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节：梁漱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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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节：梁漱溟(59)

譬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又如：“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都充分见出其所关心者，在此而不在彼。

总起来说，中国人之所长在“人对人”，分析言之，就是这两大精神：“伦理情谊，人生向上。”

七、以中国精神引进团体组织

中国之长处在有“伦理情谊，人生向上”两大精神；中国之短处在缺乏“科学技术，团体组织”——这是我多年以来用心研究所得之结论。中国文化走到了改造途中。要建设新中国文化，一要发挥固有精神引进团体组织，二要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何谓发挥固有精神引进团体组织?即是以固有伦理精神，适用于团体与个人之间。旧伦理皆是此一人对彼一人之关系，现在我们要增加一伦，即“团体对个人”、“个人对团体”之相互关系。在此，即是团体要尊重个人，个人要尊重团体，将伦理关系互以对方为重之精神，适用到团体生活。

[ 书客网 ShuKe.Com ]以上只说了发挥固有精神之一面，还有一面，便是要以“人生向上”精神引进团体组织。西洋近代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无非为人民谋福利而已，其人生向上精神殊不足。按照中国精神，福利应该隶属“人生向上”之内。这就是说，不能眼中只有福利，忘了“人生向上”，忘了仁爱之情、是非之义。

八、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

团体组织是好的，科学技术是好的，但资本主义是个人赢利，科学发明有助于赢利，赢利鼓励了科学发明，一切新技术、新发明，掌握在资本家私人手里，而不掌握在社会公共手里。如果以团体组织运用科学技术，则科学技术之利，自然属于社会，为人民共有共享。末了说一句：我们要发挥中国的长处，吸收外国的长处，而他们不吸取中国的长处，世界人类便无从得救。

（原载香港《百姓》半月刊1985年第97期）

附录四论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

费孝通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中国宗教伦理和现代化”。我们很想邀请梁漱溟老先生亲自参加和大家见面。他曾表示同意，但究竟年事过高，行动不便，不易承受车航之劳。为了表示支持这次会议，他特地作了一次发言，要我们录像在会上放映。我想就梁老先生的思想说一段话作为我在这次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这里所说的梁老先生的思想并不限于他这次发言。这次发言只表达了伦理是中国文化体系的核心，也可以说，这是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关于梁老先生的思想体系，在座的学者都是熟悉的，我们在放映他的发言前也作了简单介绍，毋庸我在此重复。

我今天想讲的是他的文化体系论，这使我联想到社会或文化人类学里的文化格式论。梁老先生认为西方、印度和中国存在着三种文化体系，各自从不同的对人生的态度出发的。由于不同的人生态度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体系：不断追求人生欲望的西方文化，否定欲望、回头向后看的佛教文化和肯定人生、调节欲望的儒家文化。我并不想去讨论他所作出的文化体系的分类和分类的内容，只着眼于文化分类本身而把这种企图联系到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格式论，并加以比较。

文化格式，CulturalPattern，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类学者RuthBenedict在1934年提出来的。她认为聚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历史过程里所形成的生活方式自成体系并具有其特殊的格式，所以称之为CulturalPattern，中文里可译作文化格式。比如，她在美国西南部Pueblo印第安人中分辨出Apollonian（宁静型）和Dionysian（放纵型）不同格式的文化。文化格式论以及和它同时的文化功能论等西方人类学者都是批判了前期的文化传播论的理论而产生的。它们都把文化看成一个各部分有机结合的整体，即所谓整体观点holisticview。而文化传播论则是把一个文化中的构成部分看成是并无内在联系的一堆文化零件Culturaltrait。文化格式论和一般文化功能论的区别是它进一步认为不同的整体各具特性。有如每个人都有其个性，一个地方的人群有他们地方的特性，一个民族有它的民族性，一个国家有它的国民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