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节：梁漱溟(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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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节：梁漱溟(91)
第三，他们怎样谋划布置的内幕经过问题。我们答复说，现在调查到的各种事实（详见前），不就是他们的谋划布置吗?这亦许还不完全，尤其缺乏“内幕经过”。但我们本来不是幕内人，怎能得知呢?只有待他幕内人献出来（有人曾来接洽，惜无力购得），并肯出面作证才行。然这并非必须的；从现得的外面可见的事实，在法庭上判罪已无不足。
再从前边“政府对本案的处理”种种来说，以及其对于李案的拖赖不破案来看，国民党何止百口无以自解，他们直悍然不求自解了。国民党依然担当起来，何必再问其他?
我们今天所要作的，绝不在枪毙几个大小特务，为李、闻二先生抵命；乃在证实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政治上的罪恶，而取消特务机关。我们要求移京组织特别法庭审判，亦无非要在“云南警备司令部特务营第三连连排长”之上，进一步揭穿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干的，要他们明白承认而已。现在罪证既有这许多，而国民党却还于避嫌的事（共同调查公开审判之类）不肯作；于嫌疑所在（种种见前），竟蹈之不惜，赴之不辞。那就是他们已自暗地承认了。明白承认固好，暗地承认还不是一样?
假如国民党说他没有暗地承认，我们便追问他为什么过去有那些不避嫌疑的事?同时请他赶快作几件洗脱嫌疑的事。第一，便是限期破李案并缉获闻案逃犯徐占坤；第二，便是组织特别法庭，为公开之审判。我敢说，当他要洗脱嫌疑时，就是他明白承认时。明承认、暗承认，两面总难逃一面。
我们既认定课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的责任，所以便不在个人身上琐细地认真。调查报告内，人名间或隐而不露，一事亦可备两说，就是基于上述理由而写的。希望读者注意。
在我们开头一章“赴昆明调查之经过”内，提及我们调查工作一面很困难，一面亦很容易。所以容易的最大理由，现在可以明白。即在这案情，原非一二私人的事，而是大局政治的事。对方，大而言之，是一个党；小而言之，是一个机关。其动作尽管掩掩藏藏，无奈事情既非一日，规模尤不会小；前后积累，左右汇合，则形迹自显，其势无可逃责。比较要调查一件个人私事，容易的多。只要你认清题目，不复在个人身上呆笨追求，而能眼光四射，照看全局，就行了。（完）
附录：（内容略）
一、李案发生时在场所见
二、两案内幕知情人说
甲、闻案部分
乙、李案部分
漱溟按：此附录两件，是我们报告书所根据的材料之举例。前者，为李案发生时在场之某君自述其所见。原文在昆明发表过。后者，为知道内幕之某君暗中写示给我们的。我们收到的秘密投函甚多，其人多不露面，其材料亦不尽可信。唯此件经考察比较后，有许多点印证下来不错。并且此君和前一位先生均愿于必要时出面作证，所以选录于此，以见我们根据之一般。
1946年8月
附录十四萨空了著《香港沦陷日记》（摘录）
〔编者按〕
《香港沦陷日记》是萨空了同志撰写的，其中部分内容，记述了先生在香港沦陷前后的活动与工作情况，颇有意趣，择录一些内容附志年谱。是从1941年12月中旬起摘录的。
“12日……到黄泥涌道去访梁漱溟先生，因为昨日曾经约定他改宿在这个朋友的地方，以防万一。我到那里，梁先生已然走了。……再至赞善里，找到了梁先生，他是由跑马地一清早便回了赞善里，我告诉了他我和云川兄昨夜关于报社问题的决定。……报社同人都来述说继续维持出版之不易，因为《光明报》的印刷所……是由民生印务公司承印。……战时发生……工人对着当前的万端困难，自然工作情绪极坏……我便找来该公司的负责人和工头。该公司每月应收的承印费共只港币500元，我允许当日即借港币200元给公司，叫他们先发一部分薪金给工人，藉安他们的心，工头也表示只要有钱，工人一定可以努力干。印刷问题解决，又和颂华兄与编辑部其他同人研究了坚持下去的步骤。关于梁先生，因为目标太大，怕万一香港沦陷，问题严重，决请社中同人黄瓒兄，送他到黄的族人家里去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