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梁漱溟(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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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梁漱溟(26)
先生最后指出：“中国今后而有前途，则其开出来的局面，不能不比他既往历史进一步，不能不视西洋近世史高一格，这亦可说是一个定命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十月，发表《中国问题之解决》，刊载于《村治月刊》一卷八期。
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先后邀请先生演讲，先生均以这个题目“粗陈意见”。自然还是“乡治论”的一部分。
先生讲：“我们提出此问题，是想讨论以下两点：一、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何在?换句话说靠什么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中国问题之解决的方式如何?是改良，抑或革命?”
“现在对中国的看法，不独国民党与共产党不同；即在国民党内或共产党内，亦复见解分歧，派别对立……”先生认为：“中国问题的特征，一则是‘不一’；二则是‘不定’。‘不一’是说外面、内部以至种种都有。‘不定’……而我们意思更指问题中的各方面，其关系不决定。……如封建地主与农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与其殖民地，这些在中国都不分明。……我们亦只是半独立国家，未曾干脆地作了人家的殖民地。就内部说，则中国社会在封建社会与资本社会之间，谁亦说不清是个什么社会。俄国共产党干部赏名我们为‘半封建’——大概遇到中国事加一‘半’字都颇适当。其实中国社会，一半因其不进步，一半因文化的特殊，乃异常散漫而流动。他不独没有形成阶级的对抗，乃至职业的或经济上同地位的联结，亦每为家族的或地方乡土的关系所掩。”“自满清推翻，共和宣布，法律上看去更像是政治机会已经公开而平等；但实际上则任何法律制度均未建树得起，廿年来已陷于无法律状态。于是乃由散漫流动，而更进于混乱不清。此时而欲于其间分出几方面，判定其关系，直为不可能。”先生并就关于中国问题之解决的主动力的几种说法——一、全民革命说，吴稚晖主之；二、各阶级觉悟分子团结革命说，国民党中汪精卫主之；三、农工小资产阶级（或小市民）联盟的革命说，国民党中改组派如陈公博等许多人倡之；四、被压迫民众的革命说，南京中央党部颁发出来的《党员训练大纲》就有此说；五、有产者革命说，一九二三迄一九二七年以前的共产党，大都认为中国革命属于对外的民族革命及对内的民主革命……都是出自资产阶级的要求；六、无产者革命说，共产党中反对现在干部之托洛斯基派主之。先生当时认为：“上列各说，有的不能令我们满意，有的我们认为错误。”先生还认为：“眼前的中国社会已完全陷于无法律无秩序状态，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已失其决定性，而没有分野。因最高权力寄于枪杆，大小不等，头绪纷纭，又且是转移无定，得失瞬变的。”先生说：“我对于第一点的答案是：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照我的分析研究，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如何自救的问题。”“中国人于其固有政治、固有经济，初未必到了不能安不能忍的分际；其所以成为问题，实有文化改良文化提高之意义与其不得不然之势在。故我以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文化亦可概括政治、经济在内。”先生当时还认为：“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此民族自救运动，求诸全民族则宽泛无当；求诸某阶级某部分人，则狭窄不洽；而谓不在接触外面之先知先觉、感触亲切之志士仁人而又在谁?文化改造之任务，不在一社会文化中心之知识分子而又在谁?于此际也，先知先觉、知识分子明明是主而不是宾矣。”“我们现在可以看出许多先生呆笨地想从农工、无产者、被压迫者寻求中国革命的动力之错误。”“中国问题真可说是一个变例；革命的，不在多数被压迫剥削的劳力生产者，顾在少数可以压迫剥削他人以自了之人。这全为中国革命是受外来文化刺激而为意识地牵拉使之向前改变，不同乎因经济演进而社会自尔机械地被推动向前变化，如西洋往例。”“我们对于感受迫害虐苦的多数人之极求解除苦痛那件事实，原不否认；只是他自己太没方向。然此自是社会中潜伏的解决社会问题之一大力量，为有革命方向的知识分子所必凭藉。否则，知识分子而热心革命者为数几何?又何能斡旋得全社会，成此远业?不过照我们的认识，他是宾而不是主耳。……方向在谁身上，谁是主。”“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所必凭藉的社会中潜伏之一大力量，我是指乡村间居民而说。”先生还指出：“我敢断言，如果这上层动力与下层动力总不接气，则中国问题永不得解决；而上下果一接气，中国问题马上有解决之望。如何可以接气?当然是要上层去接引下层，即革命的知识分子下到乡间去，与乡间人由接近而浑融。……我们自始自终，不过是要使乡间人磨砺变化革命知识分子，使革命知识分子转移变化乡间人，最后二者没有分别了，中国问题就算解决。这其间的步骤，我推想是如下的：一、知识分子于回到乡间之前或后，必须有相当联络组织。二、即从回乡的知识分子间之广大联络，逐渐有于散漫无统纪的中国社会，形成一中心势力之望。今日社会太没力量（尚不如清末），而只见滥充执行国权的军阀有无限威力；由此形势可望转移。三、知识分子下乡后，其眼光见解乃剀切问题而不务虚蹈空，其心志乃注定于革命而不移……在乡间人一面，则渐得开化，不再盲动于反对的方向去；不为土豪劣绅所操弄，乐近知识分子而不疑，双方各受变于对方，相接近而构生一个新动力。于是仿佛下层动力得了头脑眼光，又像上层动力得了基础根干。四、此广大联合而植基乡村的势力一形成，则形势顿即转移过来，彼破坏乡村的势力乃不得不软化克服于我。……所谓社会中潜伏的大力量之开发而观其功用即指此。”“所以我以为解决中国问题，就是知识分子如何将乡间人拖引得上来一件事。”先生说：“现在我肯定地说：中国问题之解决方式，应当属于‘革命’。”但是先生当时却认为：“革命是秩序的改造……现在更无拥护维持旧秩序而凭藉之以存在之人。……因工业资本没形成，真正非反对这秩序不可，及真正非拥护这秩序不可之人，两俱不存在。……因此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皆是如何建造成功新秩序的问题，而没有旧势力之可推翻。凡以军阀为民主革命的对象，以有钱有地的人为社会革命的对象，均属错误笑话。”［《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