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节：梁漱溟(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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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节：梁漱溟(56)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全国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解放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并提，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梁漱溟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里，他发表了大量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印度哲学概论》、《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我的自学小史》、《中国文化要义》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重新活跃于学术舞台，完成了五十年前着手的《人心与人生》，出版了《我的努力和反省》、《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他还参与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亲自为学员授课、答疑，接待来访的国际著名学者。梁先生为弘扬民族文化，扩展中外文化交流，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新华社发）
附录二梁漱溟的最后一次发言
梁漱溟
我从来说中国缺乏宗教，中国人淡于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就是注重现实人生。这是孔子的非宗教态度。
有人将儒家称为儒教，这不对。儒家不是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宗教与此相反，它恰恰要议论“怪力乱神”。孔家的精神全部放在照顾现实生活上，如父慈子孝，如兄友弟恭，都是眼前生活。从前读书人供奉“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天地”与“君”、“亲”、“师”同时供奉。宗教则不能如此。宗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是高于一切，不能与人并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总是在现实生活中毕恭毕敬于眼前。宗教则毕恭毕敬于“上帝”。故说中国人淡于宗教，中国人远于宗教。故说中国儒家不同于其它宗教。
在上述情况下，外来宗教乘虚而入。中国所有的伟大宗教均为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无不是外来的。中国也有些零零碎碎的迷信流行于社会，但够不上宗教。伟大的宗教中国没有产生过，有则均为外来。中国有的就是伦理。
“上帝”一词，古书上有，但不重要，而伦理在中国特别重要。伦者偶也，伦理内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对方为重”。这与西方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互以对方为重”，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此种精神在任何地域，任何情况下均合乎人情，最行得通的。
随着注重伦理而来的是讲“天下太平”。“天下”，无所不包，不分国内国外；讲“太平”，而不讲“富强”。讲“富强”，春秋战国时有之，但此后均讲“天下太平”。“天下”无疆界可言。讲“天下太平”，最无毛病，最切实可行。这个精神最伟大，没有国家，这是人类的理想；人类前途不外乎此。
中国此种传统精神与现代化不相冲突，它在空间上不分地域，在时间上无论何时，均合情合理。
有人说，发展商品经济要讲“利”，而中国传统强调“义利之辨”，耻于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讲义与利，义不是空的；利在义中，义包含了“利”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利叫做义，不是完全对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