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节：第五章 从哲学视野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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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1节：第五章 从哲学视野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7)

5/3 西方：“人”的视野

人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吗？

这是人文主义兴起的背景，它其实否认基督哲学，或者说叫在基督教的基础上构建新哲学，催生了西方社会的市民文化，使现代的城镇与封建时期的城堡显示出完全不同的功能和本色。

人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这个社会吗？这在中国原先不成问题，但是由于物化社会的兴盛，这个问题实际又提出来了。

这些问题是以相反的逻辑来回答的，亦即回答不是以“人”的判断能力为依据，而是以“人”的自身要求为判断依据。

公元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兴起了规模空前的文艺复兴运动。该运动从教会势力最强的意大利开始，逐渐发展到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参与这场运动的有许多思想界、科学界、文学界和艺术界的巨人。这些巨人从各个领域都给顽固、愚昧的宗教以打击，否认神的存在，否认灵魂和来世，批判教会僧侣的伪善和腐朽。结果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倒塌了，取代神位置的是“人”自己。

人如何取代神的位置呢？人文主义者宣称：“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享受者，禁欲违反人道；应该用“人”的观点考察一切生活现象，把关心人、尊重人，特别是保护“人”的个性发展放在第一位；文学艺术要表现“人”的思想感情，而不是宣扬神的伟大；科学要为人生谋福利，教育要发展“人”的个性。所有这些宣言把神和图腾的世界观念扫得荡然无存。

法国的人文主义先锋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借巨人的形象，颂扬了“人”的力量和勇气，他笔下的巨人蔑视教会，追求真理，热爱祖国，有着超“人”的力量和优良的品质，而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由于“人”的观念是从神的统治下产生的，所以人文主义鼓吹的人，还没有贫富与心理的差别，它似乎是所有人都具备的那种普通的抽象的人性。很显然，这种观念还没有触及到社会的贫富差别和人生来不平等的事实。

因此，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这一段时间内，人社会哲学观念在国家中导致的后果，主要是君主和教皇的斗争，人权和神权的斗争，人道和神道的斗争。在社会哲学视野集中到人身上时，在社会应该做何种建设性变革方面很欠缺。

十八世纪，在法国兴起了伟大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与文艺复兴中诞生的人文主义一脉相承，沿着人文的方向接触到了社会不平的事实。

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卢梭认为，人类最初都是生活在没有社会联系的自然状态之中，过着完全自由、平等、独立的幸福生活，尽管“人生来是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就是说，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既不自由，又不平等，这种现实很丑恶，必须改变。

怎样改变这丑恶呢？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继续说到，“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而最好的政体应该是民主共和国。

孟德斯鸠却更进了一层，他认为要保证人们的自由和平等，最好的政体应该象英国的那种君主立宪制，而且要实行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使各种权力互相平衡，互相制约。这就是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

尽管人应该而且有能力左右国家事物，但是人有没有能力主宰世界呢？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不敢回答这个问题，甚至孟德斯鸠也不否认上帝的存在，只是认为上帝既不能任意地创造一切，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一切，上帝只能根据一定的规律办事。

人社会哲学的集大成者是德国哲学家尼采。

1882年，尼采出版《快乐的科学》一书，在《疯子》这一篇中，尼采借疯子之口清晰地表述到：“上帝死了！上帝真的死了！是我们杀害了他！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