三四十万不等。他在他们中并非最年长的。有几位比他还要大几岁。由于他钱最多，他们一律称他为‘大哥’。在他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无论什么事，哪怕打算离婚打算养妾打算贿赂哪个有权者打算勾搭哪个女人，似乎都愿听听翟子卿的看法。他这位‘大哥’，被公认是他们中最有头脑最有思想最不感情用事也不意气用事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翟子卿这小子的头脑绝不比你我差。也许还是一个在天赋和智商两方后比你我都高得多的人。对时代对社会的认识能力和思想深度，显然高过于你我的水平。从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返城知青，混成到一个曾拥有过二百来万的人物，那会是一个笨蛋吗？只要他说出了他的看法，他们都会予以高度的重视。但他们绝不在怎么赚钱方面请教他。他也绝不在这方面义务提供经验。这是他们中的一条规律。在他们之中，一个人可以告诉你别人如何诱奸了他老婆，或他老婆如何委身于别人这种难以启齿的事，但绝不会向你透漏他如何赚了一大笔钱的过程……”这时有人踱上歌台唱歌。我赶紧朝歌台扭过头去。唯恐对方发现我脸红了。唱歌的是个时髦女郎。她在一吟三叹地轻唱《小芳》，时髦女郎也唱《小芳》，而且唱得情感那么投入，使男人，至少使我这一个男人听了，觉得晃如活在一个性别倒错的时代似的。《小芳》使我想到了她，我的心在暗泣。“翟子卿还是他们中某些人的孩子的干爸。总之一句话，我觉得他在他那个精神王国里，简直就是一位国王。起码也可以说是他们全体的一位教父。他这位教父，站立在用他的钱垒成的‘圣坛’上，我想他内心里肯定是很累的。他肯定会时常感到，他站的是不稳的。每知道他圈子里的哪一个人又赚到了一大笔钱，我想他内心里必会惴惴不安，产生严重的危机感。唯恐他们中哪一个人某天突然宣布，拥有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他了。
那样，他在他们中的教父地位，就只有让给别人了。在那一个圈子里，谁应该更有地位，谁应该更受尊敬，不看别的方面，就看你是不是钱最多的一个。你不是，你就不配，没什么可商量的。在别的圈子里，在别的人们中，他并不能真正获得他已然获得的尊敬。
他没资格充当什么教父式的人物。光凭有钱是不行的。比如你，或我，可能暗暗羡慕过他，可能嫉妒他嫉妒得要命，可何曾尊敬过他呢？尽管他是你早年的挚友，你因为他有钱而更尊敬过他吗？”我沉默。
唯一的选择。
我必须倾听他谈论翟子卿。如果我不尽量充当一个使他发生好感的基本听众，我怕他未必真肯告诉我翟子卿在哪里。那么我也就无法知道老人家和她究竟是死是活。只有翟子卿亲口证实，我才会最后相信。“他在心理上，在精神上，只能依赖于他那一个小小的圈子。其实咱们这号人，在此一点上和他是一样的。也是心理上精神上只能依赖于这个‘坛’那个‘界’的，还不都是些小小的，社会阶层构成的圈子吗？举个不恰当而又很恰当的例子——好比***的圈子吧。当然啰，在咱们中国，更准确地说，在咱们主体中国也就是大陆，目前还没形成什么具有组织规模的，内部结构比较成熟的***。那干脆说是流氓团伙吧。谁被剃过头，也就是坐过牢的次数多，谁的团伙地位就越高，就越受尊敬，就越有资格目空一切气指颐使。当一个社会只剩下了一种价值观念取向——金钱的时候，那就跟在流氓团伙里只崇尚暴力及典型的暴徒道理是一样的。”歌台上，时髦女郎不知何时已经下去，正在唱着的是一个大腹便便的痴肥男子。五音不全，拍节不准，唱得别提多糟，像一头生了重病的河马在呻吟。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边走。阮桑无法谈下去，我也无法听下去，我们都皱眉望向歌台。我望向歌台皱着的眉皱得更紧了。他望向歌台皱着的眉却顿然舒展。痴肥男子唱完后，竟获一片掌声。还有两名少女奔上台，向他献花，一左一右当众吻他。如今的某些少女看去太像少妇，如今的某些大姑娘却打扮得天真烂漫的少女似的。
她们究竟是少女、是少妇，还是所谓“大姑娘”，其实我也不能判断得很准确，不过认为她们是少女罢了……痴肥男子捧着两束鲜花，在歌台上骄矜地说：“感谢诸位鼓励，再露一手！”
于是他又“唱”起来。不再是河马的“病中吟”，而是狮子的“**吼”了：五谷子那个田苗子数上高粱高一十三省的女儿哟数上蓝花花好。
我以手势招来侍者小姐。她不得不朝我弯下腰，我冲着她耳朵大声说：“小姐，能不能请那胖子小声点儿？。”
她摇摇头，也冲我耳朵大声说：“不行的，人家那位先生预付了钱。”
阮桑向我探过身，同样大声说：“何必呢，他总有唱完的时候。”
侍者小姐佣更大的声音对我说：“两位要图安静，可以每人再加一百元，请到楼上的小单间，是封闭的。那就不受干扰了。”
我则急忙摆手。
痴肥男子终于“唱”完，可是却并不愿从台上下去，四面向为他捧场的男人们抱拳致意，向为他喝彩的女人们从肉嘟嘟的两片肥唇上刮下些吻乱抛乱撒。
记者阮桑说：“我认识那胖子。翟子卿圈子里的一个。原先被认为最没赚钱本事的一个。可也正是最没本事的他，设下圈套，坑了最有头脑最有本事的翟子卿三十多万。使翟子卿在那个圈子里当不成大哥了。给了翟子卿一次终生难忘的惨痛教训。这就叫‘大意失荆州’嘛！如今他反倒取而代之了。为他捧场的，也都是他们那一个圈子里的人。和他们眷养的一些女人。已应了翟子卿那句话，只要你钱多，你唱歌不好听也好听了。典型的一个‘坑友族’，当他们在圈子以外赚钱难上加难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互相坑骗。”“你能告诉我翟子卿他现在何处吗？。”“我怎么知道他现在何处呢！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了。没闲工夫总追踪他这种人的行迹！”
“可，余博士对我说，你肯定知道。”“这家伙！你别听他胡说，我真的不知道。我的通讯录上，只记下我某一时期感兴趣的人的电话和住址。一旦不感兴趣，就干脆划掉了。我早已经对翟子卿不感兴趣了。”“那，关于他，不……我的意思是，关于他的家，你还能告诉我一些什么不？”“家？只剩他一个活人了，还有什么家可言？我能告诉你的只一点——他老娘千真万确是死了。他妻子千真万确也是死了。我们报社的一位记者，曾打算追踪报道，可我们主编大人说，新闻报道不要总围绕着些‘大款’们的生活炒来炒去的。我当时只听了一耳朵，根本没兴趣问问都是怎么死的。如今，人连好奇心都疲软了。哎，你为我写篇文章吧？。”“写什么？”
“现成的素材，翟子卿啊！你不是最有写他的内容吗？我还替一家刊物任着特邀编辑呐，长短由你，我给你开高稿酬，每千字一百元。如何？”他一边说，一边频频望向歌台，仿佛怕错过了什么美妙的发现。那痴肥男子终于也从歌台上望见了他，照例朝他抛送了一个飞吻。他立即受宠若惊地站起，大鼓其掌。对方在台上招了招手，他便离开我，笑矜矜地鼓着掌朝对方走去。“诸位，现在，我向大家介绍我的一位记者朋友，一位鼎鼎有名的记者朋友。”对方在台上亲切地搂着他的肩——看他那笑样，一时很有些飘飘然似的。我起身匆匆离开了那张小圆桌，并没忘向侍者小姐交了足够我们两人该付的钱。我不知究竟为什么我要走到松花江桥上去。一个男人从我身旁擦肩而过，步态和背影，非常像翟子卿。我对那背影呆呆地望着，终于高叫起来：“翟子卿！翟子卿你站住！”
那背影急匆匆地只顾大步往前走。
我断定那是他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