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节：梁漱溟(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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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节：梁漱溟(72)
梁先生积极奔走于重庆和成都之间，宣传“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方针：“不是政党。只是为了求得全国团结抗日，推动国共两大党合作而形成的一个推动力。”但由于既不公开真正政治主张，又未建立组织机构，只是座谈形式活动，因而1939年下半年以后，在国民党掀起反共**、对民主人士排斥压制下，未能发挥原来期望的作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前身诞生
1940年12月24日，梁先生在报纸上看到新一届参政员名单，名额扩充，却减少原来就为数极少的国民党外人士，陶行知、沈钧儒、章伯钧等几位原参政员都被排除，增加的都是国民党的人。梁先生气愤之下到张君劢家，黄炎培、左舜生两先生已在座。四人聚谈，同声敌忾，感到“统一建国同志会”不中用，应当另行组织，公开“反蒋抗日”主张。他们决定秘密进行组织活动，并决定在国民党控制不到而又接近内地的香港建立言论机构——办报。他们还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十二条“信约”加以修改，提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主张团结抗日等十条政治纲领，政治主张明朗化，建立组织机构，以独立姿态出现，取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都是原组建“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党派。
据梁先生讲，1941年初发生皖南事变，中共新四军受到国民党严重打击，中共提出严重抗议，宣布不出席参政会。统一建国同志会出面调解，公推张澜、黄炎培两人与国民党联系，梁漱溟、沈钧儒两人与中共联系，而筹建民主政团同盟就借调解新四军活动秘密进行。由于当时救国会有中共外围组织之说，为避免国民党打击，说是中共策动，决定救国会稍后出面。（据梁先生与唐宦存谈话记录）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鲜特生同志家）召开了成立大会，梁先生被推选为常委兼秘书长并受派到香港办报。对此，中共方面积极支持，特别是中共副主席周恩来予以具体帮助和指导。国民党蒋介石对此则先是追查，继则破坏。
“民盟”的成立受到中共的赞扬。10月28日《解放日报》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标题发表社论。社论说：“最近梁漱溟、章伯钧、张澜先生等组织了‘民主政团同盟’。双十节他们发布了纲领，其中强调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这是对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此推动，将有更大发展，开阔更好前途。”
创办《光明报》建立舆论阵地
梁先生讲：“三月底离重庆前夕，我到曾家岩密访周恩来先生，向周恩来先生商谈办报方针。周恩来先生热情支持我们办报。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当晚住在曾家岩。我表示愿意与他们在香港的人取得联系，周恩来先生告诉我，中共驻港代表是廖承志。”
梁先生在香港创办“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下简称“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时，中共在香港的几位负责人廖承志、范长江等同志备予关心和帮助，而远在重庆的周副主席，更是予以大力帮助。
据萨空了同志1975年对笔者讲：1941年夏，他在重庆办一个刊物，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去见周副主席。他是党员，派他到香港帮助梁先生办报，并付他五千元港币，带交梁先生。萨先生到香港后，让范长江以华侨赞助的名义将钱交梁，自己应聘任经理。
梁先生那时正既没有得力助手，又缺经费，得到这一大力帮助，使《光明报》得以在预定的“九一八”国难纪念日出版。预定“双十节”发表宣言和政纲两个文件，内地民盟最初提供的政纲条款为力避刺激国民党当局，对原来十二条删节过多；当时的民盟主席黄炎培拒绝发表宣言和政纲时按惯例署名，使梁先生感到：“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烦恼痛苦莫过于此。”
1941年10月10日在“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及其政纲，是梁先生经授权主笔撰写，正告国人：“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主张“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妥协”。要求“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厉行法治，结束党治”，“看重思想学术之自由，保护合法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破坏团结、“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方针不啻是一当头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