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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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
随着就业机会和工资情况的变化，美国公众对‘妇’‘女’就业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改变。30年代，至少有6项关于‘妇’‘女’参加工作的调查报告表明，支持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人不到1/4；1960年的全国调査表明，咯多于1/3的丈夫支持他们的妻子参加工作；到了80年代，差不多有2/3的男‘女’认为，‘妇’‘女’为自己的事业奋斗，比支持他们丈夫的事业更重要。
即使在日本这样十分男权的社会中，人们对男‘女’‘性’别角‘色’分工的观念也在起变化。据日本余暇开发中心1975年在东京的调査，有53.5％的家庭主‘妇’对男子工作挣钱，‘女’子‘操’持家务的传统观念持否定牵度；有35.1％的主‘妇’并不认为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妇’‘女’的天职，必须由‘妇’‘女’来承担。一项1980年的调查也表明，只有29的‘妇’‘女’赞成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当然日本‘妇’‘女’对于作家庭主‘妇’的愿望比起西方‘妇’‘女’还是强烈得反映了有关国家‘女’‘性’对男‘女’‘性’别角‘色’分工的态度，从中可以看出，在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中存在着一条明显的界线：东方人对丈夫外出工作，妻子守家的态度虽有不同，但赞成和比较赞成的都在50％以上；西方各国却都只有10％至20％多。由此可见，影响‘女’‘性’就业观念的因素中，社会和经济体制的影响较少，文化的影响较大。
《中国‘妇’‘女’》在1989年做过一次对城市‘妇’‘女’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有61.1％的人认为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模式是不合理的。在‘女’人应该参加工作还是应该回家带孩子，做家务这一问题上，81％的被调查者回答应该参加工作；只有一部分人认为‘女’人应回家。其中‘女’‘性’选择工作这一答案的占85％；男‘性’占73％；‘女’‘性’选择回家的仅占7％；男‘性’占13％对于如果丈夫收人能维持家庭开支，妻子该作怎样的选择一问，仍有75％的回答工作。对于如果社会承认干家务带小孩是一种社会必要劳动并通过某种方式付给报酬，你将如何选择这一问题，仍有的。7％的人选择出外工作。由此可见，养育子‘女’的社会价值不被承认并不是‘女’人想外出工作的唯一原因，社会上的工作已成为‘女’人生命价值和生活方式不可分割的内容，已经成为她们自我的一部分，如果让她们脱离社会劳动，她们的这部分自我就不能实现。
北京、广州和香港三地‘妇’‘女’就业意愿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北京‘妇’‘女’在无经济必要的情况下工作意愿最强烈，广州‘妇’‘女’次之，香港‘妇’‘女’工作意愿最弱，但是完全不想工作的都在10％以下。换言之，90％以上的‘妇’‘女’参加工作有着经济以外的动机。
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妇’‘女’的就业权利受法律保护，就业还是不就业要凭她们的意愿，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可以剥夺她们的这一权利。当然，虽然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但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实现这个权利；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使用这一权利。‘妇’‘女’既然有就业的权利，当然也有不行使这一权利的自由。对于那些不想出来工作、选择作太太、也能够作得太太物质基础和‘精’神需求都能得到满足的人，大可不必动员她们出来就业。作出就业与否的选择毕竟是她们的权利。除此之外。为了解决就业压力，完全可以考虑男‘女’双方一方从事社会劳动，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但是回家的不一定是‘女’‘性’，也可以是男‘性’。
关于‘性’别气质问题
长期以来，在‘妇’‘女’运动中一直有两种主要的倾向，一种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相似之处；另一种是强调男‘女’两‘性’的相异之处。这两种倾向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为此将‘女’权主义者划分为要求平等者和强调特‘性’者两大类，并将‘妇’‘女’运动中的这两大类概括为人‘性’‘女’权主义和‘女’‘性’‘女’权主义。前者主张‘妇’‘女’应当发展其人‘性’，这一发展与‘性’别无关；后者则主张‘妇’‘女’应当发展其‘女’‘性’。前者强调男‘女’两‘性’的共‘性’和平等；后者强调‘女’人应保持和发扬自已的持‘性’。前者要求对男‘女’同样对待；后者要求对‘女’‘性’的特殊‘性’质和活动加以持别的对待。前者强调‘女’‘性’应当享有同男‘性’相同的地位；后者则强调‘女’‘性’特异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应当起到的更大的作用。强调平等的‘女’权主义者如斯坦顿，否定‘性’别的差异，而强调特‘性’的‘女’权主义者如亚当斯则认为差异的存在对‘妇’‘女’不是不利条件，而是有利条件。
历史学家将‘妇’‘女’运动第一次‘浪’‘潮’中有关男‘女’两‘性’的同异之争做了‘精’细的划分：从1848年至190年，主要的思‘潮’是强调男‘女’的共‘性’；从9世纪96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则转而强调男‘女’两‘性’的差异和个‘性’，其主要表现形式是对母‘性’的公开讨论，强调‘女’‘性’的生理能力主要指生育能力影响了‘女’‘性’的‘性’袼、随后，‘妇’‘女’运动分裂为同与异两大阵营。一部分‘女’权主义者主张男‘女’应当相同，她们不愿生养孩子，追求个人机会与兴趣，接受法理社会的原则；与此相反，那些主张男‘女’相异的人则接受礼俗社会的原则，强调传统‘女’‘性’角‘色’，不赞成‘妇’‘女’就业，主张在家内争取‘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地位。如果从历史演变的大趋势来看，在‘妇’‘女’运动的早期，比较强调的是同，是男‘女’平等，‘妇’‘女’运动的目标是去争取男‘性’已有的权利，要求去做男‘性’所做的事情，自70年代以来的‘妇’‘女’运动转而强调男‘女’的差异，去争取的是‘妇’‘女’的解放，‘妇’‘女’持殊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男‘女’平等。这是对一个多世纪‘妇’‘女’运动最粗咯的概括，是‘妇’‘女’运动总的走势。
‘妇’‘女’运动内部关于两‘性’的同与异的争论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抽’象的哲学层而，其争论焦点是男‘女’两‘性’基本‘性’质和‘性’格特征之异同；第二个层面是功能主义层面，其争论焦点在于男‘女’两‘性’是否有或应该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与功能；第三个层面是体制层面，争论的是‘女’‘性’是否应当在制度和立法上争取到与男‘性’不同的待遇。
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曾引用过美国一位参议员在1866年发表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如果给‘妇’‘女’以平等权利，就会毁掉她们那种十分温顺柔和的天‘性’，正是这沖天‘性’，使得她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动‘乱’和斗争退避三舍，绝不参与，她们有比别人更崇高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在静处幽居之中造就未来男子的‘性’格。她们的使命是在家里，当男人从生活的斗争中回到家里来后，用她们的奉迎和柔情去抚慰男人‘激’动的心，而不是自己投身进去，在生活的斗争中火上浇油：那些老式的保守主义者对争取‘妇’‘女’財产权、就业权和选举权的‘女’权主义者痛心疾首地说：看来她们对自己失去‘女’‘性’待征还不满足，她们还想让全国每一个‘女’人都失去‘女’‘性’持征广还有人给那位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席州立法会议的‘女’‘性’格里凯姆写信说‘女’人的能力就是她对别人的依附，正如葡萄藤，其力量和魅力就在于依附棚架，将一串串果实半遮半拖，如果葡萄藤也想像榆树那样，绿萌盖地，自由自在，那么，它不仅结不出果实，还会落人尘土，丟尽脸面：弗里丹批判了那种以科学面目出现、实质是歧视‘妇’‘女’的伪科学，她引了一段这种沩科学的典型观点：所有的观察资料都表明了这祥的事实：理‘性’的‘妇’‘女’是男‘性’化的，在她身上，热烈、直觉的知识屈从于冰冷无益的思想。社会心理学上的规律是这样的：‘妇’‘女’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性’生活失调；在同一组‘妇’‘女’中，‘性’生活失调越严重的人，生的小孩就越少她们不仅在生孩子方面，还在‘性’快感方面，都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特征。
弗里丹在她的书中还批判了弗洛伊锒对‘女’‘性’心理的错误概括，其矛头主要指向关于阉割情结和阳‘具’羡慕的观点。弗里丹对弗洛伊德的批判颇有道理，理由如下：第一，认为男‘性’比‘女’‘性’在身体构造上更完备是言之不能成理的：虽然男‘性’有‘女’‘性’没有的器官，可‘女’‘性’也有男‘性’没有的器官，只是有差异面已，谈不上两‘性’中有哪一‘性’在身体构造上是不完备的，或某一‘性’比另一‘性’更完备或更不完备；第二，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对没有男‘性’‘生’殖器普遍感到耿耿于怀或受到伤害，个别‘女’人会有这种感觉，这是可能的，但同样可以找到个别男人对没有‘子’宫感到耿耿于怀或受到伤害；第三，即使‘女’‘性’真的以为自己比男‘性’缺少一样器官，也没有证据表明‘女’‘性’就会因此而普遍地感到自己处境低劣，因而变得郁郁寡欢。
生育在‘妇’‘女’运动和‘女’权主义思想史中始终占搌着浊特的重要位置，因为生育对于男人来说是暂时的和他人的事情；而对于‘女’人来说，它却是一件长时间的自身的事情。与此一脉相承的是一个较为‘抽’象的回题，即母‘性’的问题。早期的‘妇’‘女’运动认为，‘女’‘性’在共同的人类‘精’神上与男‘性’是平等的，但是在育儿和母亲的社会功能上同男‘性’相异。在争取男‘女’平权的过程中，社会努力可以解决的问题已经剩下不多了，剩下的问题要靠生理学来解决了。因此，‘波’伏瓦和费尔斯通都曾主张，想要实现‘性’别的平等，‘女’‘性’必须要克服生育这一特殊‘性’。
这一观点的极端不现实使得许多人难以接受。于是，与此相对立的观点主张，‘女’人不应该变得像男人。这种观点来自两个方向：反‘女’权主义的方向和赞美母‘性’的方向。前者希望‘女’人要有‘女’人样子，所谓‘女’人样还是传统中的温柔驯顺的那一套；后者则认为，西方文化中有一种对‘肉’体的深刻的仇恨与恐惧，应当反其道而行之充分肯定和赞美‘女’人的身体及其繁衍和哺育的能力；赞美‘女’人的爱和平和关心他人，反对男‘性’的好斗和自‘私’自利。结果引起了同与异之间的长期论战。在这一论战中，以‘波’伏瓦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站在相同即平等一边；‘激’进‘女’权主义站在相异一边，这一论争建立在‘肉’体与‘精’神，自然与文化的两分的基础之上，争论的是二者孰轻孰重是‘肉’体和自然更重要，还是‘精’神和文化更重要。
在男权社会中，男‘女’两‘性’的差异有时被夸大，有时被否认。在‘性’别差异被夸大时，就强调‘女’人的抚育特征和不善于理‘性’思维等特点，使‘性’别的等级制合法化；在‘性’别差异被否定时，就忽略‘女’‘性’的特殊利益和问题，如‘性’暴力、‘性’騷扰和‘女’‘性’对男‘性’的经济依赖等问题对‘妇’‘女’的伤害。长期以来，‘妇’‘女’所面临的选择或者是被排除在权力机制之外。或者是被同化在男‘性’的‘阴’影里，‘妇’‘女’独特的价值一直难以实现。
‘性’别与气质
主张两‘性’气质不同的人们对男‘女’的特质做了大量的区分和概括，例如：科学对诗意；活力对和谐；力量对美丽；智力对爱情；理‘性’对‘浪’漫等等。作这种划分的人们并不一定持有孰优孰劣的观点，他们当中有些人认为二者只是角‘色’不同，价值是相同的；另一些人则为两‘性’的不同气质陚子了或高或低的价值。
这场关于两‘性’气质的旷日持久的论争在哲学层面集中在以下几对概念上：
第一是关于感情与理‘性’的区分亦有‘浪’漫与理智的概括方法八在感情与理‘性’的问题上，西方文化中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女’人天生富于感情，缺乏理‘性’，缺乏逻辑思维的能力。奥托威林杰的著作《‘性’与‘性’格》项有代表‘性’，他说：‘女’人根本不懂人必须根据原则行动的道理，由于她没有连续‘性’，她体会不出对她自己的思维过程进行逻辑佐证的必要，她可以被认为是逻辑上神志不清的。他首先将‘女’人等同于‘肉’体，继而又将其等同于无意识的‘性’‘欲’，最后等同于消极被动的兽‘欲’。芙国耽治家切斯特菲尔襌曾说：‘女’人只是长大的孩子，她们有着娱人的口舌，有时显得机灵，但却没有实在的理‘性’或理智事实上她扪只有两种情感：虚荣和爱情。
在‘妇’‘女’运动内部，有些人比较强调理‘性’，例如米尔和沃斯通克拉夫特；另一些人如福勒妨明加则更强调‘浪’漫。然而，极少有人能够对感情一理‘性’这一划分本身提出挑战。直到后现代‘女’权主义出现后，这一状况才有改变，‘女’权主义者认为，‘浪’溲主义和‘浪’溲文化已经成为加强‘性’等级分层秩序的文化工具，其中包括‘色’情主义，‘女’‘性’的‘性’的‘私’人化和美人理想对‘女’‘性’的压抑。
第二是关于自然和文化的‘性’别归屑。很多人相信，‘女’‘性’更接近自然，男‘性’更接近文化。理由有：‘女’人的‘肉’体看去更接近自然。‘女’人的社会角‘色’更接近自然；‘女’人的心理更接近自然。不同意这种划分的人们则反驳说：‘女’人并不比男人更接近于自然，男‘女’两‘性’都是有意识的，也都会死去，没有什么现实的证据表明一种‘性’别比另一种‘性’别更接近自然，或更远离自然。
第三是关于哺育‘性’的问题。人们容易把哺育‘性’同‘女’‘性’联系在一起，认为由于‘妇’‘女’的生育和晡‘乳’活动，使她们具备了一种养育的特‘性’，并使她们更乐意从事养育‘性’职业，如护士、保育员等。但也有人提出，虽然生育的功能把男‘女’两‘性’分开了，伹是这个因素对于两‘性’从事职业的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例如，在西方社会中，医学主要是男人的事业，伹是在前苏联，它主要是‘女’人的事业；在欧洲，农业主要是男人的事业，在第三世界国家，农业却主要是‘女’人的工作。尽管如此，人们注意到，有些差别是跨文化普遍存在的，例如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别；‘女’‘性’较多地照顾孩子；以及男‘性’的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现象等。
第四是关于攻击‘性’问题。人们总是把攻击‘性’与男‘性’联系在一起，把柔顺与‘女’‘性’联系在一起，当人们衡量男人时，所甩的标准是强壮、粗犷、能子、自信；当衡量‘女’人时，所用的标准则是娇小、细致、软弱、体贴、美丽、优雅等。还有社会生物学家试图从进化论角度来解释男‘性’的攻击‘性’，他们是这样提出何题的：为什么多数动物的雄‘性’比雌‘性’身体大、较有攻击‘性’？这是雄‘性’动物为了获得与雌‘性’‘交’配的特权而在自己‘性’别中开展竞争的结果雄‘性’搏斗，雌‘性’选择。攻击‘性’适合于雄‘性’的竞争，所以攻击‘性’是‘性’‘交’选择的产物。