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节：梁漱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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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节：梁漱溟(64)
附录七以发扬儒学为己任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悼念梁漱溟先生
冯友兰
梁漱溟先生去世了，活了95岁。中国有句老话：“百年，寿之大齐也。”从经验上看，一百岁是人寿的极限，梁先生就快达到这个极限了。在将近一个世纪内，他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事情。
1918年，我在北大是哲学系三年级学生，梁先生来给我们讲印度哲学，梁先生比我只大两岁，同班中还有比梁先生岁数更大的。他经常约我们到他家里去玩。以后他搞“村治”，我讲“工业化”，走了不同的路。但我有几位朋友，也是跟着梁先生搞“村治”的；所以对于他的思想活动，还经常保持接触。
梁先生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社会活动家。在一次中国文化书院召集的讲演会上，他自己也大声疾呼地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他在思想上有很多不小的贡献，但是还不可以看他专是一个哲学家或思想家。
从这两方面看，我认为他的一生之中，有两件事值得特别注意。一件是：他自己认为他有一个任务，有一个继承孔子的任务，这对于他并不是一句空话，他实在有像孔子所说“天生德于予”那样的感想。在抗战时期，日本占领了香港，党内地下工作人员把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用小木船救出香港，回到大后方。当时重庆有个传说，说当时他坐在小木船里，在海上漂泊很危险。梁先生说，他自己想决不会死，因为中华民族要复兴，要靠他的三部书，现在书还没写成，所以他决不会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我现在后悔没有向梁先生问过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在这一方面确是自负不凡。
另一件事：梁先生曾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党的农民政策，说照党的政策，工人的地位高在九天之上，农民的地位低在九地之下。毛主席当场大怒，即席做了一个长篇发言，狠狠地批判了梁先生一顿。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皇帝敢于犯颜直谏，不怕贬官，不怕充军，也不怕廷杖，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继承了这种美德。
根据这两点认识，我给梁漱溟先生撰了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我在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的腹稿中，已经初步给梁先生安排了一个位置。我认为，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右翼。新文化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梁先生是维护“孔家店”的。但是他的维护并不是用抱残守缺那样的办法，他给孔子的思想以全新的解释。这个全新的解释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也是新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旧文化了。所以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就使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取得一定的地位。
1988年6月25日
（原载民盟主办的《群言》杂志1988年第9期）
附录八我所认识的梁漱溟先生
唐弘仁
我看过不少怀念梁漱溟先生的文章，也看过一些评论他的学术成就和他的为人治学精神的著作，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本，一本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另一本是《梁漱溟问答录》。这两本书都是汪东林编著的。通过这两本书的介绍，不仅使我们了解梁老一生的主要经历和学术上的成就，而且也可了解到梁老为人的高尚品德。梁老那种“肯用心思，独立思考”和他的“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探索到老”的精神，令许多人深受启发与教育；另一方面，不少人都认为从梁老身上看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正气和骨气。梁老平时待人接物，显得特别平和、淳厚，而在权势和暴力的压力面前，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显示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气节。当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他毅然决定冒着风险去昆明调查，并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特务暴行。大声疾呼：“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要看看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光，我在这里等着他们!”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公开反对用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并提，公开斥责“林彪是鬼，不是人，没有人格”，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在他为此而受到围攻时，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情况下，他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充分表现了一个优秀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高尚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