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梁漱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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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梁漱溟(24)
在陈述乡治运动的主张一段讲：“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我所要做的社会运动看出，正是一种最实在的文化运动。我的乡治主张正是切就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为人生大道的指点。”文中批评民国以来社会上的政治、思想运动说：“谁若没梦想过西洋政治制度在中国的仿行实现，则他不注意这仿行的困难，实现的无望，自无足怪。然而我是做过这迷梦来的；数十年间，眼看着事实上是怎样的格格不入，愈去愈远，如何能轻易放过而不深求其所以然?于是……发见了中国民族精神和西洋政治制度间的大刺谬点。”“十三年以来的革命潮流，便是这样由社会上有力分子所形成的倾向。然而自我们一度经历尝试过后，我们知其无能为矣!他与我们民族精神是大相刺谬的。”“而以我们的精神实超迈于他之故，他将无成功之望。这有一个我们所信的大原则在，就是凡高过我们固有精神的，便能替我们民族开新生机；若低下一些，便只益死机……我们所以敢于否认西洋政治制度的在此，所以敢于否认共产党的亦在此。”先生在最后一大段——我对国民党的态度——中，还申述了他那时对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看法，先生讲：“我认为自十三年（一九二四）改组以后，至蒋中正提出整理党务案的时候，只算党史的一段落。此一段落可谓受惑又受制于共产党的时期，抄袭共产党的理论，模仿共产党的方法，随着共产党走。……简直可以说唯十三年改组以后的才不是国民党；因为此一时代，是失掉自家精神，而濡染于共党习气甚深的时候。……我所批评多在此一面，是则所批评者并非国民党之本身，乃国民党之袭取诸他人者耳。”先生还认为国民党“亟当回头认取吾民族固有精神来作吾民族之自救运动耳”。［《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六七月间，先生写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文，发表于《村治月刊》二至四期（连载）。全文计九段：一、觉悟时机到了；二、所谓近世的西洋人及西洋文化；三、中世的西洋社会和他们的文明程度；四、由中世到近世的转捩关键何在；五、中国人则怎样；六、解一解中国的谜；七、我们一向的错误；八、我们今后的新趋向；九、附志。
在“觉悟时机到了”一段，说明经过几年的烦闷而得开悟：“中国民族以其特殊文化迷醉了他的心，萎弱了他的身体，方旦神游幻境而大梦酣沉，忽地来了膂力勃强、心肠狠辣的近世西洋鬼子，直寻上家门。何能不倒霉，不认输，不吃亏受罪?……何能不胡跑乱钻?……然而到今天来，又何能不有这最后的觉悟!”
文中，详述西洋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向的不同之后，承认在科学与民主两大问题上，中国落后于西方；认为“现在之中国问题并不是其社会内部自己爆发的问题，而是受西洋文化的势力（欧美并日本在内）压迫打击，引起文化上相形见绌之注意，而急求自救的问题”。
先生就《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人类文化分三个发展时期的理论（第一期人对物；第二期人对人；第三期人对自己），在文中指出：“倘更能参伍错综比较寻绎，以发见世界各系文化之所以异趣，与人类文化转变之前途，则知中国文化者盖人类文化之早熟。”“所谓人类第一期文化之完成，以人对物的问题得解决为度；顾不料数千年前之中国，当农业略有进步商业资本初见之时……而已迈进于第二态度第二问题之途……勤于作人而淡于逐物，人对物的问题进展之机于是以歇。”“中国之于西洋，有所不及则诚然矣；然是因其不同而不及；或更确切言之，正唯其‘过’而后‘不及’；时至今日吾侪盖已察之熟而辨之审矣。”
在“我们一向的错误”一段中，先生认为：“从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大，很快地为西洋之实际的优胜打击无存，顿尔一变为虚怯之极，方当受欺吃苦。民族命运危殆之时，我民族志士仁人、先知先觉，未有不急起以图自救者；而内审外观，事事见绌，不能不震惊歆羡于他；所以自救之道，自无外乎学他。始而所学在其具，继所求在其道，自曾文正、李文忠以迄共产党，虽再转再变，不可同语，而抛开自家根本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则实为一向的大错误，无能外之者。我们一向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大错误，就在想要中国亦成功一个‘近代国家’，很像样的站立在现今的世界上。……曾不知近代国家是怎样一个东西。他的政治背后，有他的经济；他的政治、经济出于他的人生态度；百余年间一气呵成。我国数千年赓续活命之根本精神，固与他大异其趣，而高出其上，其何能舍故步以相袭?至于数千年即演成的事实与条件不合，又不待论。”“无论前期后期运动，一言以蔽之，总皆一反吾民族王道仁义之风，而趋于西洋霸道功利之途。”“凡今日之‘穷且乱’，正由卅余年间唯尚‘利与力’而来，一言可以尽之矣。”先生讲：“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自家前途，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奋斗，离开不得这里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